1703281610
1703281611
人们从这些评论中听到的部分内容是宏观经济学概念上的革命，即将形成所谓“凯恩斯主义”。这个观点认为不加管理的市场经济的膨胀—崩溃循环过程可以通过连续的、精心调整的公共投资来克服。它在1930年代的许多地方发酵，从斯德哥尔摩到新政的华盛顿，虽然是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做出了最深刻的理论阐述，并在国际上大力推销这个观点。[964]保持国家总体开支和需求可能是政府管理最重要的任务，这一观点进入1930年代后期的经济辩论中，成为对社会政治的一种让人目眩的简单化表述。人们不需要像新政初期疯狂的兼收并蓄一样同时做各种事情。人们不需要过分担心哪些商品在市场上或者市场外，甚至不需要操心在这个深刻混合性的体制哪里可以划出这样一条线来。需要关注的是一个关键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总体性的投资和需求上。
1703281612
1703281613
在1938年，当他们说服罗斯福尝试扩大开支来摆脱当年经济急剧的颓势时，罗斯福政府中只有一小撮亲凯恩斯主义分子。凯恩斯和罗斯福四年前的著名会面让两人都感到困惑和失望。但是随着战争经济因为政府采购而活跃起来，比任何专家能想象到的更多的商品纷纷涌现，凯恩斯式经济管理的信条很快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在哈佛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的影响下，“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很快沉浸在新范式中。既然正确地理解了它的作用，已经空荡荡这么长时间的市场经济聚宝瓶又准备释放财富了。到了1945年，亨利·华莱士承诺提供六千万就业岗位，不是通过计划或者控制而是持久和充分需求的神秘力量产生的。在把新进步信条思想线索结合起来的战后自由主义研讨会上，塞莫尔·哈里斯提出了这样的教训：“现代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保持需求稳定。”[965]
1703281614
1703281615
在左派“社会凯恩斯主义者”（关注自动的公共工程和公共开支调整）和右派“商业凯恩斯主义者”（更狭隘地把中央政府看作有利率意识的中央银行）之间，经济辩论到1940年代初期还远没有结束。许多商人对于总体经济管理的整个模式表示深刻怀疑。《新闻周刊》商业专栏作家反对说，充分就业的承诺意味着“经济法西斯主义，没有别的”。《纽约时报》编辑认为只有“极权主义”经济管理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对它辛苦拟出一个凯恩斯公共投资项目的回报，国会在罗斯福发表报告六个月后关闭了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但是，塞莫尔·哈里斯的进步合作者仍然有众多公共目标和工程：更多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改善健康、住房和教育；大众工作项目。根据国家的总体公共和私人开支账本的要求，这些工程中的每一个都准备好吸收所需要的额外投资。但是现在社会需要处于第二位。贝弗里奇道路上的巨人只是附带事件，首要命令是开支本身。[966]
1703281616
1703281617
所有这些新吸收的观念加入到美国人对《贝弗里奇报告》的理解中来。他们的眼光集中在增长的前沿，总体需求管理的鼓吹者很少掩盖他们对贝弗里奇专注于贫困问题的恼怒。在他们看来，“全国的最低生存保障”言论本身就表达了错误的信息。实际上，贝弗里奇自己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中完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就很快显示，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内在矛盾这种概念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错误的。贝弗里奇和凯恩斯是朋友，也是相互从对方吸取观点的合作者。在最低生存保障和工作之间、风险保险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矛盾。美国人拿来和贝弗里奇诺言作对比的管理下持续增长的“美国式”诺言，显然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斯德哥尔摩经济学家作为“凯恩斯主义者”的时间和凯恩斯本人一样长，比凯恩斯的美国新信徒时间更长。凯恩斯主义在1940年代就像贝弗里奇主义一样是拥有国际影响力的观点；在战后北大西洋经济体中很难找到不以某种方式同时吸收这二者的社会政治蓝图或者福利国家设计。
1703281618
1703281619
美国人贬低“贝弗里奇计划”显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影响力上，它们更简单、更原始、更持久。欧洲人可能谈论凯恩斯主义倍数效应和持久经济增长，但是让欧洲人穷困潦倒的战争却让美国人大发横财。1939年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战争能够带来如此大的财富差异。但是到了1945年，曾经是北大西洋进步纽带存在基础的经济可比性已经遭到破坏。1940年代美国人对英国的报道集中在这一点。《国家》的伦敦记者在1945年初报道说，英国是个“陷入极端贫困”的国家，“口号仍然是‘紧缩’，这个词是典型的委婉语，概括了把民用经济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的整个过程”。一年后，英国“仍然破败，路面坑洼不平，人民营养不良”。英国虽然不是“奄奄一息”，如许多报告所说的那样，但它在定量配给的食物和燃料中蹒跚前行（面包配给持续到1949年，肉类配给持续到1954年），各种消费品都处于紧缺状态。英国非常贫穷，德国就更贫穷，它在战后能够活下来全靠胜利者的慈善救济。[967]
1703281620
1703281621
美国本土也存在牺牲：汽油定量配给、自己种庄稼的“胜利花园”、废金属回收运动、（比从前多得多的美国人需要交的）联邦收入所得税。但是在总体上，国内经济牺牲不大。国家的希望拥挤在脆弱的、同一个救生艇上的敦刻尔克经验不是美国人的战争教训。部分因为政策制订者的设计，但是更多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让美国摆脱了战争的巨大破坏。欧洲人的大灾难让美国人发了大财。战争在美国本土的教训是充裕的工作岗位和丰盛的食品柜——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如果由足够大的力量来推动，得到足够好的管理，就能够大量生产出枪炮和黄油。1945年世界总体物质生产中的一半出自美国工厂，五年后，世界货币储备中的一半仍然位于美国。从前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这样主宰世界，而欧洲的灾难给予美国这个经济机会。在战争结束时，世界暂时只有一个经济大国，那就是美国。[968]
1703281622
1703281623
在这样程度的不平衡状况下，从柏林到旧金山贯穿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共同经济、共同社会问题、共同社会风景这种旧观念无法持续下去了。欧洲受到重创，陷于贫困。它的社会政治需要不再是美国的需要。美国进步人士在贝弗里奇主张中看到的失败主义氛围、他们自己心中产生的增长与“保障”间的新鸿沟、对市场经济前景的重新拥抱，都与这个起点有关。英国人因为厌倦了战争牺牲，可能把贝弗里奇主义当作希望的代名词，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甚至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它渗透出太多的局限性和贫困。生存经济是旧大陆的问题，20世纪最著名的这个社会政治文件从根本上说不是美国的事情。在战争造成的巨大变化中，美国进步人士重新获得了自己神赐天命一样的希望。
1703281624
1703281625
1703281626
1703281627
1703281629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例外主义的重生
1703281630
1703281631
“贝弗里奇计划”并非在大西洋跨越中沉没的第一个未来蓝图。大西洋进步纽带一直存在失败、挫折、错过的时机、中断的交流等所有问题，但是进步刊物的敏锐的读者不会看不出起作用的更大模式。不仅仅是《贝弗里奇报告》对美国人来说无关紧要了。作为社会政治试验，英国本身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在这点上，西欧的民主也是如此。1930年代被用滥的海外模式在1940年代分崩离析。这次再也没有按原来模式恢复的可能性了。
1703281632
1703281633
纽带解体的讽刺色彩在于，它结束时美国人恰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卷入欧洲事务。1945年美国军队进入元气大伤的欧洲，紧随其后的又是大批的平民专家来维持、管理和美国化。在西德，美国占领军政府就像在白板上一样写出了18世纪权力监督和制衡的结构：联邦政府架构、独立的司法系统、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两院制中央政府、一部成文宪法。在社会立法方面，美国当局除了设置路障防止经济国有化，帮助恢复和合理化德国社会保险结构外，没有多大兴趣。与英国、法国在德国军事占领区的同行不同，美国人让德国人自己重新规划德国城市。但是即便美国管理者行动克制，战前关系的颠倒还是不可忽略的。[969]
1703281634
1703281635
战后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入侵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很早就在外国预告过的。“马歇尔计划”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而且带来大量的经济学家、文化专员、美国情报机构管理者、中央情报局官员来监督他们的投资。“马歇尔计划”官员支持成千上万的法国企业界和劳工界人士到美国访问，通过访问日程安排影响他们，旨在推广美国处理劳工关系、消费市场和生产的方法。美国消费品的巡回展览到了法国偏远乡镇，美国资助的电台把美国汽车生产的细节带给奥地利家庭。口香糖、电影、广告、可口可乐，美国商品渗透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哈罗德·拉斯基总结战后秩序时说：“美国像个巨人一样控制了整个世界。”不管从大的方面还是从小的方面，欧洲突然变成美国人的了。[970]
1703281636
1703281637
或者说几乎成为美国人的了。随着热战被冷战替代，把世界重新塑造为美国苏联激烈对抗的战场，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亲密地和欧洲历史交织在一起。欧洲政治的每个变化突然之间都具备了地缘政治意义。西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这么多美国人仔细研究。不过他们不再是寻求教训，如保罗·凯洛格曾经说过的从旧大陆的经验中寻求“前进的号令”。美国人在1940年代后期把欧洲的民主社会置于美国经济和军事保护之下，从而重新塑造了欧洲的重要性。在冷战两极对立状态下，巴黎、伦敦和柏林不再是美国人想象力的核心。欧洲成为被争夺的场所，是客户的大洲，是美国与苏联的中间地带。即使美国进步人士在海外也很难看到他们自己和二元对立面苏联人之外的其他内容。
1703281638
1703281639
简而言之，战争和战后危机的持久影响不仅是力量的移位，而且是思想的移位。美国进步人士不再是眼睛紧盯着西欧竞争者向未来前进，他们不再想象自己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国家”进行竞赛——更少担心落在别人后面。现在这些比喻本身已经成为无比遥远的天真时代的一部分。20世纪后半叶的用词更加不客气，美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是非常清晰的。
1703281640
1703281641
几乎相隔五十年的两次政治大旅行说明了这样的对比。像1905年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一样，1953年艾德莱·史蒂文森是被打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望通过海外旅行休息一下以便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布莱恩和史蒂文森都进行了从东京到伦敦的环球旅行。两人的活动都是公开报道的，布莱恩和赫斯特报业签订了合同，史蒂文森被来自《瞭望》杂志的随行摄影家和记者包围。两人都知道使命的语言：在布莱恩是西方基督教，在史蒂文森是西方自由。两者中间，史蒂文森的背景有更多国际化色彩。他在12岁时就开始了第一次大旅行，此后跨越大西洋很多次。但是在冷战时代进步政治的目光向内的全球主义影响下，史蒂文森报告的视野就狭隘得多了。
1703281642
1703281643
布莱恩的世界是兼收并蓄的大橱柜，它的架子上堆满了有用的和有趣的东西。而史蒂文森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和“折磨”、责任和“负担”，它的每一个侧面都把想象力压回美国的特殊命运上。史蒂文森的世界不是可以使用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仓库，不是环绕世界的一连串“外国试验站”。从那里没有亨利·劳埃德曾经说过的进步思想“沙拉”等待制作。它是美国人不能回避的“领袖考验”，要准备肩负“伟大的最艰巨重担”的领域。在英国的布莱恩为1906年自由党的胜利而欢欣鼓舞，非常热切地渴望看到英国经验能够对“自然垄断”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而史蒂文森的英国没有让美国命运的特别重担得到暂时减轻。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史蒂文森，美国人“拯救了世界”，这个胜利让他们像阿特拉斯巨神一样肩负起世界的重担。在“这个世纪中叶的考验中”，所有的问题都汇集成一个：“我们[美国人]如何承担起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971]
1703281644
1703281645
在新发现的雄辩力和紧迫性面前，沿着进步跑道一同比赛的说法让位给了例外主义的天赋、例外主义的责任、例外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以及例外主义的美国独特历史等言论。1950年代初期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深深卷入弄清这些问题的研究中。[972]从前的政策对比问题似乎不值得再提出来，因为答案如此明显，上帝为世界成员提供的牌的差别是如此分明。对于美国多数进步人士来说不存在从海外学习社会政治经验的问题了，也没有需要克服的落后状态了。自我参照的百叶窗再次关闭，因为美国人重新把自己当作世界历史的例外。让美国人深深卷入欧洲事务的战争出乎意料地把美国完全孤立了起来。
1703281646
1703281647
北大西洋经济体进步纽带的解体并没有让进步政治停下来。在1940年代美国已经启动的政治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很长一段时间。罗斯福的反对者迫切渴望关闭新政残余，而劳工团体和进步思想的民主党人试图扩大其规模，在这种斗争中美国社会政治保持着足够的能量，人们不会马上注意到更广泛的、跨越国界的参照物正在消退。哈里·杜鲁门在1948年竞选时，不仅誓言在欧洲采取对苏联的强硬政策，而且提出了对新政承诺的新延续：社会保障的扩展、新政启发的全国健康保险项目、大规模住房建设项目、新的公共电力工程、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农业的长期性价格支持、农村电气化推广、劳工谈判权利的增加等。这些议题还进入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项目，并且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继续影响社会政治的辩论。[973]
1703281648
1703281649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美国进步人士不再公开谈论欧洲比喻和欧洲纽带。在1940年代后期国会关于住房立法的听证会上，指代欧洲的内容就缩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在1949年关于医疗保险的国会听证会上，进步人士支持者拒绝对国际间的对比表态。相反，在1939年《社会保障法案》修正案的听证会上，仍然充满了对欧洲经验的引述。政府的“社会保障顾问委员会”主席道格拉斯·布朗当时在众议院听证会上提供了世界社会保障条款的图表，还有一份英国保险印花簿，他希望很快将在美国实施。在1950年代的社会保障听证会上，唯一一个较多依赖大西洋背景的证人是抱怨连连的前社会保障管理局雇员马乔里·希伦，他声称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珀金斯在美国实施社会保障的阴谋最初起源于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小集团。[974]
1703281650
1703281651
希伦只不过是拥有逼真想象力的新闻通讯作家。但是随着冷战进入美国国内政治，主张维护上帝赐予的、未受污染的美国方式的人获得了强大优势。当社会保障管理局1947年选择持同情态度的调查者汇报新西兰健康保险的经验时，国会保守派人士提出警告说，这是对医药社会化的“莫斯科政党路线”的认可。劳工进步人士的健康保险游说活动被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前线。本人也有相当社会政治野心的共和党人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指控说，1946年的《充分就业法案》是起草者直接从苏联宪法中挪用而来的。对那些担心国家的社会力量的人来说，冷战添加了特别迅猛有力的策略优势，让谈论落后和不足的言论承受更高昂的政治风险代价。[975]
1703281652
1703281653
当然，不是所有的战后美国进步人士都变成例外主义者。从历史上看，劳工世界比中产阶级的改革世界更加国际化，在战后与国际社会政治纽带仍然保持着交错的关系。冷战地缘政治让美国工会人员和他们在政府的资助者深深卷入欧洲的劳工事务，不仅重新扮演1918年和1919年塞缪尔·冈珀斯的耀武扬威，而且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国内后果。鲁瑟兄弟是欧洲场面上的主要人物，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宣扬美国生产方式的福音。英国《每日先驱报》在沃尔特·鲁瑟的一次年度旅行时，称他是“希望的吹笛手”，是“美国梦和……空前富足时代到来的”福音传道者。1951年，作为“马歇尔计划”政治的比较有趣的转变之一，维克多·鲁瑟帮助为试验工厂输送工会基金，向满心狐疑的法国人展示美国的生产技术和劳工关系技能。但是鲁瑟兄弟也是欧洲风格的社会工团主义的主要宣传渠道，工团主义凭借与海外社会民主政治有意识的密切关系、国内消费者和信用合作社的坚实基础、体育和娱乐中心、教育项目、政治野心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产业工会联合会找到了家。[976]
1703281654
1703281655
专家们在战后也重新建立起国际纽带。在新成立的联合国机构体系中，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在专家和政策专家的国际聚会中，各种观点仍然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而传播交流，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货币政策。1945年后的世界在思想上比伊利和布莱恩时代更小了，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信息的获得更加快捷，相互往来更加方便。在对中欧社团主义工业计划、瑞典经济政策、欧洲大陆土地规划技术等不断变化的兴趣中，大西洋进步纽带的传统动力构成美国社会政治场景昙花一现的复兴。即使在例外主义政治的高潮时期，所维持的国际社会政治纽带也比政治舞台公开表现出来的更多。
1703281656
1703281657
但是随着美国控制世界而欧洲社会民主的财富大幅度减少，随着冷战政治中使用外国经验的危险增大，随着在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新的例外主义文献的迅速增多，随着市场产生物质极大丰富的奇迹（当时看来似乎是美国独有的），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确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已经不如从前了。北大西洋进步纽带的主要机构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被取代。约翰·安德鲁斯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亚伯拉罕·艾普斯坦的美国社会保障协会到了战争结束时随着创始人的去世而关闭。凯洛格的《调查》在1952年停止出版。芒福德和鲍尔继续为他们的事业奔走呼号到1950年代初期。但是战后都市政治的主要语言是纽约市规划沙皇罗伯特·莫斯的，他把芒福德贬为“坦率的革命者”，蔑视“根本不属于这里”的外国观点。[977]
1703281658
1703281659
下一代进步人士开始工作时根本就没有了前辈对欧洲那些强烈和反观性的感情。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欧洲社会政治复兴产生了五六个可以输出的福利国家模式，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却比早期的社会政治试验小多了。当美国的战后社会政治开始沿着自己的道路向福利国家条款和妥协迈进时，已经不再有积极的、相互联系的游说人士提出那些来公开辩论，或者询问美国做法哪些与其他国家先例不同之处是聪明的，哪些是不聪明的等问题。有的只是例外主义者的、扩张的美国和“奄奄一息”（虽然从来没有死亡）的欧洲两极对立的言论。
[
上一页 ]
[ :1.703281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