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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无法预知，因此，天下体系的“词典”也保持其开放性。这里所讨论的天下体系词汇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古代天下体系的基因，但这些古代思想基因都在当代问题里被重新叙述而被赋予新义。这意味着，如有新天下，也不同于古天下。关于新天下，许多海外学者有个疑问：假如未来世界真的成为一个天下体系，将是谁的天下？谁的秩序？会不会通向中国霸权？换句话说，虽然天下体系在理论上考虑的是世界利益，但其中是否隐含着中国对世界的统治方案？正如William A. Callahan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天下体系可能是“中国治下之和平”（Pax Sinica）。Callahan质疑道：“赵汀阳指出西方以牺牲他者的利益而推广其特殊的世界观，这个批评很有道理，可是，他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难道他不是试图把特殊的中国概念推广至世界？”[283]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被纳入天下体系”[284]。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想说，尽管天下概念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概念，但它的意义属于世界，就像人权概念来自欧洲，但属于世界。关于“不愿意被纳入天下体系”的问题，Callahan恐怕混同了天下体系和现实中国，他相信，今天世界上许多民族或国家就并不愿意被中国统治。这个判断显然为真，却是个文不对题的无效证据。今天的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是天下，针对现代中国的疑问不能用于质疑天下体系。我对天下体系的论证试图说明：（1）天下体系是属于世界的，而不属于某个国家。（2）天下体系是开放性的，是对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普遍邀请。（3）更重要的是，天下体系试图创造一种普遍互惠的存在关系，使世界共同利益和共享利益大于排他利益，从而使得加入天下体系的吸引力大于拒绝天下体系的算计。当然，假如未来果真形成一个满足理论要求的天下体系，也未必每一个国家都愿意加入，所谓人各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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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未来是谁的天下，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最多给出一个博尔赫斯式的回答：未来是时间的分叉路径，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可是这个回答显然令人不满，因为这不算是个答案。这个问题真正问的是，我们应该期望谁的天下？不过，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无法期望“谁”的天下。这是一个或多或少被现代思维模式所误导的问题，按照现代政治的逻辑，似乎必须有某个最强的国家或民族在世界竞争中最后赢得胜利而建立一种支配世界的秩序。这个现代的想象即使在今天的条件下也已经变成幻觉了，在未来世界里恐怕更是幻觉。正如前面讨论过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权力正在失去实权，而另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权力，即系统化权力，正在以全球系统化的方式逐步支配和控制多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化权力非常可能在未来拥有世界政治的实权，而国家只是拥有权力的代理权。未来世界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霸权体系，而是国家霸权体系的终结，因此——说到这里已经属于猜想了——新天下体系更可能是建立在各种全球系统之上的统一监护和监管权力，特别是对全球统一的金融系统、全球共有的互联网和全球共享的技术系统的世界整体监护—监管权力。古代天下体系（周朝）是由宗主国监护—监管万国的网络体系，按照这个制度基因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演变逻辑，新天下体系有可能是一个由世界共有的机构来监护—监管各种全球系统的网络体系。可以想象，新天下体系不可能属于某个国家，而只能是所有国家（或权力）共有共享的世界权力。这应该是一个最为理性的政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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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略加讨论另一个不容易讨论的问题：古代天下体系的礼乐制度是否能够成为新天下的一个基因？古代天下体系的设计者周公除了创制了分封制（分治一体的世界政治制度），还创制了礼乐制度。前面我们只是非常简短地讨论到礼乐而没有多加解释，因为礼乐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不属于世界普遍制度的问题。古人已经考虑到了天下体系是普遍的而礼乐制度是特殊的，因此否定了礼乐的普遍推广，也就是“礼不往教”原则。据说周公参考了夏商两代的文化得失而创制了代表了古代中原高尚生活方式的礼乐制度，作为天下万国的可供借鉴的文化榜样。就是说，周公将礼乐定位为文化榜样，可以被自愿模仿学习，所谓“来学”，却不能强加于人，即不能“往教”。在此可见周公对普遍原则和特殊制度的把握自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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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提及有关礼乐的一个题外问题，虽不属于世界制度问题，但事关世界的精神性。“礼”意味着对不同的事、人、物分别给予不同的礼遇，即以不同方式去尊重不同的存在。荀子将礼定义为“分”，可谓精准。对不同的存在（人、事、物）的不同礼遇之道具有复合的文化性质：伦理、社会等级和美学意义，是生活价值观的一种整体传达。“礼”创造了可分享的相互敬意，但如果缺乏内在精神，礼的外在形式（礼仪）便不成敬意，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85]便是此意；至于“乐”，并不限于音乐，而是意味着赋予一切经验某种可分享的美学表达方式，以可分享的美学方式去表达经验，意在使任性纵情的经验收敛为对情感的敬意或尊重，同时也是对分享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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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创制礼乐的深意或许就在于通过创造对生活细节的敬意而创造生活的神性，通过使一切事物具有神性而使整个世界具有精神性。万物的神性并非来自神，而来自生活的严肃性。这一点与《周易》思想是一致的：自然万物以其变化而向人传达神圣的消息，因此万物都值得尊重，而尊重万物就是尊重天地，就是人道与天道之一致，人的生活也因此具有神性。只有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具有神性，生活才具有意义。假如流逝的生活不能在自身的消失过程中产生神性，假如神性仅仅属于绝对、永恒、完美的神，那么生活就是无意义的。礼乐正是生活神性的证明，所以孔子才会认为礼崩乐坏是最大的罪恶。一旦礼崩乐坏，人就不尊重一切事物，不敬重万物的尺度，而以人的自由作为万物的尺度，这样必定最终导致取消任何标准，一切经验、情感或艺术就走向放肆、任性、任意，与瞬间性同质，也在瞬间中消失，没有任何意义可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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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只能保证一个好世界，即一个安全、和平、合作的世界，而一个好世界却未必能够保证好生活，即生活过程本身具有意义的生活。好世界只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这本书里，我只限制于讨论天下体系有可能创造一个好世界的理由，却没有涉及世界如何才能够有好生活的问题。在今天这个失去精神性的世界里，什么样的礼乐才能拯救经验呢？孔子当年就一筹莫展。六经中的《乐经》早已不知所终，以至于难以知晓礼乐之全貌。考古学家在古墓中发现过许多古书，却尚未发现《乐经》。《乐经》的失踪或可看作是一个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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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Failed state是美国人的一个见解。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功能上基本失效而导致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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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指于1648年10月24日分别在神圣罗马帝国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威斯特伐利亚区）签订的一系列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签约方包括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帝国、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帝国自由城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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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参见Thomas Piketty: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Paris: Edition du Seuil, 2013.（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译本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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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参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Multitud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中译本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两本书暂无中译本——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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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参见Nassim Nicholas Taleb: Antifragile. London: Random House, 2012.（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中译本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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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参见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和《永久和平论》，见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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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参见我的论文“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载Les Assises de la Connaissance Reciproque, ed. Alain Le Pichon, Paris:Le Robert, 2003.），其中有对哈贝马斯交往对话理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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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罗尔斯：《万民法》，哈尔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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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罗尔斯：《万民法》，哈尔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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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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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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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Stephen C.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Bristol: Polity Press, 2012,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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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Stephen C.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Bristol: Polity Press, 2012,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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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细节请参见本人在《坏世界研究》中的论述：《坏世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00~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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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见本书第一章第七节“天命”中对“绝地天通”历史事件的论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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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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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所谓“依附”，就是指“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参见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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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约瑟夫·奈呼吁美国加强它的软力量以补充其硬力量，尽管美国已经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力量”，但单靠硬力量还不足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参见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约瑟夫·奈
:《美国霸权的困惑》，中译本2002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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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关于美元霸权的论述参见乔良：《美国人为何而战》，见《中国青年报》2011-02-25（9）；《金融与战争：美元霸权与中美棋局》，见《国防参考》2015年第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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