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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代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理论探索，最终都归结到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概念：国家。实际上，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家一直在不断地探究关于国家的各种制度性问题。譬如，什么是国家？国家权力——特别是强制权力——的来源为何？为何国家可以合法征税？为何国家可以把触犯法律的个人投入监狱，并依照法律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为何国家可以组织武装力量并发动战争？国家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制尊严、照顾弱势人群，抑或维护社会安宁、捍卫民族文化传统，还是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在这些不同的目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又应该在政治和政策层面如何取舍？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又譬如，维护现代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础是社会的安宁与秩序——或者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政治稳定。那么对国家而言，究竟什么是最好的途径来保证政治稳定？怎样有效地通过国家机器的运作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现代福利国家在社会安宁与经济效率之间做出了怎样的取舍权衡？国家理论包括了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们每天都在不断探讨的重要议题，也是本书第五讲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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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和市民社会是当代政治学关注的重要领域，这两项议题会在本书第六讲和第七讲中进行介绍。第六讲所介绍的政治参与理论，关注的是普通人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有序参与到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去。政治参与理论研究人们参与政治的原因，考察不同政治参与方式的特征和影响，探讨制约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限制性因素，并对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全球的比较研究。而市民社会，就政治学定义而言是指那些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市场更不属于单个家庭的公共空间。政治学家关注市民社会究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哈佛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曾发现，意大利北部深厚的社区主义传统和活跃的市民社会，加深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纽带，使得民主制度真正地运行起来。[6]然而，另一位政治学家谢瑞·伯曼（Sheri Berman）则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纳粹党上台之前，德国的市民社会也曾十分积极和活跃。[7]但为什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活跃的市民社会不但没有让民主运转起来，反而摧毁了整个民主体系，甚至把世界带入了战争的浩劫呢？今天，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市民社会组织。从旨在拯救环境的环保组织到以扶危济困为宗旨的社会援助机构，从红十字会到动物保护协会，各式各样的市民社会组织构成了政治世界的肌理——那么，如何认识这些组织和公共空间的作用？如何保证它们发挥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甚至破坏性的社会功效呢？这些问题都会在本书第七讲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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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课题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集体性的政治行动。在政治社会中，人民通常通过制度化的管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种政策过程中得到代表。这些制度化的管道往往包括政党、利益团体、政府机构、咨询团体等民意机关，再加上新闻媒体。通过制度化管道表达意见及主张权益的政治通常称为制度化政治。但是，在某些非常情况下，当制度化管道失灵或者不存在，或者管道本身缺乏认受性的时候，人民亦会选择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实现政治、经济或社会层面利益诉求的表达。这些集体行动的形式包括抗议、示威、罢工、游行等，我们将之统称为抗争性政治。随着抗争性政治行动在规模、层次、激烈程度和行动持续性等方面的提升，有的行动最终发展为武装起义或者革命，直接威胁现有国家政权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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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型抗争性政治行动之外，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新形式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或者同性恋人群争取平等权利的全球运动等。这些运动都具备全球范围内的诉求表达、组织建构和人群动员；但它们往往不针对某一特定的具体利益目标，而更注重于表达共同理念、推崇特殊的生活方式或者建立某种一致的社会文化认同。简言之，这些全球化的社会运动旨在“意义的构建”，而非“利益的主张”，所以它们被称为“新社会运动”。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型的社会运动，政治学家们希望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参与抗争性政治行动或社会运动？这些集体政治行为遵循怎样的规律发生、发展和消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促成了抗争性政治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发生？不同的抗争性政治和社会运动在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方面有哪些异同？全球各地的政府应如何更好地应对抗争性政治行为和社会运动？以及如何理解传统抗争性政治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不同？而全球化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本书的第八讲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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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政治认同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在国家的层面上看，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从国际的层面上看，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国家制度和自然社会风貌，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像个万花筒。在多样性的世界里，社会中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往往归属于不同的种族、宗教、国别，拥有不同的文化地位、生活经历、职业归属、性别差异，由此形成个人、人群对各自的身份定位截然不同的认同。这些认同往往会对政治生活起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从非洲一些国家极度暴力的种族冲突和仇杀，到美国部分大学录取新生时采用的针对特定种族的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从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9·11”事件，到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认同的政治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新闻中的最强音符。政治学试图回答：什么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怎样形成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人们的单独或者集体政治行动的方式？同样，这些问题会在本书的第九讲里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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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政治学所讨论的议题范畴可谓包罗万象，其基础理论涵盖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目前，政治学家的研究可以大略划分为三个层次和四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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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层次上，政治哲学家探讨政治的“应然”状态，即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生活、什么是最善的政治、什么是最好的政府体制等终极性的问题。根本而言，政治哲学家讨论的不外乎“我们是谁？”（即关于政治中善、正义等基本原则的讨论）、“我们从哪里来？”（关于政治传统、思想和源流的讨论）以及“我们向哪里去？”（关于最好的政治体制的讨论）这三个人类社会所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政治学家们则着力解释政治的“实然”状态，亦即现实政治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中观理论探讨政治现象、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譬如，如何理解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理解人类群体的集体政治行为？以及如何理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等。在中观的层面上，政治学被分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两个门类。在微观层面，政治学进一步被发展为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学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石，研究政治社会中具体而微的行政行为、政策过程和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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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区分，当代政治学实际上包含了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公共行政学四个主要面向。本书的重点在于介绍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学的主要理论；而国际关系（探讨国与国的关系）、政治哲学（探讨政治的“应然”）与公共行政学都已发展成较为独立的专门学科门类，所以属于这三个分支学科的内容将不会在本书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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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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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主、政权、国家、政党、选举、市民社会、社会运动、政治认同，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词语所指代的，不仅是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政治现象、实体与过程，同时也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范畴。实际上，过去一个多世纪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和演进差不多都是围绕这一系列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在我们逐一了解这些具体而微的研究领域之前，有一个疑问需要首先得到回答，即当代政治学家究竟是如何研究人类政治生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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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的主要工作是解释政治世界，并在对政治世界科学解释的基础上，为改造政治世界提供理论指导。由这些解释过程所发展出来的政治学理论，让我们对政治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加完整、深入，不断缩小着我们未知的空间。科学、可信、实事求是的政治学理论会对政治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的政治活动产生重要的参考或者指引作用，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政治决策、提供公共服务、处理外交难题、组织社会运动。但是，政治学家中的绝大多数本身并非政治活动家，亦非政治运动的领导成员。在这里，当代政治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往往存在着一条被刻意保存的鸿沟，以使得政治学能够与实际的、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保持适当的理论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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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政治学中，不少政治学家的研究是基于实际政治生活素材的。他们通过访谈、问卷、抽样等定性或者定量的手法，从实际政治生活中发现问题、搜集证据、进行比较并做出解释。这些政治学研究被称作“实证政治学”。而另外一些政治学家，并不把自己的研究与某个特定的政治社会联系起来，他们研究的是各个政治社会都会存在的、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和问题。这类问题都是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政治现象中，经过理论的抽象而形成，最后要经过理论的推导形成一定的模型，用高等数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研究这些不与具体国家相关的、普遍性的政治问题的政治学研究，被称为“理论政治学”。理论政治学往往要使用非常先进的数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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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当代政治学中，无论是实证政治学家还是理论政治学家，他们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政治世界中的因果联系（causal relationship）。因果联系是政治学观察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结构，或者说“范式”。正是对蕴含在人类政治世界中五光十色的因果联系的探索，使政治学从早期单纯的“描述性”研究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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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者的区别是相当显著的。一个世纪前，当现代政治学诞生之初，我们这门学科曾主要是描述性的。其时，政治学家的工作重点是宪法学研究，即研究各个政府组织的特点、规范和内涵。当比较的方法被引入后，宪法学研究被扩展为比较宪法或者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即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组织形式进行精确、细致、深入的比较，以扩展人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描述性的学科研究从20世纪初叶起，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然而西方科学主义的发展，使得政治学家越来越感到单纯描述的不足之处。比如，对宪法制度的精当了解，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在特定国家的宪法制度下现实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的状况，更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完全不属于成文或不成文宪法制度的隐形规则、反规则或者无规则。因此描述性的宪法研究在今天看来是极为欠缺解释力的：无论我们积累再多关于宪法制度、各国政治制度的知识，也丝毫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政治稳定、有的国家政治动荡，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成功、有的国家发展失败这些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1912年，当袁世凯政府试图为初创的中华民国制定一部正式宪法的时候，应邀来华担任宪法顾问的就是古德诺教授（Frank J.Goodnow）。古德诺教授是美国政治学会的第一任主席，也是美国政治学比较宪法传统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对欧美各国的宪法制度十分熟悉，但由于描述性的方法所限，使他无法也没有回答为何君主制在英国可以成功得到改革、而在法国则不能被成功改革这样的分析性问题。所以虽然知识丰富的古德诺教授为民国草拟了一个总汇各国宪法特点的宪法草案，却不能因时因地制宜地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供最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宪法设计，留下历史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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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主义的发展，政治学的发展才逐渐走上了实证和科学化的道路。政治学家的功能，从描述性信息的搜集整理，开始逐渐变为探索政治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因果关系。对于实证政治学研究而言，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基本、但贯穿于所有学理探索的关键概念，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构建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元素。举例来讲，我们在不少大众读物上不难看到一个说法，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足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基于因果联系的假说。在这里，“经济发展”为因，而“民主制度”为果。同样地，我们也常常从媒体评论员那里听说，“社会不平等引发革命”。这也是一个因果命题。在这里，“社会不平等”是原因，“革命”是结果。对政治学家们来说，当我们试图研究一个政治现象或者政治过程时，我们首先要假设一些因果联系的存在，然后搜寻实证资料、数据和信息，来证明这种因果联系确实存在或者不存在。通过寻找因果联系来解释政治世界，这就是当代政治学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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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抽象来讲，因果关系就是变量A或变量B如何导致事件C的发生。如下面的公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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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A或因素B→事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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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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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导致”的意思是说事件C的发生可以用因素A或B的存在来得到解释。或者说，事件C的发生依赖于因素A或者B的存在。对于因果关系意涵的哲学和科学主义讨论，远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近则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但在这里，为方便阅读起见，我们只对因果关系进行最简单的定义。政治学家把需要他们解释的现象——即上式中的事件C——称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而把他们用来解释事件C之发生与否的因素A或者B称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自变量为因，因变量为果。当代政治学就是寻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于每一个政治现象——战争、革命、改革、选举等——我们都试图寻找那些导致这些事件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特定方式发生的因素，并通过这样的不断重复观察，估计出所有事件发生的规律，用来预测未来同样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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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学的绝大多数假设或理论，都是以因果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因果关系是人们阐述关于社会政治各种规律性现象的一种最常用的表述方式。譬如说，为什么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够从战后萧条中迅速复苏，并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有的学者认为是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干预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导向促成了其国民经济得以迅速从战后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并成为当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从因果论述的角度来看，在这个理论主张里，“经济起飞”是果，而“有力的政府干预”是因。尽管这个宏观政治经济假设的内涵相当复杂，也并未被学界所公认，但如果将其简化成一个因果关系的表达，就是：“强而有效的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在这里，政府干预就是自变量，而经济发展就是因变量。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关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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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我们所接触到的许多关于政治现象的论断、解释或者预见也都是以因果关系的形式表述出来的。平时人们常常说“穷则思变”。“穷”就是困境，“变”就是变革，因为“穷”所以“思变”，因为政府和政治中治理困境的出现，所以引起体制变革——显然，这个民间智慧对现象的预见就是以因果关系的形式表述出来的。2010年6月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日本记者国谷裕子访问时曾提出：“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8]这里提出的是政治学上一个很经典的因果假设，即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不稳定。实际上，关于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政治学界众说纷纭。根据不同的政治学理论，贫富悬殊、政治文化、经济衰退、政府结构、社会群体构成状况等因素都可以用来充作解释“社会不稳定”这个“果”的不同原因。无论是相对剥夺理论、抗议传统理论，还是制度主义理论或者社会阶层冲突理论，形形色色的政治学理论模型都是在试图用不同的自变量来解释“社会稳定程度”这个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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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学的理论研究都是从因果关系的假设出发，通过大量的、重复的案例观察，来证实或者证伪最初的假设，并得出适当的结论。这样以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数据（案例）来证实或证伪因果假设的政治学研究，叫作实证研究。如果使用的数据（案例）表现为大量的、以数字形式记录的观察或统计所得时，这样的实证研究被称作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如果使用的数据（案例）是较少数量的、通过深入调查得到的文字描述时，实证研究被称作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政治学研究以方法论而言的两个基本流派，但是今天的政治学研究已愈来愈倾向于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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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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