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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寻找和验证因果关系的核心研究方法是比较。实证的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比较政治学，它涵盖了除国际关系、政治哲学和公共行政学之外的全部政治学范畴。那么为什么比较的方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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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谈到，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观察分析，总结出规律性现象，以证实或者证伪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当只有一个案例和一个结果时，导致这个“果”的可能原因也许有很多个；如果没有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引起这个结果的最重要或者最有决定性的原因究竟是哪个或者哪几个。让笔者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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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你的一位邻居突然出现严重的食物中毒状况。虽然经过治疗后完全康复，但是你的邻居非常想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导致他生病？也就是说，他需要寻找食物中毒这件事件中所蕴含的因果关系。为了令我们的思考更简单一些，假设你的邻居可以十分确定致病的食物乃是前一天在家庭聚会上食用的两种食品之一。在聚会上，他既吃了一盘寿司，又享用了一盒可口的乳酪冰激凌。如果你的邻居只将眼光放在他自己生病这个单一事件上观察，他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致使他食物中毒的原因。这时，“比较”——一种有助于分析因果联系的关键方法——就派上用场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他的姐姐也参加了聚会，但她只吃了乳酪，而没有吃寿司——但邻居的姐姐并没有发生食物中毒。通过比较这两个案例，我们发现或许并不是乳酪导致他生病，因为他姐姐也吃了同样的食物却没有发生同样的状况。那么是不是因为寿司的缘故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这时需要引入第三个案例的比较观察。你发现，邻居的弟弟在聚会上并没吃乳酪，而只吃了寿司——他也因为食物中毒病倒了。当我们把三个例子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寿司似乎更像是食物中毒的病因；或者更加严谨地讲：相比于乳酪而言，在寿司这个因素和食物中毒这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可能性更高。回想一下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是遵循怎样的方法得出结论的呢？若只研究这三个案例中（邻居本人、邻居的姐姐、邻居的弟弟）的任何一个，我们都不能得到任何确定答案。因为在食物中毒这个事件中，有不止一个变量存在，而依靠单一案例我们不能排除或锁定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然而当我们的观察样本多于一个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适当比较去排除一些因素，从而得到更具有可能性的假设性理论。在任何试图寻找因果关联的研究当中，“比较”都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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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个与政治学关系更明显的例子。图1.1中统计了1988—2003年间美国纽约市接到的报案数量。在这15年间，1994—2001年是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任期——图1.1清楚显示，在他任期内纽约市的犯罪报案数量有显著下降。因此，朱利安尼根据这一数据宣称，纽约报案数量的下降是因为他所采取的严厉打击犯罪的措施，所以治安状况的好转是他作为市长的功劳。进而在竞选连任的活动中朱利安尼说，只要让他继续当市长，他还会进一步打击犯罪，让纽约变得更加安全。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是否同意是这位朱利安尼市长带来了纽约市犯罪数量的下降呢？很难说，因为我们并不确信。和食物中毒的故事一样，可能引起某个城市报案数量下降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我们只看纽约市这个单一案例，根本无法确切知道究竟是不是朱利安尼市长的降低犯罪的措施导致1994—2001年间纽约报案数量的锐减。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案例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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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纽约市犯罪投诉统计（1988—2003）资料来源：FBI，“Uniform Crime Reports，”as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 of Criminal Justice Data，Online Database：http://www.ucrdatatool.gov/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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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引入其他三个美国大都市——芝加哥、洛杉矶和波士顿——在同一时间段内的报案数量资料进行比较。结果，在图1.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94—2001年朱利安尼担任纽约市长的几年里，实际上在所有四个美国大城市，犯罪数量都是以差不多的幅度减少，尤其是当时的波士顿市长对打击犯罪并无什么兴趣，但在这一时段内，波士顿的犯罪率同样也有大幅下降。通过这个比较我们感觉到，或许朱利安尼错了——他任期内纽约报案数量的下降可能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现象的一部分，而非是纽约市所独有的。而作为全美国的政治现象，可能须由一些全国性的因素——而非某个市长的个人能力——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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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美国四大城市犯罪率比较资料来源：FBI，“Uniform Crime Reports，”as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 of Criminal Justice Data，Online Database：http://www.ucrdatatool.gov/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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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若我们只看一个孤立的案例，实际上是不可能找到可信的因果联系的；通过比较，即使我们仍无法完全确定某个特定的因果联系，但却可以排除一些错误的猜测，并提出更具可能性的因果假设。可供比较的案例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现最正确或最主要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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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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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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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治学家往往遵循不同的研究路径来建立因果联系。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经济解释、文化解释、制度解释三大类别；但在实际工作中，政治学家往往将三者以不同方式混合起来运用。顾名思义，“经济解释”就是主要使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政治现象和变迁的分析路径，“文化解释”则寻求用文化因素来解释政治结果，“制度解释”试图用制度因素来分析政治现象和过程。下面笔者用比较单纯、甚至有些夸张的方式来大致描述这些分析路径，并展示其差异和区别。当然，阅读中必须时刻注意，学者们在进行因果关系研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纯粹用单一的解释路径进行分析，而是使用“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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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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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解释这一分析路径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经济因素是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最终原因。亦即，经济因素是政治事件的主导和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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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基于经济解释路径构建的政治学理论是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近代和现代的工业化是催生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导因素。该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之后，该国的国民财富增加、人们的受教育水准提高、中产阶级（或有产者阶层）逐渐强大、消费主义勃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更具有“现代性”，这些都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而任何国家只要拥有了这些经济社会条件，就或早或迟必然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工业化最终导致民主化，现代化理论认为这是一条单向度的历史道路，亦是一种历史必然。当然，由于现代化理论的种种严重结构性缺陷，今天已经很少有政治学家完全相信这些学说（下一讲会详述）；不过崇信“经济上的工业化必然带来政治上民主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却是学者运用纯粹经济解释路径来建立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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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作为一种解释路径，经济解释具有相当多的不足之处。首先，基于单一和纯粹的经济解释路径而构建的政治理论往往会低估非经济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济解释的标准预设是，政治行为都由金钱（或曰“经济利益”）所驱动。的确，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理性行为受到经济因素的左右；但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因素（尤其是逐利性）往往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政治行为——在21世纪，这些无法单纯用经济因素解释的政治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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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对那些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极端宗教分子来讲，单单用经济因素（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逐）似乎是无法解释他们做出的这种个人选择的。今天我们有很多宗教的、种族的、民族主义的，或其他形态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他们往往会采取很多无法单纯用经济因素解释的政治行动。因而，经济解释最显著的不足根植于它的基本假设之中，即人们总以追求金钱为最优先目标。但事实上，在政治世界中，很多时候人们作出政治选择并不仅仅是、甚至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人们会追求政治权利，人们希望拥有安全，他们亦会出于文化、宗教甚至意识形态的信仰与责任感而采取行动，这些都是很难由单一的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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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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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济解释以经济因素作为政治事件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文化解释则将理念和社会价值观放在政治解释的最核心位置。譬如，对于20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和政治转型，文化解释往往认为，是发源于中国的儒家价值观促成乃至指引了东亚诸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演进。这些学者倾向于使用“儒家文化圈”这个标准的文化因素来解释政治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亚洲价值观”论述的提出更是以文化解释的路径对亚洲经济奇迹的背书。“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一般认为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首倡。他曾在1992年提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其群体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是发展的重要助因。东亚的价值观，比如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群体利益，是这个地区快速发展的一大动力。他的“亚洲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儒家所宣扬的价值观：秩序、纪律、家庭、勤奋、集体等。“亚洲价值观”这一论述认为东亚国家的儒家价值观体系与威权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契合，而或许不适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孕育而生的自由民主体制。这是典型的使用文化变量来解释政治现象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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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化解释和经济解释之间的区别何在？单纯的经济解释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别。对经济解释论者来说，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工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还是柬埔寨人；只要他属于工人阶级一员、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拥有特定的阶级地位、面临同样的经济困境，他就一定会拥有同样的政治动机和革命冲动。因此，经济解释认为人们的政治行为的规律性是普遍的，不随国家的不同发生改变，而在解释人们政治行为时唯一的区别性要素就是经济因素。文化解释路径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在文化论者看来，文化永远是影响政治理念和行为的重要因素。美国工人、非洲工人、柬埔寨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他们身处在迥异的文化背景、符号与价值体系之下，对完全相同的经济、社会困境往往采取完全不同的政治上的行动。因此一般的文化解释认为，文化因素是塑造公共领域政治行为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文化因素或许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它起码会限制人们的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在相同处境上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范围。总之，文化解释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环境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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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政治学的解释路径之一，文化解释亦具有其天然的弱点。文化解释路径的缺陷首先在于与经济解释相似，循文化解释路径而构建的政治学理论往往呈现出过于浓厚的决定论色彩。也就是说，文化论学者往往认为在给定的文化情境下，政治人物、现象和过程一定会具有某种行为“模式”，而政治发展的路径也几乎被文化决定性地塑造。如果应用这种简单的决定论来解释丰富多彩的政治世界，显然过于武断。其次，文化因素的演进及变迁是非常缓慢的，常常发生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比如在中国，传统华夏文化体系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而在公元后的近两千年里，中国文化情景的根本元素实际变化不大。但是，就在这上下五千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政体变更、政权易手，战端频起，经济体系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反复变化。两者相比，我们又如何能用缺少变化、几乎接近静止的文化因素，来解释如此剧烈的政治变化呢？再次，文化解释有时也不能解答相似文化环境下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区别。比如虽然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基本处在同一广义文化传统之中；然而，它们所采行的政治体系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妨考虑同在儒家文化圈影响下，朝鲜、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化影响几乎可以追溯到五个世纪以前；然而在这同样的文化影响下，拉丁美洲各国却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总之，日常新闻常识即可告诉我们，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系统和文化圈，常常可以衍化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这种统一文化圈内政治上的巨大差异性，又如何能简单用文化因素加以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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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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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解释和文化解释之外，当代政治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制度解释路径来构建政治学理论。可以说，在21世纪的政治学中，制度主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学者可能都会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是一个制度主义者。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自然关注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制度主义学派认为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的差异乃是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的主要原因。什么是制度呢？从最简单的例子说起的话，一个学校的校规是制度，美国宪法就更是一种制度；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作为一个政治职位，也建基于一整套围绕着这个职位的制度才得以正常运作。这两种institutions（即所谓“制度”），前者属于规则，后者则是基于规则建立和运转起来的机构实体。在政治学的概念里，“政治制度”基本上包括了规则、程序以及政治机构实体三者，过宽或者过窄的定义都是不适当的（关于“制度”的准确定义，本书第四讲会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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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来源，呈现不同的形态；正如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宪法、不同的政府组织方式及不同的法律系统。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会用制度设计和运作上的差异来解释政治结果的不同。比如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为何有的拉美国家在当时业已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而有些国家却呈现出极端不稳定的政治形态？若采用经济解释路径，我们发现那时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表现都非常之相似，经济发展水准亦相近，甚至连发展模式都几乎雷同。若采用文化解释路径，五百年来这些拉美国家都同属伊比利亚文化圈（Iberian culture），很难发现根本性的文化差别。那么如何解释这些迥然不同的政治结果？于是，学者们开始在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不同政治规则和制度安排中寻找答案。学者们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美各国中，但凡施行英国式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政治上往往表现得更加稳定有序；而那些采行美国式总统制的国家，政治上往往充满暴力和不稳定，甚至政变、内战频仍。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完全清楚这样的因果假设是否准确，但是循此路径构建的政治学解释一定属于制度解释的范畴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假设中，政体类型——国家政治中最重要的制度要素——被用来解释政治稳定性高低这一因变量。所以，制度主义解释路径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治生活通过怎样的方式被组织及规范起来，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各自最可能导致怎样的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