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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化解释和经济解释之间的区别何在？单纯的经济解释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别。对经济解释论者来说，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工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还是柬埔寨人；只要他属于工人阶级一员、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拥有特定的阶级地位、面临同样的经济困境，他就一定会拥有同样的政治动机和革命冲动。因此，经济解释认为人们的政治行为的规律性是普遍的，不随国家的不同发生改变，而在解释人们政治行为时唯一的区别性要素就是经济因素。文化解释路径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在文化论者看来，文化永远是影响政治理念和行为的重要因素。美国工人、非洲工人、柬埔寨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他们身处在迥异的文化背景、符号与价值体系之下，对完全相同的经济、社会困境往往采取完全不同的政治上的行动。因此一般的文化解释认为，文化因素是塑造公共领域政治行为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文化因素或许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它起码会限制人们的行为模式，以及人们在相同处境上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范围。总之，文化解释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环境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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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政治学的解释路径之一，文化解释亦具有其天然的弱点。文化解释路径的缺陷首先在于与经济解释相似，循文化解释路径而构建的政治学理论往往呈现出过于浓厚的决定论色彩。也就是说，文化论学者往往认为在给定的文化情境下，政治人物、现象和过程一定会具有某种行为“模式”，而政治发展的路径也几乎被文化决定性地塑造。如果应用这种简单的决定论来解释丰富多彩的政治世界，显然过于武断。其次，文化因素的演进及变迁是非常缓慢的，常常发生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比如在中国，传统华夏文化体系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而在公元后的近两千年里，中国文化情景的根本元素实际变化不大。但是，就在这上下五千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政体变更、政权易手，战端频起，经济体系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反复变化。两者相比，我们又如何能用缺少变化、几乎接近静止的文化因素，来解释如此剧烈的政治变化呢？再次，文化解释有时也不能解答相似文化环境下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区别。比如虽然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基本处在同一广义文化传统之中；然而，它们所采行的政治体系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妨考虑同在儒家文化圈影响下，朝鲜、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化影响几乎可以追溯到五个世纪以前；然而在这同样的文化影响下，拉丁美洲各国却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总之，日常新闻常识即可告诉我们，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系统和文化圈，常常可以衍化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这种统一文化圈内政治上的巨大差异性，又如何能简单用文化因素加以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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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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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解释和文化解释之外，当代政治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制度解释路径来构建政治学理论。可以说，在21世纪的政治学中，制度主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学者可能都会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是一个制度主义者。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自然关注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制度主义学派认为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的差异乃是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的主要原因。什么是制度呢？从最简单的例子说起的话，一个学校的校规是制度，美国宪法就更是一种制度；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作为一个政治职位，也建基于一整套围绕着这个职位的制度才得以正常运作。这两种institutions（即所谓“制度”），前者属于规则，后者则是基于规则建立和运转起来的机构实体。在政治学的概念里，“政治制度”基本上包括了规则、程序以及政治机构实体三者，过宽或者过窄的定义都是不适当的（关于“制度”的准确定义，本书第四讲会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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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来源，呈现不同的形态；正如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宪法、不同的政府组织方式及不同的法律系统。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会用制度设计和运作上的差异来解释政治结果的不同。比如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为何有的拉美国家在当时业已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而有些国家却呈现出极端不稳定的政治形态？若采用经济解释路径，我们发现那时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表现都非常之相似，经济发展水准亦相近，甚至连发展模式都几乎雷同。若采用文化解释路径，五百年来这些拉美国家都同属伊比利亚文化圈（Iberian culture），很难发现根本性的文化差别。那么如何解释这些迥然不同的政治结果？于是，学者们开始在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不同政治规则和制度安排中寻找答案。学者们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美各国中，但凡施行英国式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政治上往往表现得更加稳定有序；而那些采行美国式总统制的国家，政治上往往充满暴力和不稳定，甚至政变、内战频仍。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完全清楚这样的因果假设是否准确，但是循此路径构建的政治学解释一定属于制度解释的范畴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假设中，政体类型——国家政治中最重要的制度要素——被用来解释政治稳定性高低这一因变量。所以，制度主义解释路径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治生活通过怎样的方式被组织及规范起来，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各自最可能导致怎样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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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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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现代政治学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政治学不是化学，不是物理学——恐怕没有任何政治学理论可以普世地成立。到今天为止，人类所发展的每一种政治学理论总有其适用边界，亦永远存在它所无法解释的例外情形，有时甚至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例外情形存在。那么，与自然科学相比，为什么政治学的解释及预见能力都相对比较有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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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在于政治学家们没有实验室，无法采用控制某些给定变量的方法去设计和进行试验来研究因果联系——如医学中为了验证药品疗效所进行的标准而严密的“双盲比对”实验，在政治学的世界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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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政治学家的“实验室”，就是这个你和我都每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和现实政治过程往往是一团乱麻，总是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和产生人类合理预期以外的结果。政治学家所面对的正是这个纷繁复杂、充满意外的现实世界。比如笔者是在2001年8月进入哈佛大学政府系学习，当时即便在这样的学术集体里又有谁可以预料到短短一个月后，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就会发生呢？可正是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9·11”事件非常深远地改变和塑造了其后美国和全球政治的总体图景。同样，又有谁能够预料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总理会在2007年12月27日的竞选集会上不幸被刺身亡呢？但这个意外发生的事件必然给其本国政治以及亚洲地区的大国关系带来深远的政治影响。在现实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意外，而这些意外往往是既存的规范化政治学理论所难以给出完美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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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解释和预测能力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原因则在于政治世界行为主体的特殊性。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过程并非发生在自然界或者真空当中；政治过程是由人作为主体来参与的，而人本身即是一种很难预料与控制的行为主体。人们可能突然死去、突然发疯，抑或非理性地犯错。由人类所主导的政治生活中也因此充满着各种错误——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沟通。而这些不确定性都为构建规范化、预测力强的政治学理论形成巨大挑战。实际上，在五彩缤纷的政治世界中，很多个人化的因素是很难被纳入规范化理论中的，更无法被一般化或普遍化。因而，人的参与及人类行为的难以预知性，给政治学的理论探索带来了显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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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原因，当我们开始政治学之旅时，第一件需要记住的事情就是——所有政治学理论都是基于概率或可能性的（probabilistic）表述。当你看到政治学家说“社会不平等导致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绝对的因果关系；相反，政治学家只不过在说：与更加平等的社会相比，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有更大可能发生革命。又或者如果政治学教科书说“经济发展导致民主政体”，这论述实际上不过意味着：与贫困的国家相比，你更可能会在较为富裕的国家看到民主制度。所以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因果关系和理论表述，都是基于可能性的表述，而非绝对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该了解，没有什么政治理论是如同平面几何公理那样百分之一百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在政治学里，我们通常把规范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异常、例外的情形称为“离群值”（outlier）。当代政治学要求所有严谨的理论表述都要明确界定其“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程度——这一要求对于我们衡量政治学理论的范畴、界限及内涵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政治学家而言，只要我们的理论足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学者们就会很高兴了；所以，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两个例外情形或离群值的存在就拒绝接受某个政治学理论，那并非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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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istotle （1984），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7（12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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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x Weber （2002），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UK：Pengu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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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社会科学文献中，“亚洲四小龙”（Asian Tigers）一般约定俗成指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四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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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2—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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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istotle，Politics，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79-181（1316a-13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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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D.Putnam （1993），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Ital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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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heri Berman （1997），“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World Politics，49（3）：4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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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华社：温家宝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专访，201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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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二讲 发展理论：现代化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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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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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development）这一重要现象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现代政治学的起点。政治学所讨论的“发展”概念，涵盖了人类社会最基础及最具重要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过程。发展既包含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也意味着贫弱的国家变得富强、曾经困苦的人民享有更高水准的生活；发展更伴随着传统的政治权力组织方式让位给更有效的现代治理制度，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基础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还有全球化等更为宏观的历史进程的发生。过往的学者往往习惯于使用“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内涵相当模糊的概念来指代所有这些发展现象和它们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演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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