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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路线图则是由外国军事力量直接入侵而带来的民主化。这一特殊的民主化路线图同样涉及外国力量，但是与上一种路线图相比，外国势力在此类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在上一路线图中，外来力量从他国政治图景中的退场导致该国民主转型的发生；而在这里，恰恰是外来权力以军事力量强行进入他国政治场域，并促成或者迫使被入侵国内部开始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例如，2003年前的伊拉克由萨达姆·侯赛因施行军事强人统治；但2003年美军对伊拉克的入侵直接导致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伊拉克从而在美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强制推动下开始全面的民主化过程。相似的情况亦发生在“二战”后的日本。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其本土全境由以美军代表的四大盟国予以占领。在1945—1952年间，虽然日本天皇及一些政权机关仍然在形式上存在，日本国内管治实际上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在驻日美军统帅部的强力推动下，日本的旧有政治体制开始逐步褪去战前的军国主义色彩，实现了去军国主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政治转型，缓慢走向现代民主制度。无论是2003年后的伊拉克还是“二战”后的日本，它们的民主转型都是在外来军事力量的强制推动下发生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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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路线图是由所谓“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自下而上所推动的民主化。正如“阿拉伯之春”所展现的那样，当一国的人民陷入对政治社会现状的普遍不满时，有时只需一个很小的导火索事件，就会引发剧烈的街头运动和人民起义，从而推翻旧有政府，实现民主转型。在亚洲，最典型的例子是1986年菲律宾爆发的“人民力量革命”，或称“黄色革命”。当时，菲律宾的军事独裁者斐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非常腐败，他名下财产据估计多达上百亿美元，他的妻子伊梅尔达（Imelda Romuáldez Marcos，又译艾美黛）也因其奢华腐朽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世界。但出于对抗苏联的冷战考虑，美国对马科斯的军事独裁统治给予了支持和庇护。当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在1983年结束流亡返回菲律宾意图挑战马科斯政权时，他在机场遭到暗杀。他的妻子阿基诺夫人（Corazon Aquino）继承其遗志领导反对派运动，毅然参加了1986年总统大选。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均宣称自己赢得大选，然而人们普遍认为马科斯动用了种种舞弊手段操纵选举结果。结果，马尼拉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军政府在大选中的舞弊，并要求马科斯下台。起义人民得到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马科斯调动武装部队试图镇压反对派，但当其坦克进入市区准备使用武力时，遭民众逼退。部分武装部队决定倒戈支援阿基诺夫人。最后，马科斯仓皇逃到国外，在夏威夷流亡余生。阿基诺夫人就任菲律宾总统，菲律宾进入民主制度的新时期。菲律宾的1986年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由人民力量推动和完成的民主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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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路线图是由上而下、由旧有政权的执政者通过主动的政治改革而完成的民主转型。不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丹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麓，多年来一直保持绝对君主专制，国王被人民奉为“龙”的化身，拥有不可置疑的无限权力。但第四任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决定废止绝对君主制，并力主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将不丹变成一个奉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君主立宪国家。2007年12月31日，不丹举行了首次全国大选。在2007年和2008年，不丹选民分别选出了新的上议院“国家会议”和下议院“国民大会”，不丹和平与繁荣党成为第一大党。第四任国王亦于2008年12月14日宣布退位，把权力移交给在牛津大学受过现代教育的儿子，即不丹的第五任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继任的新国王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他决意遵从父亲旨意为不丹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并把权力最终交给由人民选出的政府内阁。到2011年，不丹完成了首次在民主制度下进行的全国地方选举。通过完全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不丹顺利完成了从专制君主制到民主的立宪君主制的转变。不丹的例子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精英由上而下所推动的政治改革也可以使一个非民主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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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以上四种民主化路线图只是大致的描述，所涉及的例子也都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现实中的民主转型故事可能比这些路线图要复杂得多，往往不同的路线图会在同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相互交织，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同时也应该指出，“民主化”作为从非民主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变，并非可以一蹴而就。政治学家往往将民主转型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非民主政权的结束。在这个阶段，不仅原本的非民主政权停止运转，而且其所代表的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和政府运作方式也都要被逐渐淘汰和更新。第二阶段，是民主政权的建立，其标志是通过普遍、公开和自由的选举产生新的政治领导人。第三阶段，是民主政权的巩固。这一阶段，新的民主制度通过实际的政治运行而规范化、完善化和当地语系化。民主制度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也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民主成为权力产生、运转和交替的唯一合法制度。只有达到了这些目标，民主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才能真正宣告完成。因此，民主化是否完成最重要的标志，在于民众是否已经将民主政治的价值、原则和运作方式视为最高的并且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规则，而这种政治文化的彻底更新往往是民主化进程中最困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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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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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人类社会见证了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曾专门研究民主化现象，并就全球民主转型的长期和宏观趋势作出过经典的剖析。他提出，在世界历史上，民主转型进程是呈浪潮式发生的。所谓“浪潮”指的是在相对短暂的特定时段内，许多国家一齐开始并完成民主化历程这一现象。也就是说，民主转型就时序而言，往往是集中于历史上的某些时间段落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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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的第一次浪潮，始自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三大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及美国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建立并巩固了“权利”观念，18世纪末开始的法国革命带来了“理性”和“平等”的观念；同样始于18世纪的美国革命则高扬独立旗帜，确立了个人自由以及国家自决的重要思想。这三次重要革命事件开启了大致从1820年延展到1926年全球民主化的第一次浪潮。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在西方世界撒下种子，将民主理念传播开来，但它们远远未能将民主理念普及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即使在先行的民主国家里，也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譬如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能够赋予有色人种和妇女以平等的选举权和其他政治权利。亨廷顿认为，在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大致有29个国家被认为进入了民主时代；但是，在1926年之后，世界经历了一个所谓“逆民主化”的回潮。这个回潮一直延续到1942年左右。在这十几年中的回潮中，不少新的民主国家重新回到了专制制度的老路上。实际上，在亨廷顿看来，历史上的每一波民主化浪潮都必然跟随着一次相对的逆民主化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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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民主转型浪潮则发端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62年。亨廷顿认为，是以中苏美英为首的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激发了这一次民主化浪潮。在十几年里，全球主要有两类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过程：一类国家是“二战”中的战败国，它们或者在战胜国所施加的压力下，或者在占领军的直接监督下，从非民主的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另一类则是很多在战后新近赢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它们亦在英美支持下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比如印度）。亨廷顿指出，共有36个专制国家在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成为民主国家，其中的30个新兴民主国家安全度过了紧跟第二次浪潮其后的逆民主化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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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民主转型浪潮则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于90年代结束。民主转型的第三次浪潮在全世界见证了至少30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政体。不同于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是一次全球性的民主浪潮，涵盖的地域极其广泛。它发端于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续之以20世纪80年代拉美诸国的民主化，以及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这次浪潮结束于90年代初期东欧、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亨廷顿将他的分析重点放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所以得以发生的动因上，而他给出的解释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民主化过程一般肇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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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第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是非民主的威权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所遭遇到的认受性危机。认受性在政治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任何一个政权，如果要正常运作，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认受性基础，即：民众认为该政权的权力来源和权力基础是合法的，其权威足以由被统治者自愿接受。亨廷顿认为，不少20世纪的威权主义政体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成就上；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严重冲击了这些政权基于政府政绩的认受性基础。第二，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是民主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所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增长。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大的提高，也因之催生出更大规模的城市中产阶层。当人们有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私人财产之后，他们便有可能去要求更多的民主政治权利。第三，天主教会的急剧转变也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动因之一。罗马教廷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的、专制的教会系统。在很多南美的威权体制国家，传统上教会都被认为是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是威权政权的同情者和庇护者。但是在1962年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Ⅹ）提议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梵二公会”）上，天主教会决定自己必须针对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变革做出新的道德判断，并且承担责任成为个人权利的保护力量。[15]由此，罗马教廷在政治上大大增添了自由主义的色彩，“梵二公会”之后的天主教会也在全球范围内从专制现状的保护者，转变为个人权利的促进者和捍卫者。天主教会的取态转变对天主教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特别深刻。第四，外部力量的影响也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在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退出就客观上迫使旧有政权收缩和衰退，直接诱发了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第五，民主转型浪潮中也有“滚雪球效应”。只要一个国家开启了民主化，它的邻国便很容易受到影响，它们向首先发生民主转型的国家学习经验，并为己所用。这种示范效应最终使得民主转型的雪球越滚越大，并形成民主化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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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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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传统的专制政体究竟是如何转化为自由民主体制的呢？罗伯特·达尔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路径作出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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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认为，民主转型中有两大核心政治过程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核心过程是政治领域中公开竞争（public contestation）程度的不断提高。在非民主时期的政治中，被允许参与权力竞争的政治行为者——不管是政党还是政治人物——都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政治权力的公开竞争程度很低或者毫不存在。在非民主政体下，政治权力只属于恒定的垄断者，而缺乏合法的竞争者。然而民主转型会催生越来越多的政治行为者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治权力的场域中，并引发越来越激烈的政治竞争。这种公开的政治权力竞争之程度不断提高的特殊政治现象，也被很多政治学家称为“自由化”过程（liberalization）。第二个核心过程则是政治参与面（inclusiveness）的不断扩展。民主转型要求在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的政体，逐步打开政治参与的入口或者降低参与门槛，使得社会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和力量可以以个人或者团体的形式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去，并对政策决策起到影响作用。总体来讲，公开政治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政治参与面的不断扩展，构成民主转型的两个基本面向，它们也是定义民主化这一概念时需要小心考量的两个核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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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果民主化包含两个核心过程——公开政治竞争程度的提高和政治参与面的扩展——那么就它们发生顺序而言，究竟哪一个发生在先、哪一个发生在后呢？达尔认为，民主转型的两个核心过程发生的前后顺序十分重要，它甚至可以被用来定义民主转型的三种基本模型。这三种基本模型可见图3.2。在这个坐标系统当中，x轴代表政治参与面的宽窄，y轴代表公共竞争程度的高低，而三个不同路径的箭头代表了三种民主转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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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方的箭头代表的是第一种模型，即：政治竞争度的提高先于政治参与面的拓展，不妨称为“精英民主导向大众民主”模型。在这种民主化模型中，首先是在有限的政治参与范围内（往往是精英群体内），政治权力的公开竞争程度逐步提高，并达到相当的激烈程度；然后再逐步提升针对全社会的政治参与面。在这种路径下，最初的政治竞争的激烈化形成于政治精英阶层内部；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由于外部的压力，或许是政治精英认为民主规则和价值已经深深植入政权和社会当中，政治参与度会得到扩展。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模式是所谓“先精英民主再大众民主”的路径。这种民主转型模式的典型案例是英国。在英国跨越几个世纪的、缓慢而平稳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首先是在贵族集团内部形成多头竞争、建立权利观念以及厘定民主程序，然后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将民主政治的参与面扩展到所有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达尔认为这是最安全的民主转型路径。因为在遵循这一模式而进行的民主转型中，旧有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被突然和彻底地抛弃；相反，先由旧有的政治精英设定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和游戏规则，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实践；待时机成熟后，方才引入普通社会大众的参与。这是一个较为缓慢但却稳当的民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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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达尔所讨论的三种民主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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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方的箭头则代表了第二种模型，即：民主转型首先经历了政治参与面的迅速拓展，然后再在新的、广泛社会参与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政治权力角逐的激烈程度。可称为“大众主义”模型。20世纪早期，德国的民主化就是循此种模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终结了该国的君主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帝制的结束，当时的德国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已经相当发达，而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亦已经广泛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在此基础上，德国制定的《魏玛宪法》（1919）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宪政体制，意图规范民主化过程中不断升级的公开政治竞争。然而问题在于，在魏玛时期的德国，由于政治参与度的迅速和爆发式扩大，使得民主价值和观念在新近进入政治场域的民众之中并不巩固，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也没有成为唯一的政治原则（崇尚武力和威权的旧普鲁士军官团仍然保持着对国家政治的强大影响力）。政治参与的爆发式扩大和政治价值与规则的脆弱埋下了德国民主转型遭遇重大挫折的种子。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民最终在民主选举中抛弃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魏玛民主体制，转而支持极度压抑政治竞争和崇尚侵略的纳粹极权体制，最终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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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民主转型的模式，也就是在图表3.2中间的箭头，代表了一种爆发式的快速而激烈的民主化路径。笔者称为“革命式民主转型”模型。在这样的民主化路径下，整个社会政治的竞争程度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迅速提升，而政治参与面也在同时急速扩大。在一夕之间突然从封闭和非民主政体转变为全民普选、全民参与、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这对一个国家及其民众来讲，可能是难以“消化”的革命性过程。在达尔看来，革命式民主化是一种民主转型“抄近道”的方式，往往带来的是革命、动荡、内战和长时间的社会冲突。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就民主转型的两个核心过程（即政治竞争性的提升和政治参与面的扩展）而言，它们发生的前后顺序不但对于民主转型本身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而且也影响着完成转型之后的新兴民主国家的发展前景，值得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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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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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民主转型，是当代政治学要讨论的重要问题。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人类社会目前对于民主转型这个政治现象已经有所了解，但对于其发生的机理，在学术界则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民主转型？为什么就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国家走上了民主转型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却完全未受到民主转型浪潮的影响？在这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上，政治学迄今给出了四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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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文化解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根本上而言取决于该国的政治文化。拥有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这些学者看来，就更有可能启动和完成民主转型。文化论者认为，自由主义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平等主义，以及鼓励自由竞争，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石。具有这些文化要素的国家似乎更容易完成建立和发展现代民主政体的任务。但从另一方面讲，文化论解释显然过于僵化；按照文化解释，民主化似乎很难发生在天主教国家、儒家文化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等不具有深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这显然不合乎20世纪人类的历史经验。按照文化解释的逻辑，我们似乎还可以推论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西化”必须先于民主化。因为没有这种“西化”的思想环境，就很难完成民主化过程。这显然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内涵和价值大为缩减。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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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现代化学派的解释。譬如，西缪·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民主是否得以发生的关键解释因素仍然在于经济发展水准；民主化与高度的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化学者认为，没有能够成功启动和完成民主化的国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上的贫穷。当这些后发国家逐渐富裕之后，就自然会萌发出民主转型的要求和动力。经济发展会带来城市化、更高的教育水准、更便捷的交通通信，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现代化还促进社会流动性及培养社会活力。所以就这些学者看来，经济现代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动因，而社会经济指标可以帮助我们最准确地判断不同国家民主转型的前景。这一理论强调了经济因素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显然无法解释为何许多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顺利实现政治民主化（如印度），而一些非常富有的国家（如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文莱等）却没有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