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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4.本章关于雅典民主制度的介绍，主要基于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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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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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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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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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istotle，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28 （1293a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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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London，UK：Routledge，2005，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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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lliam Pitt，“Speech on the Excise Bill，House of Commons”（1763年3月），见 Lord Brougham，Historical Sketches of Statesmen Who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George Ⅲ （1855），I，p.42。这段著名的话曾经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Miller v.United States 一案（357U.S.301［1958］）以及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 Southam v.Smou（t［1964］1QB308 at320）一案的判词中被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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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arles Tilly，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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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hilippe C.Schmitter and Terry L.Karl，“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Journal of Democracy，2（3） （1991）：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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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书关于陶片放逐法的介绍，基于 S.Forsdyke，“Exile，Ostracism，and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Expulsion in Ancient Gree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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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braham Lincoln，“The Perpetuation of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in Great Speeches，Mineola，NY：Dover Publications，199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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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omas Paine，Collected Writings，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95，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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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柏林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在“二战”后被分区占领，虽然柏林全境都处在东德之内，但因其作为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它也和德国全国一样被分成四个占领区，由美、苏、英、法分别占领。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建立，西柏林就此成为东德境内的一座孤岛。两德分裂后的很长时间里，柏林市内并不存在隔离墙，市民可以自由来往。然而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大量东德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逃往西德；1949—1961年间，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1961年8月12日，东德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前咨询或警示的情况下，突然开始修筑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将无数因生活、工作而穿越东西柏林的德国人分割开，妻离子散的故事不可胜数。在之后的近30年里，东德政府将所有尝试自行穿越柏林围墙的人视为罪犯或叛徒，予以制止或者惩处。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由于自身改革，逐渐减少对东德的支持，东德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剧增。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决定放松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其措施包括开放东西柏林间的自由往来。在记者会上宣布决定的东德政治局委员被问及此决定何时开始执行，他稍一犹豫后回答：“或许是立刻吧。”于是数以万计的市民立即走上街头，彻夜冲击柏林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历史事件也称为“柏林围墙倒塌”。11个月后，两德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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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公会议是基督教中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对重要教务和教理争端进行咨审表决。前七次大公会议得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共同认可；之后的大公会议由于东西教会大分裂，仅在天主教世界具有普遍约束力。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也是距今最近的一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此次大公会议的目标是“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会议在1962年召开，1963年若望二十三世逝世，由继任的保禄六世主持第二期之后的会议。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宗的关系；教会的革新；各基督教会的合一；教会面对现代世界。”会议在1965年结束。大会开幕后，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会议通过了《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其第一部分说明教会关怀并愿意服务于全人类，并且描述了世界各方面的进步和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问题；第二部分则讨论现代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婚姻、文化、经济、政治、和平及联合国组织。其中，大会对于正义战争和核武器等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大会还通过了《信仰自由宣言》。在讨论中，教长们的共识是：“大会公认当有信仰自由，但不能陷入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旁观主义，大会承认真理应为众人所接受，但同时尊重每人主观良心的指示，因为这是人善和恶行为的最近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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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四讲 政权组织形式：新制度主义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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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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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型（issue-oriented）学科。今天的政治学学者虽然彼此之间意识形态和哲学基础各不相同，但他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都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而非规范主义的“观念”。粗略来讲，政治学考虑的是政治生活的“实然”，而政治哲学考虑的是政治生活的“应然”。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分离是20世纪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最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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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治学所考虑的那些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历程的问题，粗略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发展的政治学，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治和政府过程；第二，民主与民主转型，包括对民主的不同定义、对民主转型道路的不同解释、民主转型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等重要议题；第三，政治制度和政权，即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组织的不同形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第四，政治社会学，即政权与社会的合作、冲突和互动，主要议题包括市民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认同等。本书对当代政治学的介绍，也正是从这四个主要维度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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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所提供的解释理论纷繁复杂。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我们会发现有林林总总的理论学派和解释路径共存。简单地说，政治学的常态是不同的政治学学者往往为同一个问题（例如：为什么爆发革命？为什么经济发展？为什么政治稳定？）给出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学说相互之间或者可以相容，或者有所冲突。但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研究路径的多样化和差异化。针对同一个政治现象，不同的学者往往运用不同的视角、通过不同的分析方式、采用不同的解释变量，来给出独立的因果关系解释。所以，要明了当代政治学的繁复理论，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研究路径之异同。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继续深入探究建基于不同研究路径之上具体理论的优劣差别。我们可以大致将政治学学者所使用的研究路径分为三类，也就是本书前一章提到的结构论路径、唯意志论路径，以及本章将要讨论的制度主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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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中，结构论（structuralism）与唯意志论（voluntarism）都以“-ism”结尾，但严格来说，它们都算不上某种一般意义上的“主义”，而仅代表社会科学里不同的解释方法。结构论倾向于使用既定的、结构性的、人的能动性难以在短期内加以改变的因素来解释政治现象。对结构论学者来说，极端地讲，只要具备了18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结构性环境，那么即便华盛顿和毛泽东互相生在对方的时代和社会成为领导人，美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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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论的长处在于，用它来研究政治学的课题，不管是发展问题、民主转型问题还是其他，都比较容易进行量化研究，也更有机会形成一般性的理论。然而它的短处也同样明显：首先，结构论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华盛顿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在美国宪政秩序建立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结构论并没有办法加以解释；而据我们的观察可知，革命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对政治过程和事件的影响力是无法忽视的重要解释要素。其次，结构论通常具有比较强的“决定论”倾向，往往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看作固定的“单行道”，认为“只要”拥有某些结构性条件，就“一定”会得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结果。但现实社会政治是复杂合力所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并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人们有足够理由怀疑在政治生活中究竟是否存在如结构论者所主张的那样恒定的、单向的、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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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结构论者不知不觉走上决定论的歧途时，这其中更重要的后果则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结构论者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的解释中，变得无足轻重。在结构论者看来，但凡具备一套既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要素，那么不论时间、地点，历史的机缘与巧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发展都会走上确定不移的道路，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其几乎完全无力施加影响。然而正如本书最开始所提到的，政治学中的因果关系仅可以表达统计学意义上的可能性——再多的实证材料、再严谨的逻辑推导，也无法改变政治学科这一根本特点。而结构论者对既定的、结构性因素的过分强调，往往会使其产生做出超越因果“可能性”而进入因果“必然性”结论的强烈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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