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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Thorley，Athenian Democracy，London，UK：Routledge，2005，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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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lliam Pitt，“Speech on the Excise Bill，House of Commons”（1763年3月），见 Lord Brougham，Historical Sketches of Statesmen Who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George Ⅲ （1855），I，p.42。这段著名的话曾经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Miller v.United States 一案（357U.S.301［1958］）以及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 Southam v.Smou（t［1964］1QB308 at320）一案的判词中被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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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harles Tilly，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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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hilippe C.Schmitter and Terry L.Karl，“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Journal of Democracy，2（3） （1991）：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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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书关于陶片放逐法的介绍，基于 S.Forsdyke，“Exile，Ostracism，and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Expulsion in Ancient Gree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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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braham Lincoln，“The Perpetuation of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in Great Speeches，Mineola，NY：Dover Publications，199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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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omas Paine，Collected Writings，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95，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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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柏林原本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在“二战”后被分区占领，虽然柏林全境都处在东德之内，但因其作为首都的特殊政治地位，它也和德国全国一样被分成四个占领区，由美、苏、英、法分别占领。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建立，西柏林就此成为东德境内的一座孤岛。两德分裂后的很长时间里，柏林市内并不存在隔离墙，市民可以自由来往。然而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大量东德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逃往西德；1949—1961年间，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1961年8月12日，东德政府在没有任何事前咨询或警示的情况下，突然开始修筑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将无数因生活、工作而穿越东西柏林的德国人分割开，妻离子散的故事不可胜数。在之后的近30年里，东德政府将所有尝试自行穿越柏林围墙的人视为罪犯或叛徒，予以制止或者惩处。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由于自身改革，逐渐减少对东德的支持，东德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剧增。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决定放松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其措施包括开放东西柏林间的自由往来。在记者会上宣布决定的东德政治局委员被问及此决定何时开始执行，他稍一犹豫后回答：“或许是立刻吧。”于是数以万计的市民立即走上街头，彻夜冲击柏林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历史事件也称为“柏林围墙倒塌”。11个月后，两德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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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公会议是基督教中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对重要教务和教理争端进行咨审表决。前七次大公会议得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共同认可；之后的大公会议由于东西教会大分裂，仅在天主教世界具有普遍约束力。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也是距今最近的一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此次大公会议的目标是“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会议在1962年召开，1963年若望二十三世逝世，由继任的保禄六世主持第二期之后的会议。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认识教会本身，特别是有关主教的职务和主教与教宗的关系；教会的革新；各基督教会的合一；教会面对现代世界。”会议在1965年结束。大会开幕后，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会议通过了《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其第一部分说明教会关怀并愿意服务于全人类，并且描述了世界各方面的进步和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问题；第二部分则讨论现代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婚姻、文化、经济、政治、和平及联合国组织。其中，大会对于正义战争和核武器等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大会还通过了《信仰自由宣言》。在讨论中，教长们的共识是：“大会公认当有信仰自由，但不能陷入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旁观主义，大会承认真理应为众人所接受，但同时尊重每人主观良心的指示，因为这是人善和恶行为的最近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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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四讲 政权组织形式：新制度主义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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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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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型（issue-oriented）学科。今天的政治学学者虽然彼此之间意识形态和哲学基础各不相同，但他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都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而非规范主义的“观念”。粗略来讲，政治学考虑的是政治生活的“实然”，而政治哲学考虑的是政治生活的“应然”。政治哲学与政治学的分离是20世纪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最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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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治学所考虑的那些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历程的问题，粗略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发展的政治学，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治和政府过程；第二，民主与民主转型，包括对民主的不同定义、对民主转型道路的不同解释、民主转型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等重要议题；第三，政治制度和政权，即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组织的不同形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第四，政治社会学，即政权与社会的合作、冲突和互动，主要议题包括市民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认同等。本书对当代政治学的介绍，也正是从这四个主要维度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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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所提供的解释理论纷繁复杂。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我们会发现有林林总总的理论学派和解释路径共存。简单地说，政治学的常态是不同的政治学学者往往为同一个问题（例如：为什么爆发革命？为什么经济发展？为什么政治稳定？）给出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学说相互之间或者可以相容，或者有所冲突。但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研究路径的多样化和差异化。针对同一个政治现象，不同的学者往往运用不同的视角、通过不同的分析方式、采用不同的解释变量，来给出独立的因果关系解释。所以，要明了当代政治学的繁复理论，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研究路径之异同。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继续深入探究建基于不同研究路径之上具体理论的优劣差别。我们可以大致将政治学学者所使用的研究路径分为三类，也就是本书前一章提到的结构论路径、唯意志论路径，以及本章将要讨论的制度主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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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中，结构论（structuralism）与唯意志论（voluntarism）都以“-ism”结尾，但严格来说，它们都算不上某种一般意义上的“主义”，而仅代表社会科学里不同的解释方法。结构论倾向于使用既定的、结构性的、人的能动性难以在短期内加以改变的因素来解释政治现象。对结构论学者来说，极端地讲，只要具备了18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结构性环境，那么即便华盛顿和毛泽东互相生在对方的时代和社会成为领导人，美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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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论的长处在于，用它来研究政治学的课题，不管是发展问题、民主转型问题还是其他，都比较容易进行量化研究，也更有机会形成一般性的理论。然而它的短处也同样明显：首先，结构论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华盛顿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在美国宪政秩序建立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结构论并没有办法加以解释；而据我们的观察可知，革命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对政治过程和事件的影响力是无法忽视的重要解释要素。其次，结构论通常具有比较强的“决定论”倾向，往往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看作固定的“单行道”，认为“只要”拥有某些结构性条件，就“一定”会得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结果。但现实社会政治是复杂合力所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并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人们有足够理由怀疑在政治生活中究竟是否存在如结构论者所主张的那样恒定的、单向的、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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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结构论者不知不觉走上决定论的歧途时，这其中更重要的后果则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结构论者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的解释中，变得无足轻重。在结构论者看来，但凡具备一套既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要素，那么不论时间、地点，历史的机缘与巧合，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发展都会走上确定不移的道路，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其几乎完全无力施加影响。然而正如本书最开始所提到的，政治学中的因果关系仅可以表达统计学意义上的可能性——再多的实证材料、再严谨的逻辑推导，也无法改变政治学科这一根本特点。而结构论者对既定的、结构性因素的过分强调，往往会使其产生做出超越因果“可能性”而进入因果“必然性”结论的强烈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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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意志论的解释路径对结构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首先，与结构论截然不同，唯意志论非常强调政治领袖、政治人物在政治过程和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影响。这有助于政治学学者理解那些超出结构性因素解释能力范畴之外的政治现象。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在异常艰难的内外客观条件下，仍然能够取得最后成功？对于研究者来讲，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领导，其谋略和组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是无法逾越的重要解释因素。而为什么美国在民主难觅、王权遍地的18世纪末，走上了完全抛弃君主制度的民主宪政道路？华盛顿坐拥无可比拟的政治威望，却拒绝黄袍加身成为美国君主；他的个人价值观和个人政治倾向，不能不说是美国革命的成果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之一。重视毛泽东和华盛顿这样的个人在政治生活中作为领袖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这是标准的唯意志论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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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唯意志论的方法研究政治学，自变量是人，目的是用人的因素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唯意志论认为人的因素是政治过程的核心要素。无论是政治领袖抑或普通政治参与者，不同情境下人的因素的差别可能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但也正因为此，唯意志论往往将理论建基于人的策略、意志、价值和能力之上，其解释力和预见力相对薄弱。这是因为在政治过程中，个人行为经常是难以预测、甚至是完全无法预测的。每个人的家世、经历、信仰、理念、能力不同，要分析、预测一个独立的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可能行为取向，恐怕犹如蜀道之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政治行为者的个人行为还可能完全脱离过往的习惯性轨道，而做出离经叛道甚至貌似非理性的离奇行为。如果政治学将人的作用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自变量，并把所有政治现象最终归结在难以捉摸、多变难了的人的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上，政治学家将无法构建任何一般性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不唯如此，纯粹的唯意志论过分强调某些政治人物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历史表明即使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在政治过程中也常常是可以被替代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人物的行为亦受历史和现实偶然性的影响。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唯意志论很难构建出坚实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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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结构论和纯粹唯意志论的种种内在缺陷催生了当代政治学的第三种解释路径：制度主义路径（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制度主义路径希望能够合结构论与唯意志论二者之长，而弥补二者之短。制度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结构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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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逐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制度主义路径将“制度”（institution）置于其理论构建的中心位置，将其作为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核心自变量。在不同的政治学研究中，宪法类型、议会设置、法院地位、军政关系等重要的制度要素，都曾被作为自变量来解释重要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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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通过制度来组织政治权力、规范政府运作、规管政治过程、分配政治利益、规约公民参与，及解决政治争拗。所有这些规范政治生活和政府运行的规则以及基于规则所建立的组织结构体，都是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所高度重视的要素。制度主义是结构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中间道路。一方面，采取制度主义视角研究政治过程和解释政治现象，可以自动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包括进去——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由人来设计、运转、改进和革新的。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唯意志论的解释路径存在广泛交集。但另一方面，身处政治制度中的人，无论是领袖还是大众，却又只能在各种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的限制下设计、运转、改进和革新政治制度，因此制度主义自然而然亦包含了结构性因素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重要影响。正因为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能够将结构性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政治学学者一般认为它是能够综合纯粹结构论和纯粹唯意志论之长的较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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