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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第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是非民主的威权政权在20世纪70年代所遭遇到的认受性危机。认受性在政治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任何一个政权，如果要正常运作，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认受性基础，即：民众认为该政权的权力来源和权力基础是合法的，其权威足以由被统治者自愿接受。亨廷顿认为，不少20世纪的威权主义政体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成就上；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严重冲击了这些政权基于政府政绩的认受性基础。第二，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是民主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所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增长。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大的提高，也因之催生出更大规模的城市中产阶层。当人们有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私人财产之后，他们便有可能去要求更多的民主政治权利。第三，天主教会的急剧转变也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动因之一。罗马教廷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的、专制的教会系统。在很多南美的威权体制国家，传统上教会都被认为是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是威权政权的同情者和庇护者。但是在1962年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Ⅹ）提议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梵二公会”）上，天主教会决定自己必须针对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变革做出新的道德判断，并且承担责任成为个人权利的保护力量。[15]由此，罗马教廷在政治上大大增添了自由主义的色彩，“梵二公会”之后的天主教会也在全球范围内从专制现状的保护者，转变为个人权利的促进者和捍卫者。天主教会的取态转变对天主教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特别深刻。第四，外部力量的影响也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在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退出就客观上迫使旧有政权收缩和衰退，直接诱发了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第五，民主转型浪潮中也有“滚雪球效应”。只要一个国家开启了民主化，它的邻国便很容易受到影响，它们向首先发生民主转型的国家学习经验，并为己所用。这种示范效应最终使得民主转型的雪球越滚越大，并形成民主化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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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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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传统的专制政体究竟是如何转化为自由民主体制的呢？罗伯特·达尔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民主化路径作出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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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认为，民主转型中有两大核心政治过程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核心过程是政治领域中公开竞争（public contestation）程度的不断提高。在非民主时期的政治中，被允许参与权力竞争的政治行为者——不管是政党还是政治人物——都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政治权力的公开竞争程度很低或者毫不存在。在非民主政体下，政治权力只属于恒定的垄断者，而缺乏合法的竞争者。然而民主转型会催生越来越多的政治行为者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治权力的场域中，并引发越来越激烈的政治竞争。这种公开的政治权力竞争之程度不断提高的特殊政治现象，也被很多政治学家称为“自由化”过程（liberalization）。第二个核心过程则是政治参与面（inclusiveness）的不断扩展。民主转型要求在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的政体，逐步打开政治参与的入口或者降低参与门槛，使得社会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和力量可以以个人或者团体的形式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去，并对政策决策起到影响作用。总体来讲，公开政治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政治参与面的不断扩展，构成民主转型的两个基本面向，它们也是定义民主化这一概念时需要小心考量的两个核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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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果民主化包含两个核心过程——公开政治竞争程度的提高和政治参与面的扩展——那么就它们发生顺序而言，究竟哪一个发生在先、哪一个发生在后呢？达尔认为，民主转型的两个核心过程发生的前后顺序十分重要，它甚至可以被用来定义民主转型的三种基本模型。这三种基本模型可见图3.2。在这个坐标系统当中，x轴代表政治参与面的宽窄，y轴代表公共竞争程度的高低，而三个不同路径的箭头代表了三种民主转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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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方的箭头代表的是第一种模型，即：政治竞争度的提高先于政治参与面的拓展，不妨称为“精英民主导向大众民主”模型。在这种民主化模型中，首先是在有限的政治参与范围内（往往是精英群体内），政治权力的公开竞争程度逐步提高，并达到相当的激烈程度；然后再逐步提升针对全社会的政治参与面。在这种路径下，最初的政治竞争的激烈化形成于政治精英阶层内部；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是由于外部的压力，或许是政治精英认为民主规则和价值已经深深植入政权和社会当中，政治参与度会得到扩展。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模式是所谓“先精英民主再大众民主”的路径。这种民主转型模式的典型案例是英国。在英国跨越几个世纪的、缓慢而平稳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首先是在贵族集团内部形成多头竞争、建立权利观念以及厘定民主程序，然后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将民主政治的参与面扩展到所有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达尔认为这是最安全的民主转型路径。因为在遵循这一模式而进行的民主转型中，旧有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被突然和彻底地抛弃；相反，先由旧有的政治精英设定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和游戏规则，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实践；待时机成熟后，方才引入普通社会大众的参与。这是一个较为缓慢但却稳当的民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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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达尔所讨论的三种民主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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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方的箭头则代表了第二种模型，即：民主转型首先经历了政治参与面的迅速拓展，然后再在新的、广泛社会参与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政治权力角逐的激烈程度。可称为“大众主义”模型。20世纪早期，德国的民主化就是循此种模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终结了该国的君主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帝制的结束，当时的德国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已经相当发达，而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亦已经广泛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在此基础上，德国制定的《魏玛宪法》（1919）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宪政体制，意图规范民主化过程中不断升级的公开政治竞争。然而问题在于，在魏玛时期的德国，由于政治参与度的迅速和爆发式扩大，使得民主价值和观念在新近进入政治场域的民众之中并不巩固，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也没有成为唯一的政治原则（崇尚武力和威权的旧普鲁士军官团仍然保持着对国家政治的强大影响力）。政治参与的爆发式扩大和政治价值与规则的脆弱埋下了德国民主转型遭遇重大挫折的种子。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民最终在民主选举中抛弃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魏玛民主体制，转而支持极度压抑政治竞争和崇尚侵略的纳粹极权体制，最终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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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民主转型的模式，也就是在图表3.2中间的箭头，代表了一种爆发式的快速而激烈的民主化路径。笔者称为“革命式民主转型”模型。在这样的民主化路径下，整个社会政治的竞争程度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迅速提升，而政治参与面也在同时急速扩大。在一夕之间突然从封闭和非民主政体转变为全民普选、全民参与、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这对一个国家及其民众来讲，可能是难以“消化”的革命性过程。在达尔看来，革命式民主化是一种民主转型“抄近道”的方式，往往带来的是革命、动荡、内战和长时间的社会冲突。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就民主转型的两个核心过程（即政治竞争性的提升和政治参与面的扩展）而言，它们发生的前后顺序不但对于民主转型本身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而且也影响着完成转型之后的新兴民主国家的发展前景，值得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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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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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民主转型，是当代政治学要讨论的重要问题。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人类社会目前对于民主转型这个政治现象已经有所了解，但对于其发生的机理，在学术界则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民主转型？为什么就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国家走上了民主转型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却完全未受到民主转型浪潮的影响？在这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上，政治学迄今给出了四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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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文化解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根本上而言取决于该国的政治文化。拥有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这些学者看来，就更有可能启动和完成民主转型。文化论者认为，自由主义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平等主义，以及鼓励自由竞争，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石。具有这些文化要素的国家似乎更容易完成建立和发展现代民主政体的任务。但从另一方面讲，文化论解释显然过于僵化；按照文化解释，民主化似乎很难发生在天主教国家、儒家文化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等不具有深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这显然不合乎20世纪人类的历史经验。按照文化解释的逻辑，我们似乎还可以推论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西化”必须先于民主化。因为没有这种“西化”的思想环境，就很难完成民主化过程。这显然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内涵和价值大为缩减。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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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现代化学派的解释。譬如，西缪·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民主是否得以发生的关键解释因素仍然在于经济发展水准；民主化与高度的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化学者认为，没有能够成功启动和完成民主化的国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上的贫穷。当这些后发国家逐渐富裕之后，就自然会萌发出民主转型的要求和动力。经济发展会带来城市化、更高的教育水准、更便捷的交通通信，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现代化还促进社会流动性及培养社会活力。所以就这些学者看来，经济现代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动因，而社会经济指标可以帮助我们最准确地判断不同国家民主转型的前景。这一理论强调了经济因素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显然无法解释为何许多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顺利实现政治民主化（如印度），而一些非常富有的国家（如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文莱等）却没有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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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对民主转型动因的解释。马克思格外重视在民主转型进程中革命暴力的作用，并认为暴力的阶级斗争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必要前提。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去摧毁旧有的、基于封建土地权利的封建贵族权力阶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足以推翻封建王权的民主化运动在缺乏强大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国家，是很难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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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解释路径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认为民主转型最重要的动因乃是一些不为人力在短期内所能改变的结构性条件。无论是文化传统、发展水准抑或阶级关系，它们显然都属于结构性的、人力影响之外的因素；对这些因素，单个个人或者政治家的主观能动性并不能对其发挥太多影响。我们通常把政治学中类似的解释理论统称为“结构论”（structuralism）。但是，注意观察现实政治的人们却很容易发觉，在政治过程中，虽然这些既定的和结构性的因素极为重要，但在特殊的历史事件中，或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政治领导人却也似乎在政治进程当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没有了这些关键性领导人的作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结构因素恐怕难以直接导致一定的政治结果出现。想象一下，如果南非没有曼德拉、菲律宾没有阿基诺夫人或者俄罗斯没有叶利钦，这三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进程还会循同样的路径发生吗？对这个问题，不同的政治学家显然有不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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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对于民主转型问题，一部分学者们给出了第四种解释：我们大略用中文将其称为“唯意志论”（voluntarism）。这是一种用政治领导阶层的价值观、策略、能力以及其他人类政治行为来解释民主化成果的重要理论。戴·帕尔马（Giuseppe Di Palma）在《塑造民主》（To Craft Democracies）一书中曾认真讨论过民主转型中的“塑形”（crafting）问题，包括政治契约以及制度设计在民主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而这种“塑形”过程是直接由政治领导阶层完成的，人的因素在其中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唯意志论的解释似乎暗示，只要有合适的领导人，并运用正确的政治策略，民主制度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建立起来。纯粹的唯意志论理论的根本弱点在于：若民主化（或者任何政治过程）的胜负成败完全是个别领导人或者特定领袖集团的价值、能力和策略所决定，那么我们对民主化问题（或任何政治问题）都根本无从建立起一般性的理论解释。在构建一般理论方面的根本障碍，是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理论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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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民主转型这一社会政治现象的解释中，前三种解释路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与第四种解释路径（政治领导人因素）之间的分歧，反映的也正是整个政治学中结构论（structuralism）和唯意志论（voluntarism）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冲突。结构论者认为，在政治学中，结构性的、固定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因素——如社会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等——是解释由自变量导向因变量的因果链中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解释的不二法门；而唯意志论者则认为，在一般的政治活动、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中，与那些结构性的因素相比，政治领导人的价值、策略和能力，以及人的能动性和人的主动性，才是影响政治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但正是由于这种纯粹“结构论”与纯粹“唯意志论”之间的论争，才带来了政治学中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逐步兴起；而制度主义被认为是居于纯粹“结构论”和纯粹“唯意志论”之间的中间道路，逐渐成为政治学家构建和发展理论的主要方法。我们转入下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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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cis Fukuyama，“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Journal of Democracy，15（2） （April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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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4.本章关于雅典民主制度的介绍，主要基于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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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bid.，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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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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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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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istotle，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28 （1293a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