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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中，政府的更替要比政体频繁得多，更不用说国家机器了。即便在世袭独裁的政体下，政府的更迭频率恐怕也是政体、国家机器和政府这三者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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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者国家机器）则是一整套由永久性的行政、法制、官僚以及暴力机关组成的治理系统。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国家机器这套管治系统在一个给定的地理区域内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全部权力。国家机器既包含一整套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系统，又指代负责以合法暴力来执行这套规则的官僚系统。这个官僚系统包括了大量的公务人员，比如每天早晨定时给你送信的邮递员、每一年定时向你征税的税务官、每一次你出入口岸时负责监视旅客健康状况的检疫官员，他们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所从属的机构（邮政局、税务局、卫生署）就属于“国家机器”这一概念中所提到的永久性的治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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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每五年即须改选一次。试想，当一位新选出的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并接管政府之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即掌握政治权力的那一组人）显然发生了更迭，然而邮递员、税务官、检疫官员们的工作则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邮递员继续送信，税务官照常征税，检疫官员一如往常在仪器上监视着旅客的体温信息；这表明政府的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国家机器的变更。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港英政府的政体被崭新的、以《基本法》确定的“一国两制”政体所取代。而以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首的新的特区政府亦取代了旧有的、以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为首的港英政府；然而，香港的邮差、税务官和入境检疫官员，还有警察、法官及各种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大致上没有什么变化，特区政府并没有全盘打碎、另起炉灶，而是基本上继承了港英政府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可见，政体变更和政府更迭，都未必导致国家机器的变化。这里的“国家机器”概念包括军队、警察、监狱、法院、邮政、税务、入境事务、卫生、教育等部门，还包括其他很多我们能够想到的、由政府公务员执掌的部门。它们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合法地垄断着使用暴力的权力。在现代政治中，国家机器是唯一可以向你合法地征税、可以强制你服役，也可以把你合法关进监狱的政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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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电脑系统打个比方，构成“政府”的那一群人就像是电脑用户，他们所操作的那台电脑的硬体系统就是“国家机器”，包括它的显示器、主机、键盘、鼠标、音响等；而“政体”则是电脑的软件，特别是让电脑运转起来的作业系统。我们知道，在很多公众地方（如公共图书馆），那里的电脑是开放给大众使用的。这些公共电脑的用户流动性很大，正如同政治学中所讲的“政府”一样，频繁更替。但是，电脑本身的作业系统却可以稳定使用两三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软体制造商们推出新的作业系统才会更新。政体变化也如同电脑作业系统，虽然非一成不变，但也不是频繁变化。另外，这台公共电脑虽然使用者人来人往，作业系统不时更新，唯有电脑本身的硬体更新换代最是缓慢，除非它遭遇大损，或是年事已高、不堪重负，我们才会见到公共图书馆更新电脑硬体；我们在政治学中所谈的国家机器大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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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政治世界中，政府比政体变化频繁，政体则比国家机器变化频繁。国家机器基本上是一个恒常的实体——只有在极少情况下（如在无政府状态下，或革命和内战爆发之时），国家机器本身才会被破旧立新。在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旧有的中华民国，紧跟而来的是整个旧国家机器被全盘摧毁、新中国另起炉灶，建设起崭新的国家机器。也唯有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才可以说政府、政体还有国家机器都一同完成了革新。而这样的宏大事件在历史上并不是常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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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种关键的制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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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曾形象地用《圣经》中描述的怪兽“利维坦”来比拟政治国家（霍布斯称为political commonwealth）所拥有的强大权威，成为政治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比喻之一。霍布斯用哲学假想式的逻辑推导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他把无政治国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称为“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由于人类为争夺稀缺资源以满足个体欲望以及人人自我保护以避免横死的需要，自然状态不过是永不止息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生活因而也“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为了求得安宁及抵御外敌，人类共同体就必须达成社会契约，将每个人的自然权利都托付给“主权者”，并自愿服从“主权者”的无上权威，令其足以维护共同体内部安宁和抵抗外部侵略，以求得摆脱“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惨痛生活。这个主权者的产生，在霍布斯看来，就是国家的起源。因此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说，国家是在所有人都同意之条件下，以下述方式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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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当这个过程完成后，所有人也就都团结在同一个人之下，这就是“国家”，或者拉丁文所说的CIVITA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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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霍布斯认为国家得以产生的信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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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进一步认为，基于这一信约而产生的政治国家（亦即“利维坦”）在12个方面享有主权权威：（1）主权权威所赖以存在的信约将立即取代任何旧有的、与之抵触的其他契约；而一经建立，主权权威管辖之下的被统治者亦不可能再合法订立任何新的信约来取代既有信约，或者以此背叛主权者。（2）由于主权权威所赖以建立的信约来自人们共同体的集体赋权，因而在主权者方面不可能违反信约，而被统治者亦不可能合法地收回赋权，或者脱离主权管辖。（3）由于主权者是由人们共同体的多数所宣立，任何持异议的少数派此时亦必须服从多数的意志以及主权者的管辖，否则可被合法消灭。（4）由于主权是按赋权信约而订立，一切被统治者均成为主权者行为和裁断的授权者；在此意义上，被统治者不可以控告主权者对被统治者的侵害：因为任何人不会以自己授权的行为来侵害自身。（5）主权者不可能被合法处死，或者被施以惩处。（6）主权者为维护安宁、避免内战起见，有权审查出版物和言论。（7）主权者有权订立民事刑事法规。（8）主权者有权裁断是非。（9）主权者有权根据公共利益之需对外邦宣战或者媾和，并为此目的统领全部军队。（10）主权者无论平时或战时都有铨选官员的权力。（11）主权者有权根据事先颁行的法律颁授荣典及施加刑罚。（12）主权者有权决定荣衔、礼仪次序以及公私集会上所行的敬礼。这些信条，反映了霍布斯作为英国内战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国家及其享有的主权权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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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中，国家作为最基础的制度存在，仍然扮演着极为重要和关键的角色。从人类学及历史学的角度讲，最早形态的国家是脱胎于早期人类社会基于家庭、氏族和部落的公共组织结构。随着人类社会人口密度的增加、农业剩余产品增多，以及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超越家族的范围，而成为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在一定的领域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公共生活组织形态。战争的需要，又使得国家日益脱离氏族的关系网络，而变成“非人化”（impersonal）的现代暴力和动员机器。正如政治学家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的那样，“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又发动战争”。[4]就世界历史而言，战争与国家的构建往往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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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首先体现在国家所承担的广泛功能上。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国家可以履行下列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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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垄断了合法征税的权力，为公共开支聚拢并提供财政资源。在传统上而言，通过征税以满足公共开支的需要或许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源之一。在民主制度兴起的年代里，不论是美国、英国、法国抑或其他国家，税收问题总是处在各种政策和政治争议的中心位置，并且与代表权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不少情况下税收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革命的直接导火索。税收是国家以强制力量把属于自然人和法人经济收入和财产的一部分收归国库，集中起来支付公共开支，以支持政府运作、提供国土防卫、济贫扶困、修桥筑路。没有国家对税收活动的垄断，现代社会的很多公共服务就不可能存在，公共建设也不可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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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负责管治国民经济，并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虽然国家涉入经济领域的程度在全球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但即使在今天最为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观察到由国家所主导的、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管。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责任一方面体现在用国家法制机关为商业合同的执行提供保证，另一方面国家也通过宏观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品质和规模进行调控和规管。某些国家还特别对于特定经济产业采取扶植政策，以帮助本国产业保持竞争力。国家也对国内外贸易、劳动力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等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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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保障公共秩序，尤其是国家的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承担了使用国家暴力机器以建立、维护和保障公共秩序及保证社会安宁的重要职能。同时，就保障公共秩序而言，国家还具有解决争端的功能。不管是国家机器内部的宪政争端，或者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争端，还是发生在私人之间的民事争端，国家都具有予以调整和裁决的功能。国家具有使用强制力量确保按其意志作出的关于各种争端的最终裁决能够被付诸执行的权力。国家对公共秩序的保护，也为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提供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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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家提供共同防御，以保护公民共有之领土免于外国或外部势力入侵或占领。国土防卫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在当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常备军，但也有少数国家基于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选择常备军以外的其他方式保证国防（比如通过和平条约或是依赖于外国军事保护）。然而，即便是不设常备武装力量的国家，也并非不重视国防，而是采取其他替代形式来保证国防安全。无论对世界的哪个国家来说，国土防卫永远都是其所有职能里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到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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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对于那些私人部门无法独自承担的公共事业，比如基础教育、邮政网络、铺路搭桥，甚至于架连互联网设施等重要的公共服务，国家也往往承担其责任。虽然不同的国家所选择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以提供公共品作为国家的基础性职能之一。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则是更为晚近的事。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震撼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学者认为国家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之外，亦应承担责任向本国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品，即：国家的职能范围应该涵盖对于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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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加入到“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行列之中，逐步为公民提供范围较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其提供的社会福利几乎广泛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程度，以至于这些福利国家得到了“保姆国家”（nanny state）的称号。福利国家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一方面以很高的比例向国民征税，另一方面则以很高的标准向公民平等地提供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利用累进税制度对高收入阶层征收高税收，进而倾斜补贴那些在经济或社会上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群体，以达到“社会公平”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目标。不过，在近年的经济危机动荡之后，由国家以公共开支大量提供福利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希腊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例。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的过程很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经济和市场扭曲。同时，国家的征税冲动可谓“由奢入俭难”，因为福利国家想花的钱永远比征收到的税更多；如若操作稍有不慎，转移支付的职能有可能严重伤害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并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赤字危机，从而引发其国内激烈的政治对峙和对抗，甚至触发民众街头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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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现代国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庞大，而国家管制之手已经深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已经从霍布斯笔下、“利维坦”式的主权权威时代，进入到一个“超级国家”甚至“全责国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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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和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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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用“国家性”（stateness）这一概念来衡量国家作为一种实在的政治制度的存在状况。按照制度主义的观点，“国家性”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去解释很多其他的因变量。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在1917年发生？制度主义的观点会借助“国家性”的概念，用国家能力（国家性中的核心变量）的减退来解释大规模社会革命的发生。这种观点认为，当国家能力衰减、控制力下降时，相对而言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就大大增强，因此在此情况下国家无力将社会运动和社会抗议限制在可以操控的程度内，大规模革命便有可能发生。可以说，“国家性”作为一个政治学中的重要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解析从社会运动、内战、无政府状态到社会革命的范围十分广泛的诸多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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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在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往往具有两个度量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国家的规模或曰范围（scope），它衡量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的程度。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将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限制在尽量低的水准是保障自由的前提；另外一些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则支持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更积极和更大程度的干预，从而为社会中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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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的规模很“大”，对经济、社会的干预都很高，就有可能走向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方向，即国家在充分认知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由官方指定——而非通过选举机制产生——不同阶层的代表来参加政治决策过程，以求反映出他们各自所属阶层的利益。若国家干预走到极端，“国家性”大到极点，那就成了极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 state），如纳粹德国。在这里，公民没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基本权利，政治自由被压缩到极限程度。极权主义的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干预达到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程度。此外，第二讲曾探讨的“发展型国家”以及刚才又谈及的福利国家，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属于“大”国家的类型。而在这个光谱的另一头，是那些奉行新古典主义的“小”国家：这些国家秉持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必须有限的原则，保护人民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避免过度的社会和市场规管，也控制福利供给水准。在“大”国家和“小”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其广泛的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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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的第二个度量指标是国家的能力（capacity）或曰强度，它反映国家是否具有足够的资源、手段、意志和组织来迅速有效地执行政策和决策。不管国家决策是出自民主程序还是独裁专断，国家在执行时是否高效有力永远都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核心指标。若国家有很强的能力去执行和落实政策决策，它就是一个“强”国家；相反，如果国家的执行能力很低，政策决策无法执行甚至久拖不决、议而不行，它自然就是一个“弱”国家。国家能力的强弱与政体类别不一定直接相关，可以说“独裁国家未必强，民主国家未必弱”；当代西方民主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而许多非民主的所谓“弱势独裁国家”则国家能力十分衰弱。国家能力的高下和政体形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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