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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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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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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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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采用民主还是威权政体，国家都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治理能力。不论“国家性”的“大”与“小”，“强”国家总能够提供比“弱”国家更佳的治理结果。如果国家没有治理能力，那它注定一事无成，而空谈政体、国家“大”“小”则毫无意义；实际上，也只有在“强”国家里，国家治理才更有可能成功。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虽然这个远东大国告别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在名义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由于国家能力溃坏、国家机器羸弱，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一直未能完成发展任务。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程最直观地给我们以启示：在国家缺乏治理能力的时候，现代化进程有可能混乱失序、暴力丛生、内忧外患，根本无法实现人民理想中的民主、富强、自由的美好图景，而强政励治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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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istotle，Politics，edited by Lord Carne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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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bid.，pp.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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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as Hobbes，Leviathan，Oxford，UK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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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rles Tilly，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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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六讲 政治参与理论：为什么和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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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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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人类历史见证了这样的变化——普通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论是被动参与还是自发参与，活跃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普通政治参与者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有赖观念的革新、技术的进步、制度的演进，21世纪的政治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人士在密室中所决定的事宜，亦不再是富丽的宫廷内君主与臣子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人们甚至都不再满足于仅仅通过问责自己的代表人去间接地影响政治。今天，无数的政治活动、政治团体、街头政治、民众抗议和社会运动等都昭示着一个政治参与的新时代——人民正不断尝试以新的管道去直接影响政治过程。21世纪的政治，势必是属于普通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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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米尔布雷斯（Lester W.Milbrath）在《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一书中认为，公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对政治有所认知并积极参与政治，对民主制度的繁荣至关重要。[1]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根本不会有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的运转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公民参与政治的意愿和品质。20世纪大众政治参与之所以得到较大发展，主要是由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技术进步和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使得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第二，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政治衰败，也使得受尽其害的西方民众越来越关注政府治理的绩效，希望能够通过监督和亲身参与到实际政治运行中去，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民众对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级政治事务——的观察、了解和认知程度显著提升，战争也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政治团结和政治纽带，为战后高涨的社会运动提供了组织和社会基础。第四，人类在20世纪对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验，也进一步使得更大规模、更高程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成为现实，高度的政治卷入和政治参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态，并带动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参与的大发展。这四方面因素相互叠加，造就了20世纪人类政治参与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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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参与？普通民众有哪些方式参与政治？他们又为何参与政治？在塞缪尔·亨廷顿与琼·纳尔逊（Joan M.Nelson）合著的《难以抉择》（No Easy Choice）一书中，“政治参与”被定义为普通公民进行的各种意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2]这里的“普通公民”指不担任政府公职的普通民众。在这个定义里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仅仅拥有某种政治态度、观点或价值观是不能被算作政治参与的，政治参与者必须要亲身参与到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之中去。其次，这个定义强调民众对公民参与权的主动及积极地行使，而非被迫行使。再次，政治参与活动需要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虽然参与本身未必完全改变政府政策或者创造出全新的政策议题，但起码能让普通民众的意见被表达、聆听与考量。最后，政治参与活动应当是带有政策预期的行动，其目的是造成某种可预见的政策结果。不管是民众上街游行还是政党选派候选人参与选举，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某些既有政策，或是要求政府提供尚未提供或充足提供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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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政治参与者。政治学学者通常采用以下几组相互对应的概念来描述各类别的政治参与者的具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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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参与者与偶尔参与者：前者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社会运动领袖等。他们以政治为业，将参与政治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后者则包括其他的、不以政治为业的普通公民（譬如那些除了定期去投票站投票之外，就再无其他显著政治参与行为的人）。这些偶尔参与者拥有在政治领域之外的职业和日常工作，他们仅仅出于公民意识或切身利益，才时不时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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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型参与者与积极型参与者：前者只有在法律、经济或社会压力下才会不得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行动，这种压力往往是国家制定的、某些针对公民“不参与”行为的惩罚措施所带来的。譬如在强制投票制度下对拒绝投票者施以的罚款（以至监禁）等，就是典型的国家针对政治“不参与”行为而制定的惩罚措施。积极型参与者则不然。积极型参与者非常主动地参加政治活动、担负政治角色，甚至在政治参与进程中起到发动、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即便没有外在激励措施的鞭策，积极型参与者也会非常主动地去参与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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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家与普通大众：前者参与政治不仅频繁，而且参与度深入，不只个人参与政治，还会投入时间同精力来组织、动员其他民众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政治活动家也往往拥有自己较为明确的政治议程。而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活动家那样执着，他们也未必有自己的坚定立场或明确议程，更不会投入时间和精力来鼓动社会上其他人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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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参与者与非制度化的参与者：前者通过业已建立的、制度化的管道来参与政治。这些制度化的管道包括在选举中投票、加入政党组织、参加竞选活动、担任义工或者直接写信给政府官员等。而后者则主要在现有或者既定的制度空间之外活动。非制度化的参与者往往包括街头活动家、抗议活动或社会运动参与者、内战参与者以及政治和宗教极端组织成员等。以制度之外的方式参与政治还包括对公职人员行贿以影响决策、邀请公职人员乘搭私人飞机和私人游艇以建立友善关系之类的，往往是非法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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