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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作为利益团体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游说活动（lobbying）可能比民主制度本身还要历史悠久。职业或非职业的政治说客作为社会上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表，努力与公共官员建立私人联系，在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开展形式多样的说服活动，以图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和管道去影响公共官员和政府机构的决定。在现代社会中，各个利益团体固然具有需要表达和实现的独特利益诉求，但团体成员却往往对相关政治管道并不熟悉，亦缺乏必要的手段和途径与政府公职人员建立非正式的联络。游说活动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失。职业政治说客（lobbyists）往往由前立法机关成员、前政府官员、律师说客、公共关系专家、会计师说客等构成。通过游说活动，职业政治说客可以帮助利益团体建立与政权机构的联系，也可以为利益团体提供咨询以帮助其厘定自己的政治策略。若有可能，利益团体也可以雇用说客作为代理人常驻首都，接受团体的指令，为团体收集政治信息，并随时准备代表相关利益团体参与到政策决策的全过程，必要时亦将对本团体可能不利的政治讯息在第一时间传递与该团体。政治说客也通过自己的日常活动为雇主服务。譬如，政治说客掌握丰富的政治信息，拥有很多接触政要的机会，可以有偿出让给利益团体的代表；说客之间也与政府部门保持经常联系、互相沟通信息；政治说客还常常访问政府机关、参加公共听证会，并受委托参加政府组织的咨询小组，以监督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能够在决策过程得到展现。在今天，传统的院外游说活动有逐步被所谓“间接游说”（indirect lobbying）或者“基层游说”（grassroots lobbying）所取代的趋势。间接游说和基层游说活动不再将接触点放在政府高层；相反，基层游说活动通过给选民大规模写信、发动公共关系战役以及通过亲友网络的非正式宣传，试图以间接的方式、通过塑造民意来对民选政治家起到影响作用。政治游说集团在比较成熟的选举式民主制度下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也是不同社会团体参与到政治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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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参与：团体性的政治参与往往包括政党政治与利益集团政治两种形态。政党是由其成员自发参加的政治性组织，具有比较严密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及政策平台。政党以掌握政府权力为目的。关于政党的政治活动，本书第四讲已经讨论过。而按照大卫·杜鲁门（David B.Truman）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 and Public Opinion）中所给出的定义，利益集团是基于一项或几项共同立场或诉求而组织起来的一群人——例如学生会、农会、步枪协会等——这些组织起来的人群对社会上其他的团体或者组织提出利益要求。显然，利益集团得以形成，除了团体成员所共有的利益诉求外，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可以供这群人组织和动员起来的资源和动因。就动因而言，人们参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无外乎是因为希图获得物质利益、实现特定目的或者促进组织团结这三个基本因素。利益团体也往往会使用强制力（如某些早期工会组织殴打不愿意入会的工人），或者通过发动社会运动、提供选择性福利等多种手段和方式，吸引或者迫使利益相关者加入到组织中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利益团体也深入参与到院外游说、基层游说、选举工程（electioneering）、大众宣传、直接行动以及促进立法等重要的政治过程中。在以多样性著称的现代社会，利益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与政党有所不同，利益集团并不以组织或者控制政府为自己最高和最终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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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参与：虽然公民个人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常常显得单薄无力，但是个人的政治参与往往又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发挥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公民个人可以通过在公共舆论空间中表达意见、向政府请愿、联络公职人员、为政党或者其他组织捐款、就政治问题提出个人法律诉讼，或者发动个人抗议活动等形式来实现政治参与。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活动亦成为个人政治参与的新的形式。以第二代互联网技术（Web2.0）为标志的信息技术最新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和集结的成本大为降低，信息流动性亦显著加强。第二代互联网使得信息的生产、传播、分享和储存达到前所未有的便捷程度。通过互联网，组织政治参与活动更加便宜、简便和快捷。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只需要更少的核心人员——甚至是分散的个人——就可以组织起广泛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参与活动。2009年发生在伊朗的群众性抗议运动更被直接称为“Twitter 革命”，在当年举行的伊朗总统选举中，官方宣布在任总统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以绝对优势成功连任，但是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Abbas al-Musawi）认为选举存在严重舞弊，要求重选。从当年6月13日凌晨起，大批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选举不公，要求政治改革。由于穆萨维以绿色作为竞选标志，示威群众大多身穿绿衣或者佩戴绿色头巾、丝带并且挥舞绿色旗帜表示对其的支持，因而这场抗议活动又被称为“绿色革命”。示威抗议活动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蔓延到全国各地，最多时据称有300万人参与了示威。在这次运动中，网络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伊朗政府采取种种措施管制互联网信息，封锁并驱逐社交媒体，但是伊朗民众仍利用代理服务器等方式，使用 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新兴的网络工具，将示威和政府镇压的实况报道给全世界。伊朗的“绿色革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在21世纪，技术进步为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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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参与：对抗性政治参与往往指“街头政治”，以政治抗议、反叛或者革命的形式出现。这种政治参与方式是非制度化、非常规的。对抗性参与常是公共性的集体社会运动。所谓“对抗”指的是这种参与活动的核心过程是某种诉求的提出者与应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所谓对抗性“政治”，则要求政府必须是这个过程中提出诉求或者应对诉求的一方。对抗性参与的案例十分广泛，从印度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到近年的“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皆在此列。对抗性政治参与有三种主要的形式，即：抗议（针对特定议题表达反对意见）、反叛（以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方式，系统性拒绝服从政治管治）以及革命（以迅速而暴力的方式根本改变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系统，并颠覆原有政权）。关于对抗性政治，我们留待第七讲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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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或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公众意见通常指民众关于公共议题、政治经济社会局势或政治人物意见的总和。公众意见通常是政治参与活动的产品。一般来说，公众意见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利益调适、教育和媒体传播等不同过程来形成。现代政府为了提高管治质量，非常注意监视、收集和评估公众意见。然而在现实中，公众意见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的，也经常前后不一，缺少一定之规。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更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通常具有四个方面的偏见：第一，公众舆论往往对市场持怀疑和批判作用，具有反市场的偏见；第二，公众舆论往往也对外国或者非本地人持有偏见；第三，公众舆论往往认为“行必果”，而很少认识到某些结构性社会问题未必一定可以通过政府的努力得到解决；第四，公众舆论往往对前景持有悲观态度。[5]因此，就治理而言，政府对于公众舆论不可不听，亦不可全听。政府决策必须立足于科学、立足于长远，兼听则明，不能简单化地唯民意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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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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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的基石是公民的政治身份，而政治参与本身又不断加固公民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认识和认同。就政治学而言，“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大抵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身份认同，指个人在某政治社群中的成员身份，是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塑造政治认同感的元素。其次，它是一种法律地位，这一地位可以用公民个体在法制框架下所享受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来定义。最后，公民身份指向一种“政治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主动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管治，并在政治活动中保持高度的活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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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民身份意义的认识上，往往有两种认知模式：共和主义模式和自由主义模式。按照共和主义的理解，公民身份的核心意涵是公民自治。公民通过积极投身于政策酝酿和政治决策的过程之中，从而保证每个公民个人的政治主动性和主体地位，防止成为强权的奴隶。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所谓公民就是分享公共职权的那些人。因此，根据共和主义的理解，公民身份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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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主义的理解则认为公民身份的核心意涵在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而非公民个人必须加入到法律制定或者执行的过程之中去。所以自由主义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认为公民身份是一个偶尔才会使用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法律地位，而不是每日生活的常态事实。实际上，自由主义理解的公民身份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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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持何种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公民身份所指代的各种权利和自由，有赖于民主和法治制度的保障，亦有赖于国家积极创造公民得以行使自身权利的必需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公民身份中所蕴藏的积极政治参与的意涵，也要求公民不仅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亦应通过主动投身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帮助巩固现代政治制度和改善政府治理。现代政权和治理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政治冷感的公民群体；没有积极的公民参与，就没有高质素的政府管治。在21世纪的今天，公众政治参与同政府治理的成效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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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ster W.Milbrath，Political Participation，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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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muel Hungtington and Joan M.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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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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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Dahl （ed.），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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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ryan Caplan，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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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七讲 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建设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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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和市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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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前面六章，我们专注于讨论制度化的国家级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重要议题。就当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而言，本书已经讨论了发展的逻辑、国家的建构、政体的规则、政府的构成。在下面三章，我们将展现当代政治学的另一领域——社会。社会既是政权存续的环境，又是政府治理的对象，更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场域。今天，世界很多政治学家都致力于研究发生在“社会”层面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妨将他们的理论称为“政治学中的社会理论”；而政治学中的社会理论的重点即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政权和治理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互动。接下来，本书将扼要介绍政治学在社会层面所探讨的三个主要话题：市民社会、对抗性政治，以及身份认同的政治。本章将首先讨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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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熟悉的社会及政治生活中，活跃着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市民社会。不同市民社会组织的结构、目的、功用和规模都大不一样：有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然壮大，成为国际性或跨国界的组织，有的则局限在很小的社区范围之内。通常，我们可以按功能将市民社会社会组织划分为服务型组织、权益型组织、信仰型组织和理念型组织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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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成立于1919年，拥有近 9700万成员。在其早期历史上，红十字会的宗旨是拯救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士和平民；然而今天，它的功能早已超越了战场救护。国际红十字会在自然灾害援救、公共卫生普及、抗击流行性疾病、提高人口素质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还在更加广泛的情境下救死扶伤，让人们享受到更高的安全和健康水准，维护人类共同的和平与尊严。由此可见，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提供某种政府不能或不便提供，以及政府虽提供但供给不足的那一部分公共服务，我们通常称这类社会组织为“服务型组织”。服务型组织也是民间组织中最常见的一类，经注册成立的各种慈善组织、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非政府发展组织，往往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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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型组织，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护组织成员所公有的某种权益。比如，不论是在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内地，住宅社区都有大大小小的“业主会”“业主协会”或“业主委员会”。像“业主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也会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在中秋节给会员馈赠月饼、春节期间组织联欢活动，或者雇用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社区等；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会员提供服务并非业主会的主要职能。业主会存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业主们对于自己不动产的合法权益，以集体的形式防止业主利益以任何形式受到伤害，并在此原则下负责监管公共服务。像“业主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显然以保护特定人群的特定权益为主要职责，所以被称为“权益型组织”。以职业或行业划分的行会、工会、商会等往往也可以划归权益型组织。这是市民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类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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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民间组织的历史更加悠久，它们可以统称为“信仰型组织”。不论走到世界哪里，我们都能看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服务于各种宗教信仰的民间组织。在这些组织里，人们由于共同崇拜的神灵抑或共同信守的宗教信条而组织起来。在中国香港，不同信仰和谐共存的图景非常普遍：罗马天主教、基督新教或者东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佛教寺庙，道教寺庙，还有犹太教、锡克教等各种信仰的寺庙林林总总，和平共处。这些宗教组织所拥有的宗教建筑（寺、庙、堂、观等）、宗教慈善机构、宗教教育机构，连同劝人行善或者皈依的传教标语无处不在，每天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宗教信仰型组织的功能非常广泛。除崇拜活动外，它们也为信众甚至普通大众提供许多公共服务（譬如救济、医疗、教育、安老等），有时也会出面维护所属信众的人身、财产和宗教权益；然而，信仰型组织最重要的职能毫无疑问还是为了让信众得以实践其宗教信仰，以及提供集体的信仰生活。信仰型社会组织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又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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