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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六讲 政治参与理论：为什么和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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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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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人类历史见证了这样的变化——普通人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论是被动参与还是自发参与，活跃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普通政治参与者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有赖观念的革新、技术的进步、制度的演进，21世纪的政治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人士在密室中所决定的事宜，亦不再是富丽的宫廷内君主与臣子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人们甚至都不再满足于仅仅通过问责自己的代表人去间接地影响政治。今天，无数的政治活动、政治团体、街头政治、民众抗议和社会运动等都昭示着一个政治参与的新时代——人民正不断尝试以新的管道去直接影响政治过程。21世纪的政治，势必是属于普通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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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米尔布雷斯（Lester W.Milbrath）在《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一书中认为，公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对政治有所认知并积极参与政治，对民主制度的繁荣至关重要。[1]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根本不会有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的运转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公民参与政治的意愿和品质。20世纪大众政治参与之所以得到较大发展，主要是由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第一，技术进步和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使得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第二，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政治衰败，也使得受尽其害的西方民众越来越关注政府治理的绩效，希望能够通过监督和亲身参与到实际政治运行中去，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民众对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级政治事务——的观察、了解和认知程度显著提升，战争也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政治团结和政治纽带，为战后高涨的社会运动提供了组织和社会基础。第四，人类在20世纪对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验，也进一步使得更大规模、更高程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成为现实，高度的政治卷入和政治参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态，并带动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参与的大发展。这四方面因素相互叠加，造就了20世纪人类政治参与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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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参与？普通民众有哪些方式参与政治？他们又为何参与政治？在塞缪尔·亨廷顿与琼·纳尔逊（Joan M.Nelson）合著的《难以抉择》（No Easy Choice）一书中，“政治参与”被定义为普通公民进行的各种意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2]这里的“普通公民”指不担任政府公职的普通民众。在这个定义里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仅仅拥有某种政治态度、观点或价值观是不能被算作政治参与的，政治参与者必须要亲身参与到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之中去。其次，这个定义强调民众对公民参与权的主动及积极地行使，而非被迫行使。再次，政治参与活动需要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虽然参与本身未必完全改变政府政策或者创造出全新的政策议题，但起码能让普通民众的意见被表达、聆听与考量。最后，政治参与活动应当是带有政策预期的行动，其目的是造成某种可预见的政策结果。不管是民众上街游行还是政党选派候选人参与选举，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某些既有政策，或是要求政府提供尚未提供或充足提供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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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政治参与者。政治学学者通常采用以下几组相互对应的概念来描述各类别的政治参与者的具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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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参与者与偶尔参与者：前者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社会运动领袖等。他们以政治为业，将参与政治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后者则包括其他的、不以政治为业的普通公民（譬如那些除了定期去投票站投票之外，就再无其他显著政治参与行为的人）。这些偶尔参与者拥有在政治领域之外的职业和日常工作，他们仅仅出于公民意识或切身利益，才时不时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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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型参与者与积极型参与者：前者只有在法律、经济或社会压力下才会不得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行动，这种压力往往是国家制定的、某些针对公民“不参与”行为的惩罚措施所带来的。譬如在强制投票制度下对拒绝投票者施以的罚款（以至监禁）等，就是典型的国家针对政治“不参与”行为而制定的惩罚措施。积极型参与者则不然。积极型参与者非常主动地参加政治活动、担负政治角色，甚至在政治参与进程中起到发动、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即便没有外在激励措施的鞭策，积极型参与者也会非常主动地去参与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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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动家与普通大众：前者参与政治不仅频繁，而且参与度深入，不只个人参与政治，还会投入时间同精力来组织、动员其他民众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政治活动家也往往拥有自己较为明确的政治议程。而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活动家那样执着，他们也未必有自己的坚定立场或明确议程，更不会投入时间和精力来鼓动社会上其他人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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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参与者与非制度化的参与者：前者通过业已建立的、制度化的管道来参与政治。这些制度化的管道包括在选举中投票、加入政党组织、参加竞选活动、担任义工或者直接写信给政府官员等。而后者则主要在现有或者既定的制度空间之外活动。非制度化的参与者往往包括街头活动家、抗议活动或社会运动参与者、内战参与者以及政治和宗教极端组织成员等。以制度之外的方式参与政治还包括对公职人员行贿以影响决策、邀请公职人员乘搭私人飞机和私人游艇以建立友善关系之类的，往往是非法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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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参与者与自由派参与者：一般来说，政治生活中的保守派人士希望通过参与政治维持现有政治秩序。他们通常支持那些有利于巩固传统价值及生活方式的政策，力主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而自由派人士参与政治的目的则是变革政治现状，试图鼓励及推进新的观念、价值与生活方式，促进社会平等，主张大政府、高税收、相对较高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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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于政治生活中不同参与者的粗略分类方式虽然并非绝对，却能帮助我们在研究中建立起相关的模型，以衡量和研究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者在现实政治中的行为模式、趋向或者偏好。这对于当代政治学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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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何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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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对于现代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第一，广泛和多层次的民众政治参与彰显人民主权，是政权的政治认受性之所系。为什么政府有权力施行统治？为什么公民要服从政令、向政府缴税？这皆是因为民众默认：施行强制力于自己的政府具有政治上的认受性。然而不同时代、不同政体下的政府，其认受性基础不尽相同。在西方世袭君主制下，君主的政治认受性来自出身及合法的继承。君王家族世代传承君权，而君权的原初则是来源于“神授”。古代中国则有“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观念；依照传统儒家学说，皇权的认受性来自以君王道德水准（moral qualification）为基础的上天认可；但由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天命的最终来源是民众对君主道德水准的认可。若民众不认可在位君主的道德水准，或者一个原本道德上合格的君主开始败坏，民众就可以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实现天命转移。中文里的所谓“革命”，本意即是“天命的变革”，指的是上天的意志由于人间君王的倒行逆施、道德合法性崩塌而产生政权改变。在近代西方，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政治认受性原则更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到美国独立革命所树立之政治原则，都明确声明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基于人民（受管治者）的同意，即“主权在民”。当代政治中以选举为主要代表的各种政治参与方式，都是民主制度下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基本制度形式。实际上，在今天，具有截然不同政体性质的国家往往都选择用定期选举这一形式来建立、彰显或者重申自身的政治认受性。当今世界“主权在民”的原则已被看作十分普遍的政治认受性基础和政治权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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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众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生活中实现和不断增强多元社会利益代表性的基本途径。现代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经济利益的差别、种族认同的对立、宗教信仰的多元、政治理念的相异——这些分歧和不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今天，各国政府所治理的几乎都是利益诉求非常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在多样性日益丰富的社会环境下，必须有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政治机制来容纳及处理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协调其中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差异性，才能保证治理的有效性。因此，现代社会对处理多样化利益诉求的需要，决定了现代政府唯有以不同形式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来，才可以使得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理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代表，并通过法定的制度管道去协调与统合互相之间的分歧，达成共识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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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众政治参与亦可以为改善政府治理提供来自社会面的反馈与意见。现代政府治理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从社会上获得关于治理成效和政策取舍的真实、完整及有代表性的反馈信息。民众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譬如，选举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途径，它既是政治人物争取担任公职的一次角逐，但同时政府也得以通过投票结果来获得民众对其治理成效的总体性评价：本届政府的表现是否令人满意？政府的政策得到社会多大程度的支持？执政党在前一任期的治理成绩是否足以为其赢得下一个任期？民众通过选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可以影响政府的政治和政策决定。同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时常举行的公共质询、公共听证、意见征集，以及一些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的、针对各种政治人物或特定政策的民意调查，都是通过民众的参与来获取社会对政府治理的回馈意见。即便是非制度化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方式（例如游行示威），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上述回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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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有序、具有代表性的民众政治参与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基础。落实现代政治的“主权在民”原则、实现治理多样性社会所必需的代表性，以及获取真实有效、关于政府治理绩效的社会反馈，这些现代政治中重要的核心过程都离不开普通民众的参与。而要真正达至这种质素高、范围广的民众政治参与：第一，需要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即普通民众既愿意也有能力以个人身份积极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第二，高品质的民众政治参与也需要有活跃的市民社会场域，政府须以法律制度保障民众享有依法结社并进行活动的权利。第三，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权利须得到国家的切实保障。第四，有序的、高质素的民众政治参与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和行政支持，即国家须对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权利和所需资源提供坚实的行政和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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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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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民众政治参与往往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一般来说，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包括选举、游说、团体参与、个人参与以及对抗性参与五种。以下分别详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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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选举是现代政治的基石，也是人民评价政府治理效能、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以及更换和授权政府领导人的最直接方式。选举作为一种对政府治理的评价和回馈机制，并非一定是最有效、最直接或最及时的；然而，现代政府通过选举程序可以实现政府对公民的负责，以及公民对国家权力的问责。选举应该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才算符合现代政治参与的要求。譬如，每位依照选举法律合乎被选举资格的公民都应该有权参与竞选、拥有组织竞选活动的权利（如组织政治集会、与选民进行直接或间接对话等）。罗伯特·达尔曾指出，在民主制度的发展史上，三种政治权利的落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包括：人民通过投票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人民被代表的权利，以及人民组织反对党在选举和议会活动中争取选票的权利。而最后一项权利的确立在达尔看来，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历史上出现得最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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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应该依法具有普遍性，即所有正常的成年人都应依照法律享有投票权，而不应以财产、宗教、种族、文化水准、职业等附加指标对投票权作出不合理的限制。这种全民普遍投票权的思想基于人类拥有平等之理性的假设，亦是现代社会对人民个体权利和尊严的承诺及保障。在作为现代政治参与形式的选举活动中，每个公民的选票权重应当一致，没有贵贱之分，不应有制度安排使得某一部分选民的选票比其他选民的选票权重更大。此外，作为民众政治参与重要形式之一的投票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和司法保护。选举应当实行秘密投票制度，避免选民在公开投票下可能遭受的威胁和压迫；更重要的是，秘密投票制度可以遏制潜在的贿选，因为秘密投票制度下无人可以将选票追溯到选民个人，即便候选人花钱贿选也无法核实收受贿赂的选民有无如实按照贿选人意愿投票。为了保障秘密投票、遏制贿选，一些国家甚至把选民对社会公开自己的投票列为触犯刑律的行为。最后，点票和宣布选举结果都应该公开进行，以消弭秘密“做票”的空间。败选一方应和平承认失败，不寻求用选举机制以外的方式挑战甚至推翻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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