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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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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学术界的争论，市民社会究竟对于政府治理可以产生哪些作用呢？对于现代政府治理来说，市民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使各种利益群体都能推出自己的代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合力参与到国家的政治过程中去。在现代社会，不同的公民组织往往代表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而当它们之间展开辩论与竞争的时候，也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面的相互对话与互动、竞争或合作。如果法律体系提供足够的规限，这种社会面的互动过程对于提高政策的代表性、改善管治品质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的。市民社会是社会运动的“肌肉”。因为任何大型政治运动都需要坚实的组织基础。如果不存在市民社会，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像人来人往的陌生人社区一样，人们很难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进行自我组织；政治运动规模越大，组织成本越高。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可以提供大规模政治和社会运动所必需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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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组织亦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政府未必是某些特定公共品最有效率的提供者；此时市民社会就可以扮演补充性角色，为社会提供范围更广、品质更高的公共品和服务。市民社会的活动也可以在保护民众的个人权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现代社会，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往往是极其弱小的，然而凭借发达的市民社会，拥有共同利益、价值和目标的人们就可以组织在一起，以集体的姿态面对国家，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利不受国家机器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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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亦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比如，红十字会致力于提高公共健康水准，各种慈善基金则以不同方式帮助经济落后地区实现发展，志愿者的支教网络则使得教育资源落后地区的孩子们能够获得新知。环境保护组织不但可以提高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还可以引导大家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在良好的法制规管下，市民社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力不可低估。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性的市民社会亦推动着全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深入。随着人类面临的问题越发全球化，市民社会的组织和活动亦会同样越来越全球化。在21世纪，在人类着手共同解决困扰全球的世界性问题时，尤其需要市民社会的参与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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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anfranco Poggi，The Stat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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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准确衡量政府治理的绩效，帕特南在书中具体分析了12项用于评价意大利地方政府制度绩效的指标，即：内阁的稳定性；预选的及时性；统计和信息服务；立法改革；立法的创造性；日托中心；家庭诊所；产业政策工具；农业开支能力；地方医保支出；住房与城市发展；官僚机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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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D.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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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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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pp.32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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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heri Berman，“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World Politics，49（3），April1997：4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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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八讲 社会运动理论：对抗性政治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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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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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活动往往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和制度结构中进行的。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机关运作，又或者是市民社会的活动，它们都是在法律或者既有制度的框架内发生，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态和管道来进行。这些循制度管道发生的政治行为、过程和形态，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制度化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的范畴。然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民众也有可能因种种原因对制度化的政治途径丧失信任和信心，而把政治带入街头，发动抗议、抗命甚至革命运动。这些不同形式、强度和烈度的街头政治行动，政治学家们将其统称为“对抗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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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政治不同于政治体制内发生的、一般性的竞争性政治活动。对抗性政治通常牵扯到对社会中某些人群来说极端重要的议题，使这些社会群体不满足于在既有制度结构内采取温和行动，而选择具有高度公共性、对抗性和象征性的集体行动来展示利益诉求。从各国、各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抗议，到20世纪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至21世纪的“颜色革命”，这些不同规模、强度和烈度的政治行动均是对抗性政治在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上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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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社会而言，不同的对抗性政治活动可以被粗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抗议（protest）、抗命（resistance），以及革命（revolution）。抗议是参与者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政策或者政治议题的诉求展示和意愿表达；抗命则指属于某一个或几个社会群体的民众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系统性地拒绝服从政府发出的指令或订立的法律及规则；革命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所发生的迅速而暴力性的彻底改变。革命是政体的变革，就规模、强度和烈度而言都是最高等级的对抗性政治活动。但三种类型的对抗性政治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时空条件下，往往构成互相交织、互为因果、交替发生的政治过程，有时可能难以进行明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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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抗议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对抗性政治行动。同抗命和革命相比，抗议活动的规模较小、议题单一，行动的强度、烈度都不高，波及的社会群体也比较有限。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抗议往往是部分民众针对一定的政策议题集体展示其意愿的一种行动。但如果对抗性政治行动不再限于特定群体表达意愿，而发展到社会上较大规模的人群系统性拒绝服从政令的程度时，街头政治就被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进入“抗命”的范畴。抗命可能采取较为暴力的形式，但也不排斥和平及非暴力的方法。“非暴力抗命”的理念最早来自美国人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论文《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在文中，梭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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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一个公民永远应当在特定时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迫使他的良心服从立法者吗？如果这样，人们的良心又有何用？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敬法律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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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人没有责任一定要致力于纠正某种错误，哪怕是最不公正的谬误。他仍可以适当地从事其他事情。但他起码有责任同这谬误一刀两断。既然他不再拿它当回正事，他就应该基本上终止对它的支持。要是我致力于其他追求和思索，我首先至少得保证我没有骑在别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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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今年有一千人拒交税款，那还算不上是暴力流血的手段。我们若交了税，则使州政府有能力实行暴力，造成无辜流血。事实上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要是任何这种革命是可能的话。假如那位收税官或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问我，正如有人已经问过的：“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假如你真要干点儿事，就请辞职吧。”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那么这场革命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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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知真理有更纯洁的源泉的人，那些不再沿真理的小溪往高处追寻的人，他们很聪明地守在《圣经》和《宪法》旁边，毕恭毕敬地掬水解渴。而那些看到水是从哪儿汇入这些湖泊的人们却再次整装出发，继续他们探寻真理源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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