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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十讲 写在后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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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人类历程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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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是人类社会在整个20世纪政治生活丰富历程的结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随着政治学家对人类社会观察和思考的不断深入，政治学本身也从早期政治哲学对抽象及终极问题的探究，逐渐转为对现实政治世界的科学描述与解释。在本书的第一讲中，我们介绍了现代政治学若干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一，现代政治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寻找政治现象及政治事件彼此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现代政治学往往通过比较研究来找寻和建立因果联系。第三，在政治学中，我们运用许多不同的研究路径来定义政治概念、阐释政治现象。比如，经济路径倾向于采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政治结果，而文化路径则关注不同的文化诱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还有，学者则通过制度路径——即政治生活的不同组织方式——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当代政治学就研究路径而言可谓是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第四，政治学所涉及的因果联系并非绝对的因与果；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政治学也并非一门完美的“科学”。政治学对事物的解释和预测，并不能做到像化学方程式或者几何定理那样清晰而确定；政治学中讲到的因果联系，永远只是一种对概率意义上可能性大小的推断。因而，在政治学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完美到足以排除一切例外状况，而个别例外状况的存在也不可能否定一个政治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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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现代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所考察的是“实然问题”。譬如：某一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什么”？某一次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某个国家的政治组织结构“是什么”？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哲学不同，后者是从“应然”角度出发的研究，考察“应该如何”的问题。譬如，一个好的政府的权力结构“应该是怎样的”？人类为保护公共事务中的“善”和“德行”而能够安排的最佳制度“应该是什么”？怎样的国家政体最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等。传统政治哲学中的种种“主义”（-ism）都会包含一长串关于“应然”的问题及相对应的回答。现代政治学则不然——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现代政治学的直接任务是解释现象，而非直接指导实践行动。绝大多数现代政治学中的“主义”或者模型都是解释路径，而非道德原则。与政治哲学不同，尽管现代政治学有其价值前提，但作为学科我们很少对政治事物、现象或者过程做出直接的道德判断，也不会给任何一个政党、人物、现象或者制度简单贴上“好”与“坏”、“善”与“恶”的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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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曾直接推动了该国由专制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的转变，但他是一个“好”的或者“善”的、有“德行”的国王么？这个问题超出了现代政治学的关注范畴。我们只会评价说，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实证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自上而下推动政治改革的作用；至于这其中蕴含的道德价值和意义，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国王推动改革是出于某种责任感或者信仰，又或许是因为他能从中得到某种满足，也未必不是时势使然、不得不为之——可以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道德或价值判断永远属于主观世界，而现代政治学希望探讨的则是客观规律和联系。因此，在实证主义统领下的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我们倾向于不相信任何政治行为体（无论个人还是集团）会仅仅基于其善意（good will）而采取政治行动；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任何商人出售给我们物品、满足我们的需要、提高我们的福祉，都是出于实现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参与市场交易，而非出于“利他”之动机。这种理性人假设——即理性个体的行为动机来源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和追求——也基本适用在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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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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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类的历程为当代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殖民主义的崩溃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从科学技术的跃进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从传统君主制的式微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更不用说20世纪波澜壮阔的、席卷东方和西方的社会革命浪潮，这些精彩纷呈的人类政治历史画卷也塑造了21世纪政治学的基本框架。今天的政治学已经从对理念——如善、自由、正义——抽象研究为主的形而上讨论中逐步脱离，成为问题导向型、面向现实生活并与人类社会一同进步的崭新学科。正如在本书的前九章里所分别介绍的那样，今天的政治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范畴，即：（1）发展理论，（2）政体和民主理论，（3）制度主义和国家理论，（4）政治社会理论。这四个基本范畴实际上也就是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四大主题，当代政治学就是实实在在根植于20世纪的人类政治和社会历程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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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的第一个理论范畴是有关“发展”的政治学，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入门知识。现代政治学关于发展的理论以“现代化”和“现代性”两个概念为核心来构建，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为何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有的穷、有的富？横亘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被称为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发展鸿沟因何而存在？另外，20世纪的人类历程又使得政治学家们疑惑，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可以迅速发展起来，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难实现最基本的经济起飞？不同的学者试图探讨，人类社会究竟存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有效的发展模式？对现代性、发展要素和发展模式三个关键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现代政治学发展理论的基石。本书介绍的第二个理论范畴是关于政体与民主理论的问题。这个范畴的内容以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为中心，其中包括对“民主”概念的解析、对现代民主制度核心价值的探讨、对“民主化”之诱因和演进模式的总结，以及对民主制度潜在威胁的反思。第三个理论范畴是关于政治制度、制度主义和“国家”理论的有关问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人类社会见证了传统的、松散的国家（或初级政治组织）转型为现代的、集权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同时人类社会也饱受现代国家力量的侵害和侵蚀。对于政治制度组织和国家理论的研究，是对人类政治组织方式（也就是政治权力如何建构、分配和制衡）的探究，也是当代政治学的重点。第四个理论范畴则是关于社会面的政治学，是对政治社会的研究，主要包括市民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理论，以及身份政治理论三个基本组件。以上的四个理论范畴构成了当代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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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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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在其关注的、最基础的四个理论范畴内都对人类社会既有的政治生活发出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追问。譬如，就发展问题而言，无论是关于发展鸿沟还是发展模式的探讨，现代政治学中的发展理论归根结底关注的是现代生活中政治国家和人类物质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而非如其他学科一般关注纯然的经济效率。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政治学家不断追问“发展”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不同国家贫富有别，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发展程度如此悬殊？无论韦伯基于西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解释，还是经典的现代化学派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唯一路径的经验总结，或者后来的学者对后发国家发展“时机”的分析、依附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批判等，这些不同的政治学发展理论都在试图解答人类文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和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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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们同样关注政治组织（尤其是现代国家）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本书中，我们讨论过传统西方的发展道路，以及“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国采用的“发展型国家”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对比了以市场导向为主和以国家引导为主的两种发展理念，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治学家们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种发展模式的区分和探讨。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应当遵从密尔顿·弗里德曼等新古典学派的劝谕，将主导现代化的任务留给自由市场，还是应该将权威主义政治、国家强力干预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图实现经济的跨越式起飞？而政治权力的组织结构，究竟又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何？从经济到政治、从个人到社会、从政府形式到现代化演进，政治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囊括了范围极为广泛的议题和概念，贡献出五彩缤纷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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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对政体和民主的研究同样大大丰富了人类对于政治社会组织形式的了解和认知。当代政治学的民主理论以“民主”和“民主化”为两大基本议题，民主理论也围绕这两个核心得以展开。正如本书第三讲谈到的那样，民主制度的雏形虽来自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却是来源于由三大革命所确立的三个思想支柱，即：由英国革命奠立的“权利”观、由法国大革命确立的“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人类平等观、和来自美国革命的“独立”观（包括公民面对国家时的独立自主以及国家本身的主权独立）。英国、法国、美国三场革命开启了人类政治历史上现代民主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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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主究竟是什么？查理斯·蒂利提出了四种定义“民主”的方式：宪法方式、实质方式、程序定义方式以及过程导向方式。按照蒂利提出的“过程导向”方式，只有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协商兼备广泛、平等、保障以及双边约束这四项特征时，这个国家才能算作民主国家。而施米特和卡尔认为，民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的统治者须向公众负责，公民通过他们的代议士间接采取政治行动。罗伯特·达尔则提出了“多头政体”的概念。在众说纷纭中，你是否考虑过究竟应当如何定义民主呢？而现代民主制度亦面临一些潜在的威胁。譬如，民主制度如何才能远离多数暴政践踏少数群体权益，或暴民统治带来破坏性的暴力梦魇？为何法治在现代民主制度中须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所谓的“自由民主制”究竟具有怎样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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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是指不民主或非民主的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过程。本书特别介绍了四种不同的民主转型模式，包括：支撑非民主政体的外国势力消退后发生的民主化、外国军事入侵或占领带来的民主化、由人民力量（即街头社会运动）推动的民主化，以及由政治精英阶层自上而下推动的民主化改革。此外，本书还特别介绍了亨廷顿关于全球范围内民主转型以“波浪式”进行的独特观察，并探讨了导致民主化过程呈浪潮式发生的诱因。这些不同的民主化模型都是政治学家对20世纪各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值得深入了解。在微观层面上，罗伯特·达尔则将民主化过程细化为“政治竞争度提高”与“政治参与面扩展”两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在不同国家民主化过程所呈现的三种主要路径，分别是：政治竞争度的开放先于政治参与面的扩展、政治参与面的扩展先于政治竞争度的开放，以及政治竞争度与政治参与面同时在极短时间内以爆炸式完成开放。三种路径各有成例，其历史背景和政治结果亦殊有不同。这些对民主理论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民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了解，随着21世纪政治生活的发展，这些理论探索也会不断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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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对政治制度、制度主义和国家理论的研究则不断丰富我们对于政治权力组织形式的了解和认知。本书介绍了：政治学家怎样定义“制度”？为何制度主义作为解释路径，是结构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中间道路”？政权组织理论主要涉及三项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宪法架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就最基本的两种宪法架构而言，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为何有人认为议会制更容易为新兴民主国家带来政治稳定？而政党制度中的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选举制度里的相对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各自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效果？不同的选举制度又是如何塑造出不同的政党制度？就国家理论而言，处于其核心地位的“国家”“政体”和“政府”这三个概念究竟如何区分？作为一种实在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带来最优的治理效果？当代政治学常常用国家的规模和国家的能力两个向度来衡量“国家性”。一个国家有多“大”又有多“强”就是根据这两个指标来判定。而掠夺性国家和“失效国家”对人类社会又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政治学家对上述问题的探讨都在本书中得到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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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第四个理论范畴是政治学的社会面诸问题，亦可称为“政治社会”研究。在这一范畴之内，政治学相关理论围绕市民社会、社会运动和身份认同三个核心概念展开。市民社会是人们在国家机器和自由市场之外形成的公共领域。什么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在现代政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市民社会对民主制度的存续和发展究竟是利、是害，还是有利有弊？罗伯特·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政治学中，并认为成熟、活跃的市民社会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进而优化民主制度的存续；而谢瑞·伯曼则通过对魏玛德国的研究，指出在国家尚不够制度化的情况下，发达的市民社会恰恰可能成为摧毁民主制度的推手。那么究竟在现代社会中，市民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市民社会积极和消极的政治影响？就社会运动和革命而言，什么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来说，是建设性居多还是破坏性居多？社会革命为何得以爆发？第一代学者倾向认为，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高涨的不满和愤怒，第二代学者则更加关注作为革命之准备条件的资源动员状况，第三代学者则把目光投向文化、身份和意义构建在社会革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身份政治而言，“身份”是什么？它来自何方？身份到底是“原生”的，传承自历史、文化；还是国家的政治工具，是人为的构建产物；抑或是随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慢慢积累形成的？身份政治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位置？“大熔炉”和“沙拉碗”这两种有关身份的社会政策，究竟哪一种更加可取？这些研究把政治和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加深了我们对国家场域之外的政治组织、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认知，是21世纪政治学的最新发展，也必将随着全球政治社会的不断复杂化而趋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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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学科如何进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其精髓仍然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说过的那样：“政治学的方法无外乎对生活的诠释，它的工具乃是对事物的洞见——即对各种细微的、不规范状况的完美理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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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作为重要社会科学门类的政治学已经被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第一，政治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基本上还局限在对宪法和政体的研究上；而一百多年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已经从传统的政体、政党、议会、政府，扩展到社会、经济、心理、文化、身份认同等人类政治生活所能涉及的方方面面。政治学的学科内容不断丰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深化着人类对公共领域的认知程度。第二，一个世纪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得到了长足发展。从最早的文本研究发展到定性的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引入了大数据样本的统计研究，直到今天日臻成熟的实验方法等最新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实际上，过去一百年政治学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其研究工具不断优化、完善和扩容的历史。第三，当代政治学研究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学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单一国家、单一地区甚至单一文化的研究，而是更加注重对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全世界政治学家的交流、对话和合作也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发展出既立足于本国国情，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崭新的政治学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学在过去的一百年曾为人类社会奉献出无数精彩纷呈的思想成果，也必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为人类继续了解自身、探求真理和建设美好的公共生活作出自己独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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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odrow Wilson （1925），“A System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in College and State：Educational Literary and Political Paper （1875-1913），Vol.1，edited by R.S.Baker and W.E.Dodd，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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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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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政治学俨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大到国计民生、小到小区邻里，上至气候变化、下至基层福利，莫不是政治学学者们所研究与关注的议题；而各种政治概念、论断、假说和名词也正以不同的准确程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阅读和交流中被大规模、高频度地普及和使用。形形色色的媒体——从传统的电视台、电台到最新的社交网站、虚拟社区——常常成为政治学家们讨论的舞台甚至不同政治学话语交锋的战场。政治学，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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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政治学——一个以人类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早已经从古希腊时期专注讨论德性、善和公共事务“应然之道”的形而上的学问之道转变为既具思想深度又根植于人类社会共同经验和历史进程、以理性的目光与科学的工具观察分析实际政治生活的现代学科。就当代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而言，政治学已经成为任何受教育的现代人所应该具有的知识储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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