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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反问季康子：“如果上头的人很端正，谁还敢不端正？”翻译成现代政治学语言，可以表述为：“政府是社会的道德榜样。”借助这种视角，大家可以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很多事情。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还有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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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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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以道德方式来治理政治，就像北极星一样，位于中央，而其他星星都围绕在它的四周。这是孔子的一种比喻，说的是“为政以德”预期的效果。所以，孔子把从政视为道德上要求很高、伦理上要求很严的一种行为。他认为，只要道德与伦理上做到了端正，政治上达致理想境界就不是什么问题。儒家学说中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修身”被放在首位。孔子追求的人生境界则是“内圣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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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评价孔子的政治观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孔子过度地强调政治的道德性和伦理性，倡导道德约束，主张个人自律，这些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制度和法治的手段，靠道德约束就无法实现预期中的治理状态。这种观点借鉴了启蒙运动以来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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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非常肯定孔子的学说。这是基于何种理论视角呢？有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治理，仅仅依靠制度约束是不行的，制度无法覆盖到所有领域，所以同时需要依赖于人们的德行与操守，或者叫道德情操。实际上，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既写了《国富论》，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繁荣不仅依赖于自利的动机，而且同样依赖于人们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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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溯西方传统，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凡是带有民主共和色彩的社会，其繁荣或多或少都跟上层阶级的德行有关。如果一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没有好的德行，即便制度优良，这个制度很快就会被腐蚀掉。所以，即便是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治理，既要有好的制度，又要有好的公民德行——尤其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应有良好的德行。从这样的视角去理解，孔子当年的政治伦理主张有其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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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家的政治观与儒家完全不同，其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完全不像孔子那样用比较理想的观点看待政治。韩非说：“国者，君之车也。”他把整个国家视为国君的一个工具，目的不过是为了实现君主的欲望与抱负。韩非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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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兢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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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韩非对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势的一种事实判断，他认为当时政治格局完全是实力角逐，秉承的是“实力哲学”。他认为，靠道德来解决问题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而当时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韩非还给国君提出一条重要的管理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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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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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原则已经接近现代工商组织的管理哲学，即组织管理要讲究赏罚分明。赏罚分明的组织就容易管理好，国家治理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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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人都喜欢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都不喜欢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有的统治和政事都要围绕人趋利避害的本性。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看待人性呢？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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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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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在学术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韩非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的自利心的论述（本书第3讲将会探讨相关内容）。实际上，韩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与亚当·斯密相类似的视角，他在某种程度上已阐述了“经济人”假设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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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都是自利的，那么政治应该怎么搞呢？在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经济人假设被提出以后，他们倾向于认为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可能由于自利而胡作非为，所以有必要对政治权力和掌权者进行约束。但是，韩非与西方传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身处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韩非更多地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阐述的是君主如何巧妙地利用法、术、势来进行有效统治的学说。基于这种人性论，韩非整体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与孔子的道德政治观区别很大。就洞察力而言，韩非的政治现实主义不亚于公元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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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孔子和韩非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两位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但他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分野代表了古代中国理解政治的两种主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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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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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治在西方语境中有何含义呢？政治的概念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据考证，“政治”这个古希腊词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最初含义是城堡或卫城的意思。在古希腊，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acropolis），简称为“波里”（polis）。在古希腊城邦国家形成以后，“波里”就成为城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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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希腊人怎么理解政治呢？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是城邦公民参与的统治和管理活动。那时的政治概念，本身就包含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意思。只有公民对城邦统治和管理事务的参与才能被称为政治。作为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杰出代表，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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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雅典全体公民的大会，法定人数为6000人，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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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一重要机构是五百人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负责组织、提出和执行公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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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陪审法庭由201人至6000人组成，由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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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官员由抽签和选举两种办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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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一些辅助的政治机构和制度安排，包括最高法院、陶片放逐法、支薪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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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制度安排可以看出，雅典城邦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度。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雅典人都能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第一要排除的是雅典城邦中的外邦人，他们无权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当时有很多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人在雅典做生意或做工；第二要排除奴隶群体；第三要排除女性和未成年人。所以，那个时候参与雅典城邦事务的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雅典城邦较兴盛时大约有30—40万人口，但只有4—5万成年男性公民能够参与城邦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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