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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既然亚当·斯密认为应该自由放任，所以国家并不重要。但是，这是对斯密观点的极大误解，也是对自由主义的极大误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较大篇幅专门探讨了“君主或国家的义务”。尽管主张自由放任，但他认为君主应该履行三项主要职责，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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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君主的第二个义务，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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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斯密从来没有主张政府无足轻重；相反，政府很重要。当然，斯密主张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应该严格限制在“三项义务”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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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另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小册子《论自由》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名篇。他把《论自由》的主题与目标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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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之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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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确立一条极简原则……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正当理由旨在自我保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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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思考的起点是假定每个人的自由都是绝对的。但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当大家行使这种“绝对自由”时，彼此可能会发生互相侵害和冲突。所以，一个社会必须要给这种自由以一定的限制，但密尔讲得很清楚，此种限制的惟一目的是防止一个人去侵害他人。就是说，限制个人自由的惟一理由是给他人以合理的保护。这条原则也意味着，政府不能仅仅因为某事对某人自身有利或不利而强制个人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政府不能因为“父爱主义”而来干涉公民的行为、选择与自由，因为政府没有或不应该拥有这个权力。政府惟一有权对个人行为加以干涉，是由于这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侵害。密尔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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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违反其意志而正当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至于这个人自己的好处，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充足的正当理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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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密尔的看法，国家和社会无权为了你的福利而干涉你的自由，这是进一步的推导。密尔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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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行为，才是任何人应该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从正当性上说，在仅涉及他自己的那部分行为上，他的独立性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身体和心智，个人是最高主权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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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在《论自由》中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论证，不仅强调权利的视角，也借用了功利主义的方法。为什么要有言论自由呢？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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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就我们所能够确切知道的而言，如果任何观点被迫保持沉默，则该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第二点，即使被迫沉默的观点本身是错误的，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包含着部分真理。……第三点，即使公认的观点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但是，如果不允许它接受并且实际接受强有力的、认真的争论，那么，它的大多数接受者就会像持有一个偏见那样持有它，也很少理解或感知它的理性依据。……第四点，该学说本身的意义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失去其对品行和行为关键影响力的危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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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密尔还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比如，他认为“天下没有一件事不是由某个人首先做出来的，现存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首创性的果实”，所以自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做总结时，密尔认为主要就是两条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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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仅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害，他就不必向社会承担责任。……第二，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责任，并且在社会认为需要用这种或者那种惩罚保护它自身时，个人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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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自由主义的演进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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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自由主义遇到了很多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间歇性的经济危机、贫富悬殊以及托拉斯和大企业垄断等问题，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未曾预见或难以有效回应的。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还产生了对大规模公共服务的需求。比如，19世纪早期的巴黎一度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大量人口的涌入、公共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匮乏。如果以自由主义作为立国原则，当时的政治家和政府既不认为自己有权利、亦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应对城市大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实际问题。要知道，政府在历史上没有干过也不需要干这种事情。但客观上，大规模城市化对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公共服务需求。此外，欧洲发达国家19世纪以来的重要政治趋势是选举权的陆续普及。与选举权普及同步发生的是政党政治和政党竞争的兴起。可以料想，不同政党会主张不同的政治纲领与社会政策。由于选民人口中低收入阶层占有较高比例，福利国家政策的兴起就成了欧洲社会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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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陆续兴起的其他不同意识形态开始构成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挑战，特别是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般认为，大概在1870年前后，古典自由主义就开始趋向衰落。洛克、斯密和密尔等人所认同的那套价值理念和学说体系日渐式微。后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兴起了现代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既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又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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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主义需要应对原先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诸种问题，需要有效回应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所以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大幅修正。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把政府找回来”。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原先高度自由放任的制度安排是不恰当的，应该让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现代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是尊重过去基本的制度安排，包括尊重私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尊重宪政、法治与公民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主张强化政府干预——包括对市场、行业和企业的管制，加强对劳工阶层的保护以及建设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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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数人认为，福利国家是个褒义词，或者说福利国家才是好国家。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权力太大了，政府做的事情太多了，政府占有的资源比例也太高了。政府既有可能促进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福利，但同时却可能侵害了个人自由和选择。所以，关于政府的恰当角色，在自由主义内部存在着剧烈的争论。但从社会实践来看，强化政府干预的大趋势基本上是难以阻挡的。大概从1870年左右开始，到整个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政府规模和政府干预都经历了大幅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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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但今天这些国家的比例大概是30%到50%。美国的比例略低，大概是30%左右，但一些北欧国家的比例超过了50%。这意味着，对今天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整个经济活动中政府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已超过二分之一。所以，如果亚当·斯密健在的话，面对这一切，估计他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这个趋势至少到目前来看，仍然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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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很多，当代世界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持有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历史上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被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早期践行者。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时，整个美国经济遇到了严重危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怎么办？罗斯福总统采取一系列的“救市”行为，主要是经济救济、改革、复兴计划（所谓3R计划），后世称为“罗斯福新政”。比如，为了缓解失业带来的压力，他搞了很多救济和公共工程，前者是直接解决苦难，后者则有助于提高就业率；为了克服金融困难，他对银行业进行了整顿，又成立了存款保险公司，以降低挤兑和其他金融风险；他还努力恢复了工业和农业生产，保护劳工权利，制定最低工资法及规定最高工时，并强化社会保障措施和进行福利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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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比，今天的美国总体上仍然是福利更少而自由更多。这也与美国人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力成功者、而不是靠社会或国家的力量来保障个人生活的理念有关。所以，美国很晚才陆陆续续出现欧洲大陆早已流行的很多福利政策。到今天为止，美国的社会福利仍然低于欧洲大陆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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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经济学家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于1936年出版了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5]凯恩斯认为，如果整个市场自由运转，采用自由放任政策，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凯恩斯倾向于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稳定负有责任。后来，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开始逐步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政府的施政目标。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来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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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凯恩斯学说的完整内容要比上述介绍复杂得多。过分简化的归纳容易扭曲一个重要思想家的观点。据说凯恩斯在世时，“凯恩斯主义”一词已开始流行，但凯恩斯则公开说：“我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国内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对凯恩斯的误解则更多。比如，某些官员借鉴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但很多政策其实都是微观调控。凯恩斯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所以不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往宏观调控这个筐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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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重要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一书开篇就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罗尔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两条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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