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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自由政策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纵使不能将其完全消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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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哈耶克关系密切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冯·米瑟斯，他在捍卫自由的立场上甚至比哈耶克走得更远。米瑟斯早年一部浅显易懂的作品是《自由主义》，国内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他在书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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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如果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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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想致富，市场经济会给他提供机会。但惟有他设法改善其同胞的物质与生活条件，他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谋求致富的年轻人发现，只有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产品创新，提供更好的消费者价值，才有机会致富。所以，这个逻辑跟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政治权力进入市场，就可以通过很多别的办法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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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瑟斯进一步比较了公有制与私有制。整个20世纪存在过两种主要的经济模式：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至于后来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socialist market economy）等等，都是两者的变种或结合。米瑟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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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断言，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们互相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断言，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包括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制度是行不通的，尽管这种制度在只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它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以至于使其非但不能够创造更多利润，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反而会起到减少财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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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瑟斯认为，完全的公有制是行不通的，这种社会很快就会垮掉；如果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结合的状态，就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视角，值得大家去借鉴和思考。米瑟斯还一针见血地讨论了平等问题，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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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责自由主义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们认为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这种指责毫无道理，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依靠人的一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将继续不平等下去。……真正理智、清醒、并且合乎目的的处理办法就是争取在法律上平等待人。自由主义并不奢望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办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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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米瑟斯主张的是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形式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实际上，如果消灭了财产或财富的不平等，就会有其他的不平等出现。比如，把财产和市场消灭掉后，社会上就会出现了一个掌握巨大政治经济权力的新阶级，而这个阶级跟普通人之间会产生新的巨大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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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重要旗手。他被视为货币主义的倡导者，《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则是阐释其政治哲学的通俗作品。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是整个市场制度的核心；政府职能必须严格限定在较小范围内；政府权力必须有限度和足够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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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对大量公共政策问题都有论述，这里仅举一例。比如，他是国家垄断教育的坚定反对者。从政治上讲，教育国有化的一个弊端是政府有可能借助教育控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所以公立教育系统可能会沦为政府的工具。另外，公立教育还会带来很多实际问题，比如，从公立学校内部管理来说，小学或中学教师们的薪水基本上是固定的，是根据等级及年资来晋升的，所以弗里德曼认为这会导致优秀教师拿得太少，而不合格教师拿得太多的问题。再比如，由于公立学校只能按学区来统一安排，就限制了家长选择教育的自由，家长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对自己子女教育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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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很多美国公民都对公立教育系统不满意。那么，该怎么办呢？弗里德曼提出应该推广教育券制度，或称代金券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提高美国公民在教育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权。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发行教育券，同时鼓励和允许设立特许学校（chartered school）。比如，对本地公立教育系统不满的某个社区的家长们可以发起设立特许学校，这所学校可以完全自主决定教材、选聘教师和确定招生方案。有人会问，这个学校的钱从哪里来呢？是不是全部要向学生家长们收取呢？弗里德曼说，这不公平，因为所有上公立学校的孩子们都获得政府的补贴，比如每个孩子平均获得4000美元的财政补贴。既然每个州政府或学区都知道本学区每个孩子的财政补贴数额，就应该根据一所特许学校的招生规模，再乘以平均每个学生财政补贴数额，来补贴给特许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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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地方政府应该给家长发行教育券，每张教育券代表了相当数额的财政补贴数额，而家长拿到教育券后，可自行决定孩子上公立学校还是特许学校。这样，在既有财政和公立教育系统中，就引入了一种更加市场化的机制。一旦允许设立特许学校，允许不同体制的学校之间进行竞争，那些管理糟糕、教学质量低下的学校就有很大压力。如果不改进管理和教育质量的话，学生可能会逐渐流失，学校甚至会倒闭。这是弗里德曼这位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美国教育问题开出的药方，非常有意思。[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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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自由主义阵营中出现的一位重要政治学家是罗伯特·诺齐克，其代表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同样被列为70年代的政治哲学经典。他主张“最小国家论”。在他看来，个人拥有确定无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重要和广泛，以至于国家及其官员还能做些什么，在诺齐克看来就是一个问题。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多大的活动空间呢？国家应有的合法功能和作用应该是什么？这些都是诺齐克关心的问题。他在书中直截了当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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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国家的主要结论是：能被证明为正当的就是一种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即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更多功能的国家（extensive state）都将被证明为是非正当的，因为这样的国家会侵犯到个人不被强迫从事某些特定事情的权利。惟有这种最小国家是令人鼓舞的和值得期待的，也是公正的，而所有超出这个限度的国家都被认为是一种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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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新医改方案要求更高比例的公民以法律强制方式缴纳医疗保险。对此，反对者提出的质疑是：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强制更高比例的公民去缴纳医疗保险？从诺齐克的原则出发，这无疑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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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什么是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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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亦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思潮。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保守主义的兴起是对当时日益加速的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的一种“反动”，也是对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思潮中激烈变革要求的一种“反动”。按照安德鲁·海伍德的看法，早期的保守主义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所谓“十足的保守派”，即反对变化，彻头彻尾地谋求维持现状，不愿意做丝毫的实质性改变。另一个版本的保守主义则比较灵活。这种保守主义是为了保存而变革。这种保守主义主张对现状应该持维护和继承的态度，但同时认为有的方面必须要变革——因为不变革的话，既有的东西都很难保存下来。埃德蒙-柏克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变革的手段，也就没有保守的手段。”后来，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吸收古典自由主义的内核，发展成了新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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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保守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比如，美国历史学者杰里·马勒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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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保守主义者曾在这样那样的时间与场合，捍卫过皇权、立宪君主制、贵族特权、代议制民主和总统独裁；高关税和自由贸易；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一个继承房产的社会，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以及福利国家的这种或那种版本。他们也捍卫普遍意义上的宗教、正统教会，及政府抵制宗教狂热分子的言论以捍卫自身的必要性。毫无疑问，今天那些自我声称的保守主义者很难想象过去的保守主义者会支持不同于其主张的制度和实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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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境中，“保守”的日常含义与“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差异很大。比如，有的女生夏天从来不穿短裙，被称为衣着风格的“保守”；有的家长建议子女大学毕业后不要去跨国公司或民营企业工作，而是去政府机关工作，亦被称为观念上的“保守”。所以，在中国日常语境中的“保守”跟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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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安德鲁·海伍德的论述，这里把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总结为若干重要原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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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捍卫传统的原则。保守主义认为，传统当中包含了很多有益的价值与思想。“成见”一词在埃德蒙·柏克的作品中具有十分积极的含义，可以被视为传统的另一种说法。尊重成见，即是尊重传统。出于捍卫传统的考虑，保守主义都会反对激进变革。这一点本讲开篇已经重点讨论过。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开篇即讲，因为理性的力量和科学的进步，让我们觉得传统不再重要了，而该书的主要目标是阐明传统的重要性。这样的著作无疑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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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验主义原则。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有界理性。理性主义认为，既然达尔文可以发现生物界的进化规律，牛顿可以发现天体运动的规律，那么人们是否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当这个规律被发现后，能否根据这个规律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如果按照人的理性认知来重新设计这个社会，人类的生活会不会更美好呢？经验主义对这种理性主义——一种过度的理性主义——持高度警惕和怀疑的态度。经验主义对很多过度乐观的方案持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上文曾提到，哈耶克尽管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在知识论上倾向于认为人是无知的，这一见解与保守主义立场很相似。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不能想对社会做什么改造就能做什么改造，在尊重现有惯例、传统与习俗基础上做逐步改进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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