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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类的不完善原则。某些意识形态最后都会塑造一个乌托邦，但保守主义对此从来就抱有警惕和怀疑。乔万伊·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批评过“至善论”的危险——这是一种与塑造乌托邦有关的思维模式。当认识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时，一种可能性是对这种不完美性和不完善性感到厌恶，由此可能会产生一种念头：这个社会应该变得更加完美、完善和纯洁。既然这样，能否按照这种理想来构建和塑造一个新社会？能否把一切与真、善、美不相关的东西统统摒弃掉或消灭掉？至善论的观念，最后往往导向一条追求乌托邦的道路，就是想要创造一个无限美好的社会。保守主义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往往以一种冷峻的态度来思考现实问题。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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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社会作为有机体的原则。有机体的观点意味着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社会内部不同部分之间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不能凭自己的理论、臆想或理性来随意创造一种新社会。哈耶克极力反对的一个概念是“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即凭借理性对社会进行再造，就如同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建筑工程一般。保守主义认为，社会中很多重要事物是人的理性无法完全认知的，却在现实中极其重要。比如，哈耶克曾论述，我们每天使用的语言就是一种无意识进化的结果，是来自于自生自发的秩序，而非人类有意设计的产物。所以，人类自生自发的秩序中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25]如果要从头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彻底打破一切惯例和常规，最后可能会发现这个依靠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由于缺少有机体因素的支撑而难以有效运转，甚至完全陷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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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重视等级、秩序和权威的原则。与保守主义相比，自由主义者更重视资格的平等和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理想世界是在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中进行资格平等的自由竞争。当然，自由主义承认市场竞争的结果对每个人是有差别的。但是，在保守主义者眼中，这个社会存在等级本身是很正常的。有些人更富有、更高贵、更有权势、更有影响力也很正常，社会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回顾人类的历史，又有哪个社会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有人想构建一个人人实现实质平等的社会，比如彻底打破了现有等级秩序和财产结构，用不了多久就又会形成一个高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保守主义总体上倾向于维护过去业已形成的既有秩序和社会等级。所以，对于那种试图彻底打破既有秩序的社会革命思潮，保守主义是强烈反对的。如同尊重既有秩序和社会等级，保守主义也信奉尊重权威的原则。当然，这个原则不能解释过度。尊重权威并不意味着主张国家为所欲为或政府干预；相反，保守主义通常是反对上述做法的。保守主义的尊重权威往往需要跟其他原则和价值相协调，比如跟后面要讲到的尊重财产权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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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重视家庭的原则。自由主义更强调个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特别强调家庭的价值和意义。保守主义认为，家庭是很多重要社会功能的承担者，比如教育；同时，家庭也维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从更深层上说，家庭代表的是传统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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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重视和认同宗教的原则。在欧洲大陆国家，天主教徒更有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在欧洲历史上，教会与国家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在欧洲现代国家兴起之前，教会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甚至主宰司法和婚姻。当时的保守主义者基本上倾向于维护和捍卫教会已有的地位和角色，反对现代国家接管这些事务和权力。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则更认同传统宗教，通常是更为虔诚的教徒，更可能在堕胎、同性恋等政治议题上持反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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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重视道德的原则。对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来说，道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自由主义学说对道德并不是很重视，自由主义很少专门论述道德问题——尽管创作《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同时创作了《道德情操论》。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反对道德，而是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倾向于追逐自己的利益，当外部法律环境公平时，自由市场机制就能有效运转，每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行为客观上就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自由主义对这种基于自我利益的市场行为最后能达致社会和谐抱有充分的信心。麦特·里德雷（Matt Ridley）在《美德的起源》一书中干脆认为，美德是自利的个人互相博弈与长期演化的结果。换言之，美德是自利的产物。但是，保守主义则非常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一个良好社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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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尊重财产权的原则。保守主义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是强调对财产权的保护和捍卫。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别无二致。保守主义不仅反对国家剥夺或征收财产，而且反对国家对私人市场的过度干预、高税收和高福利等做法。上述这些做法违背了尊重财产权的原则。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演变为新保守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是跟新古典自由主义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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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保守主义的上述几项原则并非完全能做到内在自洽。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保守主义内部可能存在冲突。所以，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保守主义并非易事。这里再以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佐证上述几项原则。柏克创作该书的背景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有人给柏克写信介绍法国的情况，然后柏克给这位朋友写了一封非常长的回信，这就是《法国革命论》，书名直译应该是《法国革命的反思》。当然，上面这些细节可能仅是一个传说，柏克不过是借着这个由头要写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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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刚发生时，很多英国人和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革命意味着一种对旧秩序的打破和对一种新秩序的创造。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这个革命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没有秩序，而且历时漫长。那么，柏克对法国大革命怎么看呢？这里再做进一步的介绍。柏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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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中止我对于法国的新的自由的祝贺，直到我获悉了它是怎样与政府相结合在一起的，与公共力量、与军队的纪律性和服从、与一种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税制度、与道德和宗教、与财产的稳定、与和平的秩序、与政治和社会的风尚相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以它们的方式）也都是好东西；而且没有它们，就是有了自由，也不是什么好事，并且大概是不会长久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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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对诸种重要的社会价值有一个排序，一边放着自由或称之为“新的自由”，另一边放着政府、公共力量、军队的纪律和服从、税收制度、美德与宗教、财产权、和平的秩序以及整个社会过去形成的传统与风尚。他说，当同时拥有后面这些东西时，这个新的自由才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新的自由就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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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段话不仅包括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而且含有对这场大革命前景的预言。如果有自由，但是没有上述这些重要的事情，这种自由是不会长久的。在拿破仑上台之前，法国就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混乱。为什么法国需要拿破仑？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拿破仑在当时代表了秩序和稳定，代表了对社会分歧的弥合。特别是，今天你被推上了断头台，明天他被推上了断头台——法国人后来发现再不能忍受这种生活了，整个法国渴望回归秩序。所以，在长时间混乱之后，拿破仑成了法国人民欢迎的人物。拿破仑带来的是稳定的秩序、财产的保障、有效的政府力量及军队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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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法国大革命，柏克还感到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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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骑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家的时代；欧洲的光荣是永远消失了。我们永远、永远再也看不到那种对上级和对女性的慷慨的效忠、那种骄傲的驯服、那种庄严的服从、那种衷心的部曲关系——它们哪怕是在卑顺本身之中，也活生生地保持着一种崇高的自由精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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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中，柏克对欧洲传统的消逝充满遗憾和留恋。他同时还强调，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时代，是一个既拥有秩序与权威、又饱含自由精神的时代。讲到反对革命与激进变革，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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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革命——它那信号往往都是从布道论坛上发出的——感到厌恶；改革的精神已经传到了国外；对一切古老制度——当其被置之于当前的方便感或与当前的倾向相对立时——的全盘鄙弃，正在你们那里风行，并且可能也要在我们这里风行：所有以上的考虑在我看来，就使得唤起我们对自己国内法律的真正原则的关注成为了并非是不可取的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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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的这段话中充满了对英格兰法律传统的强调。在该书其他部分，柏克还反复提到对家庭的尊重、对美德的尊重、对宗教的尊重，以及对社会既有传统的尊重。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维度上声张了保守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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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之后，保守主义思潮又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按照杰里·马勒的说法，詹姆斯·麦迪逊、约瑟夫·熊彼特、卡尔·施米特、迈克尔·奥克肖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思想家身上，或多或少包含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一大争论是，保守主义究竟是一整套系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还是仅仅是一种对于现状的维系与变革之间的思想倾向。这方面并无定论。更为复杂的是，按照杰里·马勒的说法：“保守主义的内容不仅随着时间和国家语境改变，而且常常在同一时间地点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中也内涵不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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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撒切尔夫人改革与里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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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社会经济滞胀和福利病的出现，保守主义开始迎来新的春天。以英国和美国为首，新保守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两位发动新保守主义改革的政治家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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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建成福利社会，又经过50、60年代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到70年代也随整个欧美社会开始陷入一定程度的危机。福利国家的包袱越来越重，国家的经济干预越来越深，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新精神开始下降，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出现。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何去何从？撒切尔夫人当时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的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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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气无力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英国的时尚。工党统治下接连不断的危机——经济、财政和工业危机不断地驱使我们思考和提出背离流行的看法和共识的思想和政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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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工党统治所实行的政策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危机，所以这种现实逼迫作为保守党人的撒切尔夫人提出与当时主流不一样的思想和政策。那么，当时的主流看法有什么问题呢？当时英国保守党的另一位重要政治家基思·约瑟夫说：“我们管理得太多，支出得太多，税收得太多，钱借得太多，人员也配备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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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怎么办呢？一句话，统统要砍下来。要把多余的管理和政府干预砍下来，把过多的支出砍下来，把过多的税收砍下来，把过多的公债砍下来，把过多的政府和人员规模也砍下来。撒切尔夫人的基本想法是：“我想利用私有化来实现我自己建立一个拥有资本的民主国家的理想。”这意味着，撒切尔夫人的理想国家是资本和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大幅缩减规模的民主国家。这种理念就更像是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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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的基本做法就是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出售了很多国有企业，同时缩减政府干预的范围。这些方面尽管阻力重重，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撒切尔夫人还试图把社会福利砍下来，但遭到了社会的严重反弹，结果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于这种改革的抵抗非常厉害，现代工业社会的背景加上民主政体与普选制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束缚了撒切尔夫人的手脚，最终使得她这种新保守主义改革无法达到她期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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