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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人经过统计认为，在美国宣布独立的1776年，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全球只有21个国家；在俄国革命爆发的1917年，世界上只有53个国家；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世界上也只有68个国家；到2002年为止，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到191个。[1]由此可见，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二战以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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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独立以后，国家构建问题或国家性（statehood）问题不那么严重。比如，中国过去被认为是半殖民状态，特别是1932—1945年遭到日本的长期入侵。20世纪中叶之后，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建设新国家的问题。但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是历史上长期保持着较为完整的传统国家形态。尽管分分合合，但统一的官僚制、中央控制的军队以及全国化的税收系统在中国都已存在很长的时间。统一国家的观念更是由来已久，这块土地上多数地方的绝大部分人口对国家存在着基本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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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印度在国家问题上的压力要大一些，但印度的情形要优于很多非洲国家。印度的首要问题是族群和宗教结构异常复杂。当时英国考虑撤出印度时，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作为国家的印度到底该怎么办？印度历史上固然有印度国家的观念，但印度的版图更多时候是四分五裂的，而且印度历史是不断被征服的历史。当英国计划撤出印度时，就有人提出过不同的国家和版图方案，最后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分治。由于孟加拉国最初是巴基斯坦的一块飞地，后来孟加拉国也独立了。所以，1947年之前的印度今天已成为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尽管印度历史上有比较成型的国家形态，一些王朝有着较长的历史，但由于复杂的族群与宗教状况，印度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上的挑战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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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和印度相比，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欧洲人进入非洲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地方都是部落状态，有些地方存在着小规模的王国或松散的政治实体。要在这样的地区凭空建立国家和塑造国家认同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20世纪初还不存在。英国19世纪进入尼日利亚这块地方以后，分别建立南、北尼日利亚两个殖民地。1914年，英国才把北尼日利亚和南尼日利亚合并成今日的尼日利亚。但是，南北两个殖民地的人们并没有什么准备，他们一开始并不认为南北尼日利亚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南部和北部的不同地区为不同的主要族群占据，而且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很大，不同族群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历史恩怨，这就使得尼日利亚在国家构建方面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后来，尼日利亚独立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两年多时间的内战。所以，对该地区来说，不少国家有着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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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现在每年进行全球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StatesIndex，2013年前称为失败国家指数，英文为FailedStatesIndex）的评级。[2]2014年脆弱国家指数的评级显示，全球各国指数大致与该国人均GDP的数据相当，当然并不完全一致。很多发达国家都处于可持续（snstainable）或稳定（stable）级别，非洲很多国家处于警告（warning）或危急（alert）级别。脆弱国家指数或失败国家指数衡量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或自由程度，而是衡量国家本身能否有效运转。最糟糕的一种情形，是一个国家陷入内战或完全崩溃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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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身处那些被评级为危险或危急的国家，那里的人们首先关心的可能不是民主与自由，而是安全和秩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68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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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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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观点如果过度解读，就会有逻辑问题，自由和秩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他提供了思考政治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当然，引文中的这个观点不仅遭到很多人的批驳，而且亨廷顿本人在其后续著作中已对此做了大幅修正。但对于今天的“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来说，这一思考视角仍然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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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家起源的逻辑：安全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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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起源与人性的基本渴望有关。人性中有两种基本渴望：一种是对安全的渴望，一种是对自主的渴望。人既希望拥有安全，又希望实现自主。但是，如果二者无法兼得时，人可能首先会放弃自主，选择安全。换句话说，当人面对高度的不确定状态、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很多人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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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全这种基本需求，跟国家能否提供秩序有关。但是，过去国家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家理论的兴起，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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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如第1讲提及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已阐明国家问题的基本逻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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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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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授权，他就能运用付托给他的权力与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抵御外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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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也跟霍布斯的逻辑有关。恩格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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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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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国家理论是基于政治冲突的视角，即从对冲突的考察、对秩序的需要来理解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必要性，与人类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要有关。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就会陷入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状态。而安全和秩序的缺失，是人类最无法忍受的事情。尽管一个社会也许存在压迫，但与之相比，人类更不能忍受的是无秩序的状态。按照霍布斯的逻辑，没有国家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对他人使用暴力。对每个人来说，这种状态是没有安全保障可言的。那么，如何遏制这种个人与个人之间可能的暴力呢？这就需要一个更大的暴力，需要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控制更大暴力的机构，这样才能遏制其他个别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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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安全与暴力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事物，本质上却有着相通的逻辑。众人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社会里，是因为一个拥有巨大暴力的机构的存在，这种巨大暴力的存在使得普通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潜在的暴力被遏制了。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有权力对其他人使用或首先使用暴力。所以，安全与暴力貌似完全对立，却是相伴而生。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把早期的国家构建过程比喻成有组织的暴力犯罪集团竞争的过程。那个最强大的有组织的暴力集团最终垄断了暴力，就完成了初步的国家构建。[6]总之，一个社会的基本问题是需要一个最高的暴力机构来垄断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暴力。这种状态无疑要比每一个人随时随地可能对其他人行使暴力要好得多。这是对国家起源的一种逻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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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从封建主义到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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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国家是在何时何地产生的呢？国际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国家起源于近代欧洲。当然，不少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按照后文介绍的现代国家的定义，中国秦汉时期的国家形态大致已经具有“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中国东周至秦汉时期已经具有了国家形态。[7]欧洲的中世纪在政治上处于割据状态，那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盛行的时代。大约公元990年前后，欧洲大概存在几千个政治实体，包括很多王国、公国、侯国、伯爵领地及自治市等。到1500年，欧洲政治实体的数量减少到500个左右。到1780年，即法国大革命之前，数量减少到100个。到2000年，欧洲变成了27个国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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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欧洲是封建主义时代。什么是封建主义？过去，国内对封建主义的概念存有普遍的误解。封建制是领主与封臣之间基于土地的恩赐而形成的一种政治经济安排。领主恩赐给封臣的土地一般称为采邑。领主把采邑分封给封臣——又称附庸，由此形成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依附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领主不仅要为附庸提供土地，而且还有对附庸提供保护的义务。附庸需要向领主表示效忠，同时需要提供必要的援助——这种援助包括经济与财务的支持，但更主要是在战争期间提供军事援助。所以，领主与附庸之间既是一种等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一定的契约关系。封建制度是一种融合了保护与效忠关系、人身依附与契约精神的复杂混合体。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领主享有某些特定的权利，同时需要承担某些特定的义务；附庸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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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把欧洲的封建制度称为一种政体。那些拥有地产的人，同时控制政治。而封建契约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罗马帝国时期的国家权力和正式的政治制度安排。在罗马帝国时代，中央权威是强大且具有渗透力的，但后来慢慢演变到了封建主义的结构。[9]那么，欧洲为什么会兴起封建主义？而不是出现某种类似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美国中世纪史专家詹姆斯·汤普逊认为，封建主义的起源与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的军事—政治—经济逻辑有关。君主们夺取了罗马帝国的权力之后，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财力资源来维持官僚机构，没有钱来维持法院和司法系统，没有钱来支持军队的供养。怎么办？后来，君主们就把占领的土地分封给下面跟随他们一起带兵作战的那些人。后者慢慢就变成了拥有领主恩赐采邑的附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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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主义本身变迁来看，采邑的性质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开始，采邑的赐予被视为临时性的，但后来，如果没有特殊情形，采邑的占有变为终身制了。尽管如此，等年迈的封臣去世以后，还需要举行一个领主重新赐予封臣继承人领地的仪式。意思是，采邑这个东西是领主的，领主通过这种隆重的仪式授予给新的封臣。但是，越是到后来，采邑慢慢地越来越不被认为是领主的，封臣的自主权力也大大增加了。当然，这并没有改变封建关系的本质：领主需要提供封地和保护，封臣需要对领主效忠并提供兵役，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种与人身依附有关的契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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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大概描绘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封建制度的顶端是国王，就是一定区域内最大的领主。国王把土地和头衔赐予贵族，贵族则要为国王提供士兵——主要是骑士。在平时，特别是在国王与其他政治体发生战争时，贵族就有提供士兵的义务。再往下，贵族和农户之间也是图中的关系，贵族为农户提供土地与法律保护，而农户则需要为贵族提供货币租与实物租。所以，正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网络构成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当然，此图把很多东西忽略掉了，比如说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领主到附庸的关系中，一个人的附庸又可能是另一个人的领主，这种领主—附庸的层级关系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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