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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政治，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根据所有权关系和在生产方式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并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吉登斯则认为：“在马克思的观念里……阶级关系是政治权力分配的轴心，是政治组织所依赖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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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现代民主起源时，美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历史研究。他在1966年的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认为，土地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力量，决定了政治发展的不同道路。在由传统社会通往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中，只有资产阶级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建成民主国家。按照摩尔的看法，民主的发展需要五个条件：一是“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土地贵族畸轻畸重的局面出现”；二是“向形式适宜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三是“削弱土地贵族”；四是“防止建立针对工农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五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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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以来的人类政治革命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摩尔的基本观点。这场政治革命的启动以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为标志，经由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推动，在19世纪影响到整个欧洲，到20世纪则波及了整个世界。这场革命结束了人类天然地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观念，把关于自由、宪政和民主的观念带入了政治生活。历史地看，这一政治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同步，因此这一政治革命又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摩尔这一历史宏观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被称为“一部伟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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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摩尔的研究也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很多学者从方法论、核心论点以及国别案例三个方面对摩尔的研究提出挑战。其中一种典型批评认为，摩尔过于夸大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正面作用。艾芙琳·胡贝尔和约翰·斯蒂芬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在研究了西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变迁以后，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的、正宗的民主制度的推进者。当它的利益受到来自于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运动需要的有力挑战时，它会选择威权主义的方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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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个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一定是虚伪的。理由在于，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真实的，没有财产的大部分人会团结起来，通过政治手段剥夺有产者的财产。这就是说，当人数更多的无产阶级控制国家力量以后，会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的财产剥夺了。如果这种财产剥夺没有发生，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就一定是虚伪的。这个论证逻辑不能说没有瑕疵，但多少有些道理。按照这一逻辑，资产阶级最偏好的是宪政和有限政府，以及宪政和有限政府治理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资产阶级本身对民主并没有特别的偏好。从阶级属性来说，资产阶级拥有那么多财产，有理由恐惧普通人获得普选权后可能会剥夺有产者的财产。当然，到了后来，直接剥夺财产的事情发生得越来越少，但给富人征收高额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成为一种替代方式。所以，从资产阶级的本意出发，如果有宪政，有有限政府，有自由市场，他们或许宁可不要大众主导的民主政治。其中的微妙，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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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逻辑。非民主国家实际上很少会恪守宪政、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治理原则；相反，它们经常破坏上述原则。所以，资产阶级尽管未必赞同大众民主，但他们支持威权政体的风险也相当大。所以，资产阶级其实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恐惧：一方面恐惧威权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恐惧民主政治下工人阶层的再分配政策。按照这一逻辑，资产阶级究竟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民主，取决于他们对这两种恐惧的判断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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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认为，工人阶级或有组织的工人才是民主转型过程的关键因素。约翰·斯蒂芬斯认为，摩尔的研究“大大低估了民主转型过程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作用”。[24]有学者认为：“在完全的民主政体获得发展的任何地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甚至断言，如果不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争取普选权和其他公民权利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必然是威权主义的”。[25]鲁思·贝琳斯·科利尔则干脆认为，工人阶级是民主和民主化过程中的核心力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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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是拥有普选权的。当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自由主义、立宪主义和公民受限制的选举权。这样的国家显然还不是充分的民主国家。而在早期争取普选权的过程中，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发挥了核心作用。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宪章运动恰好证明了工人阶级对民主的推动。1836年6月，“伦敦工人协会”成立，宗旨就是“以各种合法手段使社会上一切阶层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1838年5月，在伦敦工人协会支持下，12人委员会提出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政治文件。其核心内容包括六项要求：年满21岁的男子享有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财产资格限制，议员支薪，选区平均分配和议会每年改选。宪章运动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形式包括集体请愿、集体签名、大型集会、暴力抵抗等。尽管宪章运动遭到镇压并最后归于失败，但随后英国政治的发展——特别是1867年的选举改革、1884—1885年的选举改革以及1911年实施的议员薪酬制度，逐步实现了宪章运动提出的大部分政治要求。“宪章运动表明工人阶级已成为英国民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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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差别较大。总的来说，在南欧和拉美，劳工运动是重要的支持民主的组织化力量。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班牙，工人阶级是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最重要的反对派。在智利，铜业工人联合会是皮诺切特政体最早的大众反对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的阿根廷，强有力的全国劳工联盟，与人权组织和其他社会集团一起，推动了威权政体的崩溃。这些国家的例子都说明工人阶级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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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视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既古老又时髦的观点，即重视中产阶级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产阶级势力足够强大的地方才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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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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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廷顿看来，中产阶级是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售货员”组成的。他认为，除了个别国家，“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来领导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巴西，有“一部分人在要求回归民主统治上喊得最响：他们就是大而发达城市中的居民和中产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加入学生的抗争队伍之后，威权政体才真正受到了威胁。“动员首尔的管理阶层和职业阶层也许是1987年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因素。”亨廷顿还断言，“在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小或相对薄弱的地方……要么民主化不成功，要么民主政治不稳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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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政治文化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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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理论主要关注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这方面的基本问题包括：是否某种特定的文化或宗教更有利于民主和民主转型？如果是，那么文化或宗教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民主转型的？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解释世界范围内政体与不同类型的文化或宗教之间的相关性？尽管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有很多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或宗教是解释民主转型和巩固的一个有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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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论述政治文化影响民主政体的重要政治思想家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认为：“美国之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他把地理环境、法制与民情认定为美国能实现民主巩固的三大因素，但他又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非常接近政治文化的概念。在谈到美国地方自治时，他还特别强调：“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乡镇精神可以被理解为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民众关心公共事务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对民主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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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首先对政治文化进行大型实证研究的阿尔蒙德及其合作者认为，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民主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尔蒙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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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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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种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呢？答案是公民文化——所谓“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者取向、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混合的文化。他们在1963年发表的这项研究认为，美国和英国是典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政体稳定，而意大利、墨西哥和联邦德国都不是典型的公民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维持稳定的民主政体会产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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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很多重要的政治学者也认同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达尔认为，“信念指导行动”，“在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对多头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信念越强，则实行多头政体的可能性越大”。在20世纪60—80年代理性选择范式大行其道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挺身而出对理性选择范式提出尖锐批评，重申政治文化的重要价值。他在《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中用四个指标衡量“公民文化”——个人生活满意度、政治满意度、人际信任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度，并对数十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经济因素固然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但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后果，特别是与民主制度生存的可能性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影响更为持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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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中最热门的概念恐怕是“社会资本”。罗伯特·帕特南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地方政府的民主试验时发现，不同的地方政府绩效差别很大。“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失败了呢？”他认为，原因主要不在于经济现代性的差异，而是因为意大利的北部比南部具有更好的公民共同体的传统。他把这种公民传统视为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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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能否成功以及民主政体能否巩固，取决于政治参与者的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的背后则是政治文化。按照海伍德的说法，“政治多发生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对权力、政府、民主、政党、政治参与、合法性、政治竞争和暴力等重要问题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戴蒙德、林茨和李普塞特认为，对于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来说，有些特定的价值观和信念是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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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合法性的信仰；对对立党派、对立信仰和对立立场的宽容；跟政治对手妥协的意愿，以及妥协意愿背后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对政治环境的信任，以及互相合作，尤其是在政治竞争者之间的合作；政治立场和党派立场的温和倾向；政治沟通的礼节；基于政治平等的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平等又混合了臣民和村民的角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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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上述政治文化与民主稳定的关系十分密切。印度战后民主的稳定与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甘地——对自由、宽容、非暴力、政治吸纳和包容价值观的倡导是有密切关系的。而20世纪中叶之后土耳其、尼日利亚等国民主政体的不稳定是与这些国家国内两种政治文化的冲突有很大关系——一种是新引入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一种是传统的强调威权和服从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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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研究现在是一个热门学术产业，但还是有人给这种热情泼冷水。第一种疑问是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何为因何为果？比如，爱德华·穆勒和米切尔·塞列格逊在1994年的跨国研究中指出，大多数公民文化态度不会对民主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而人际信任——即公民文化中的一项态度，很明显是民主的结果而非原因。[34]此前，有人注意到民主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更高。有人说，信任导致民主。但是，有人反过来说，当一个国家长期实行民主制度后，人与人的信任程度就提高了。那么，何为因何为果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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