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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疑问是政治文化是否真的有很强的政治效应？两位政治学者杰克曼和米勒从1996年开始连续发表论文对政治文化的基本命题进行攻击。他们在《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中对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前者只考察了工业化国家，而后者在分析手段上存在偏差。首先，文化是什么往往难以界定；其次，政治文化研究常常是事后解释；最后，政治文化研究常常借助少数案例得出普适性的理论。他们的结论正好相反：“几乎没有证据能揭示在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关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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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疑问是政治文化是否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几乎没有政治文化学者主张政治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但他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与经济社会指标、与政治制度相比，政治文化是更稳定、更不易改变和更难以克服的。而以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经验来看，拉丁美洲就克服了早先被认为支持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其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倾向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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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宗教。在有些学者的眼中，宗教可能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实际上，汤因比和亨廷顿在划分不同的文明时，宗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韦伯认为欧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赖于新教伦理的观点更是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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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也认为宗教传统对民主化的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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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近代民主首先且主要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到1988年，在基督教或新教是主要宗教的46个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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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认同肯尼思·博伦1979年对99个国家的一项研究：“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通常认为，基督教或新教强调个人尊严和宗教与国家的分离，都有利于民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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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李普塞特在内的不少学者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容易“阻碍”民主化的宗教。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天主教的活动和信条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保守的力量变为变革的力量，从支持威权的力量变为支持民主的力量。所以，亨廷顿认为，天主教教廷的这种变化实际上使它自身成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总体上看，在1974年到1989年间过渡到民主的国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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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其他宗教基本上都是民主转型的障碍因素。他笃定认为，流行于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因为儒教“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教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37]但福山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很多人高估了儒教对民主制度的不利影响。尽管缺少个人主义的传统，但儒教具有平等主义精神，特别是很早就用考试制度录用人才；儒教重视教育，通常人口中具有较高的识字率；儒教非常宽容，这一点远胜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其说儒教是主张国家优先的，还不如说是主张家庭优先的。因此，福山认为，儒教并不构成对民主的障碍。相反，他主张现代化理论长期中是成立的，即经济发展最终会推动政治民主。[38]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成功民主转型案例，似乎也批驳了所谓“儒教不利于民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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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斯兰的教规含有既有利于又不利于民主的成分”，但“实际上，除了一个例外（土耳其），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长期维持过充分的民主政治体制”。亨廷顿不太看好民主政治在伊斯兰国家的前景。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当比例的伊斯兰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间的隔阂似乎又加深了。而“9·11”事件更是强化了这种对抗。按照戴蒙德等人在2003年的计算，在穆斯林人口占主要比例的43个国家，仅有7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但这7个国家没有一个符合自由主义民主的标准。在伊斯兰教具有最强影响力的16个阿拉伯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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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弗瑞德·哈利代同意民主在伊斯兰国家阻力重重，但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民主障碍与他们社会中其他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有关，而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本身。因此，并不能得出伊斯兰教不利于民主的结论。阿卜杜·菲拉利-安萨里则认为，伊斯兰社会对西方现代世俗文明、西方式民主的某种敌意，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而是来自于19世纪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现代世界的碰撞和冲突。19世纪后半叶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阿富汗尼（Jamal-Eddin Al-Afghani）的思想正好是这种碰撞和冲突的反应。阿富汗尼认为，欧洲人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秩序与伊斯兰世界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秩序是对立的，因此世俗化意味着放弃伊斯兰教，向欧洲人的价值和信仰屈服。而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被贴上了“西方世界”的标签。[40]这一观点强调的不是伊斯兰教教义本身，而是国际体系对伊斯兰世界国内政治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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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现在重视宗教因素对民主转型影响的观点并不是主流。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分析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时认为，即使不考虑宗教因素，民主转型照样会发生。他们认为，宗教以外的其他因素就足以解释该地区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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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影响转型的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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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一国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或国际因素。从长时段来看，国际因素可能是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最重要因素。今日的国际经济体系、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意识形态，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文明在过去500年的崛起和扩张所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性的民主革命不过是全球化和全球秩序重建的一部分。在过去，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工业革命和技术的扩展、跨国贸易和商业活动的兴起、殖民主义和反殖民化、西方世界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以不同方式塑造着国际体系，并对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巨大的冲击。二战以后全球化加速，几乎所有国家都被深刻地卷入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之中，国际因素的影响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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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德认为，国际因素对民主和民主转型具有巨大影响，他用简要的计算说明了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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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1990年被自由之家评级为“自由”的61个独立国家，其中30个国家——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制度可以追溯到摆脱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过程。另外的12个国家现今的民主制度起源于二战中盟军方面的胜利。还有13个国家从保守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发生在1973年之后（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而美国过去以冷战为理由使它们的非民主统治具有合法性）。这样，在61个国家中只剩下6个国家其民主制度既不是起源于反殖民化，也不是起源于二战，也不是起源于近期冷战的消退。……到1995年1月为止，自由之家的“自由”国家名单中又增加了15个，总数达76个。而这15个中有9个位于中东欧地区。这一组国家反映的是苏联的解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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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71年，达尔就注意到了国际因素的重要影响，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永远不会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人民手里。……每个国家都是在与他国共处的环境中生存的。”亨廷顿则认为：“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对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来说，其作用机制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美国和前苏联的做法。另一种是邻近国家民主转型的示范效应或“滚雪球效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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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林茨和李普塞特认为：“国家政治体制和政体变迁受到一系列国际因素的影响，包括殖民统治、外国干预、文化扩散和国外的示范效应。”[43]巴巴拉·魏奈特则对影响民主的国内发展因素和国际扩散因素作了系统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比较研究。她认为：“当单独评估时，（国内的）发展指标对于民主来说是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但是，当（国际的）扩散变量考虑进来以后，发展指标的预测效力就大大下降了。”这项研究意味着国际扩散因素是民主更有效的预测指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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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际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起作用的呢？怀特海德归纳总结出三种机制，它们分别是：（1）传染（Contagion），即民主经验不借助强制力的扩散；（2）控制（Control），即一国借助强制力或约束力对另一国民主的推动；（3）同意（Consent），这是国际力量通过与国内集团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产生影响的一个过程。[45]施密特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还有第四种机制：（4）制约（Conditionality），即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审慎地使用强制力和讨价还价推动一国的民主。施密特把以上的四种机制做了类型区分，请参阅表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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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国际因素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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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前，民主转型被认为是国内因素驱动的，而国际因素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但如今，几乎所有政治学者都认为，国际因素对于民主转型和巩固有着重要影响。尽管如此，戴蒙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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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因为外国军事干预缔造民主的国家以外——比如1983年的格林纳达和1989年的巴拿马，外部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即使在那些国际武力干预的国家，如果没有对民主的国内支持，民主也无法长期存活。以1994年的海地为例，迫在眉睫的武装干预帮助摧垮了海地的军人政权，但该国随后又回到了威权主义统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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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相当不确定的。卡琳·冯·希佩尔研究了冷战以后美国对巴拿马、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等国的军事干预后认为，想通过军事干预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和新的国家的理念是一种“危险的傲慢”。希佩尔还引用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安东尼·莱克的话说，美国并不能靠美国人的力量重建另外的一个国家，美国能做的最多是帮助一个国家靠他们本身的力量重建自己的国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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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国际因素的另一个挑战是，国际因素比较接近的同一地区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绩效的差别非常之大。拿南美洲和东欧来说，主要大国、重要国际组织对这两个地区不同国家的政策是比较接近的，民主化扩散效应的影响也比较接近，但是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在民主转型和民主绩效上的差别非常大。由此看来，这些国家的国内因素才是民主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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