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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独自打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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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泛指公民的“政治不参与”，表现为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应该说，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为数不少的政治冷漠者群体，这是正常现象。然而，令人担心的是很多成熟民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投票率持续下降的情形。从最近几年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来看，美国大概只有54%，印度是58%，日本是71%，英国是76%，法国是76%，芬兰是78%。这意味着美国大约有四成五的选民是不参加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的，日本、英国和法国也有二成多的选民不参加国会议员选举。由此看来，在成熟民主国家，部分选民的政治冷漠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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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成熟民主国家的投票率那么低呢？造成政治冷漠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论解释。比如，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不少比例的选民不参加投票是其理性决策的结果。选民参加投票通常需要支付成本——比如参加投票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等，但一张选票通常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其边际影响微乎其微。所以，经过理性考虑，选民决定不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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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冷漠的政治文化理论则强调民主精神与公民文化的衰退。也就是说，人们从价值观和信念上更少关心公共事务了。这也是很多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政治冷漠与参与弱化的政治文化研究，首推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2000年出版的热门作品《独自打保龄》，该书的主题是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另一种说法是美国社会公民政治的衰退。帕特南在这本著作中这样描述美国社会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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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有62.8%达到投票年龄的美国人去投票站投票，在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做出选择。在经历数十年的下滑后，1996年仅有48.9%的美国人在比尔·克林顿、鲍伯·多尔和罗斯·佩罗之间做出选择，这几乎接近20世纪最低的投票率。总统竞选的参与程度在过去36年间下降了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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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时事的兴趣趋向在过去二十五年间逐渐衰退了大约20%。同样的，另一项长期的年度调查表明：从1975年到1999年，公民对政治的兴趣稳步下滑了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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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十年中，每年竞聘美国各类政治职务——从学校董事会到镇议会——的人数缩减了约15%。这种下滑导致美国每年从这些人里损失25万名候选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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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对帕特南来说，都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参与和公民联系性的减少，更多人开始选择“独自打保龄”。这也佐证了美国社会资本的降低。在该书中，帕特南总结出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时间和财富压力”，“市郊化、上下班和城市扩张”，“电子娱乐——主要是电视”及“代际更替”等等。帕特南的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并继《使民主运转起来》以后再次引起美国及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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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帕特南的作品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科学名著，但这部著作并非一边倒地广受赞誉，很多人并不赞同帕特南的主要观点。一方面，帕特南较重视那些会员数量下降、活跃度降低的社团组织，但没有重视那些会员数量上升、活跃度提高的社团组织。比如，从1963年到1993年，美国退休人员联合会的会员从40万剧增至3000万。另一方面，媒介与交流形式的改变——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兴起，美国人改变了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的方式。换句话说，美国的社会资本并未降低，只是转换了形式。当然，一部优秀著作在引起关注的同时受到质疑，已成为学术界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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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社会运动与非暴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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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除了选举投票，社会运动是很多普通公民卷入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社会运动一般是指一种特定形式的集体行动或集体行为，其动机主要来源于成员的态度和期望，通常有松散的组织框架，具有明确的诉求。社会运动一般被视为社会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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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后，社会运动才开始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兴起，它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人类生活与组织方式的改变有关。在诸种社会运动中，劳工运动或工人运动是较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形式。此后，主要的社会运动还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少数族群或种族权利运动、妇女权利运动、环保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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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兴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运动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思想可以追溯至美国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他在早期的哲思作品中阐述了“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思想。[5]按照梭罗的见解，一个人的行事准则不在于服从政府或者法律，而在于服从自己的良心。他说：“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乃是不论何时，都做我认为正当的事情。”由此，梭罗认为，当一个人认为政府不义时，便拥有反对的权利。“每个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这便是说，当政府沦于暴政，或它效力极低、无法忍受，就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沿着这样的逻辑，梭罗接着问：“不公正的法律依然存在：我们是甘心服从这法律，还是致力于修正之，在达到目的之后才来服从，甚或立即破坏了它？”他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最后一种立场，即每个人都有权破坏他良心上认为不公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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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所主张的乃是一种公民不服从的精神。不仅如此，他强调每个公民应该身体力行这种精神。惟其如此，这种公民不服从思想才能产生实质性的力量。当他评价废奴运动时，他有这种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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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清楚，若是在马萨诸塞州里，只有一千个人，若是只有一百个人，甚或我说若是只有十个人——若是只有十个正直的人——不，若是只有一个正直的人，能停止蓄奴，真正脱离奴隶主同伙，并因之被关入县立监狱，这便能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因开始时微乎其微并不打紧，只要一次做得到，便总会有人做下去。可我们倒宁愿夸夸其谈：谈论它成了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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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公民不服从可能的力量，梭罗深具信心。他继续论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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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少数服从了多数，它便失去了力量；它甚至连少数也算不上；而若它倾力来对抗，它便不可战胜。若州政府要在将所有正义之士关进监狱、与放弃战争和奴隶制之间做内战，它的选择简直就绝不会犹豫。若是有一千个人今年不纳税，这方法既非暴力，也不会流血……事实上，这便是和平革命的意义所在——如果说这种革命能够出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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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在此已经阐发了一种公民非暴力不服从的政治主张。不仅如此，他本身也是这种主张的践行者。他坚持六年没有交纳人头税，因此被逮捕入狱，但他对此坦然承受。因此，梭罗也是公民不服从思想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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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伟大实践者是印度政治家甘地。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时，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陷入困境。直接的原因是印度的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各自认同并采取不同的反抗方式，但这些方式看来并不能奏效。印度的精英阶层倾向于选择与英国统治者进行政治谈判，但结果是，英国政府尽管做了很多让步，但他们并不认可印度的自治权。印度的底层民众倾向于暴力反抗，其中代表性的就是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但这种直接的暴力反抗会遭到英国政府的武力镇压。此外，印度精英阶层并不十分赞同对英国统治者进行剧烈的暴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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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甘地开创性地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主张。“非暴力不合作”这个词组本身已经昭示了甘地的核心观点。在甘地看来，对英国统治者，印度作为一个民族的惟一正确做法是两者的结合：一是彻底的不合作，二是彻底的非暴力。从具体政策来说，甘地呼吁以非暴力的不合作手段来抵制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他呼吁印度人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到法庭、不承担公职以及不购买英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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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他的作品中阐述了彻底的、毅然决然的非暴力精神。下面两句话反映了甘地的基本立场：“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杀戮”；“人类只能通过非暴力来摆脱暴力，通过爱来克服恨”。他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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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反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1. 非暴力反抗者不应当在心里憎恨其对手；2. 问题必须是真实和实质性的；3. 非暴力反抗者必须准备受苦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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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非暴力反抗，甘地认为印度已经开创了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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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的手段不是暴力，不必流血，也无需采取时下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外交手段，我们运用的是纯粹的真理和非暴力。我们企图成功地进行不流血革命，无怪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转向我们，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斗争方式都是野蛮的。他们向自己心中的敌人报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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