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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实践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食盐进军”。1930年年初，英国政府在印度颁布了《食盐专营法》，规定食盐专营，结果是食盐价格和相应税收的提高。3月12日，甘地带领他的78名学员从萨巴尔马蒂的真理修道院出发，徒步390公里，开赴印度海滨小镇、食盐产地丹地，自行熬制与获取食盐。随后，数百万人响应甘地的号召，公开反对《食盐专营法》，自行熬制与获取食盐。在此过程中，多数群众恪守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原则。英国政府起初并未重视，后来面对规模越来越大的“食盐进军”运动，决定予以坚决镇压，导致数万人被逮捕，包括甘地本人。尽管如此，“食盐进军”总体上仍然坚持非暴力原则。最后，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取消《食盐专营法》，并释放甘地等政治领导人。正是在甘地的领导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使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走向了民族独立。当然，也有人认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能够奏效，乃是因为英国政府尽管是外来的却是较为文明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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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伟大实践者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又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展延续至60年代末。起初，黑人反对的是美国学校、公共交通、商业场所的种族隔离措施，后来演变为一场争取全面的黑人平等公民权的运动。在此过程中，马丁·路德·金作为一名黑人牧师，逐渐成长为该运动的主要领袖。1963年8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25万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公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共集会，以反对美国种族隔离制度。在这次大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但整个运动最终促使美国南部废除了种族隔离，并使美国黑人公民获得了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总的来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也是试图经由非暴力的抗议活动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也是马丁·路德·金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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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任何非暴力运动，都要包括四个阶段：收集事实，以判定不公正是否存在；谈判；自我净化；以及直接行动。”他还以伯明翰社区为例，说明了非暴力运动的四个阶段。首先是，通过显而易见的事实判断该社区存在显著的种族不公正。随后，他们努力与本社区的头面人物们展开谈判，但收效甚微。他们在自己的希望遭到沉重打击、决定采取直接行动之前，还要先进行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他们不断自问：“我是否能挨打而不还手？”“我能否忍受监狱的考验？”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开始采取直接行动，而直接行动的目标是“制造一种充满危机的局面，以期不可避免地开启谈判之门”。当然，目的就是要消除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并使黑人获得同等的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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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非常清晰地阐明了面对压迫时可能的不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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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压迫的人民对待他们所受的压迫，有三种办法可行。其一便是默许：被压迫者顺从于自己的命运。他们默然适应所遭受的压迫，因之变得顺应于这样的压迫。……有时受压迫的人还有第二种方式对待压迫，便是诉诸身体的暴力和腐蚀人心的仇恨。暴力往往能带来一时的结果。……暴力却绝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受压迫的人民在追求自由当中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便是非暴力抵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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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的当然是非暴力抵抗的道路。马丁·路德·金还认为非暴力抵抗有若干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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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要强调的是非暴力抵抗并非给怯懦者使用的策略，它实在是一种反抗。……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它并不企图打败或羞辱对手，而是要赢得他的友谊和理解。……第三个特征，是其进攻直接针对罪恶势力，而非行使这罪恶的人。……第四点特征，是甘心受苦而不求报复，甘心挨打而不求还击。……第五方面，是它要避免的不仅是肉体的外在暴力，还包括精神的内在暴力。……第六个基本事实，是它基于这种的确信，即宇宙乃处于正义一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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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如何理解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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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运动不只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么，如何理解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呢？按照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西德尼·塔罗的看法，社会运动是“以潜在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斗争（抗争）政治事件”。塔罗认为，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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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挑战。……运动一般通过直接破坏活动，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其他集团或文化规范，有代表性地发起斗争（抗争）挑战。……集体挑战常常以打断、阻碍他人的活动或导致他人的活动不确定性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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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人们在运动结为一体的较根本较平常的原因，还是为了提出他们共同的主张，反对对手、当局和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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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和集体认同。……他们只有激起较根深蒂固的团结一致感和身份认同，才能创造一场社会运动。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作为运动组织的基础，民族主义和种族或宗教总是比社会阶级的绝对律令更可靠，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促进团结一致和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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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斗争（抗争）政治。……只有通过持续集体行动来反抗对手，斗争事件才演变为社会运动。……持续地开展集体行动以与强大的对手互相作用，这是社会运动与早期的斗争形势不同的标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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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在《社会运动，1768—2004》中则这样定义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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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社会运动视为斗争（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称之为“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称之为“政治”，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或是作为诉求者，或是作为诉求对象，或是作为诉求目标的同盟，或是作为斗争的监控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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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认为，社会运动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是一种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声张，表现为运动的形式。这里目标当局很多时候是指政府或政府机构，但有时也可以是指一些大型工商业机构。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主要是向美国政府当局提出诉求；但如今很多动物保护协会则是针对全球各大皮草公司提出诉求，要求他们不要捕杀动物以获取皮毛；很多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则指向沃尔玛、麦当劳这样的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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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是，它有一系列的常备剧目，包括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门协会和联盟（包括绿色和平协会、动物爱好者协会、同性权利协会等），经常举行的公开会议，依法示威游行，大型集会，请愿活动，各种各样的声明，用于专题宣传的小册子，等等。当然，很多社会运动是上述多种常备剧目的组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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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征是，社会运动中的参与者协同一致地表现出特定的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以及参与者和支持者所作的奉献（Commitment），蒂利称之为WUNC展示。蒂利认为这里有四个要素，首先是一种特定的价值，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表现出某种特定的认同；其次是具有一定的统一性，比如社会运动中的统一着装就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再次是需要有一定的规模，几个人、几十个人通常难以成为一场社会运动，通常需要数千乃至数万以上的人群的持续参与；最后是要求参与者和支持者做出奉献或付出，这样一种参与者的主动奉献部分地能够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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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运动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社会现象，那么如何解释社会运动呢？这里介绍几种主要的社会运动理论。有人根据马克思对阶级社会中严重的阶段分裂与对抗的观察，发展出了一种怨愤理论，或者叫相对剥夺感理论。就是说，社会运动之所以发生，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口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待遇或剥削。一个社会中有人占有很多，有人占有很少，后者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比如，过去几年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因为普通民众成为金融危机的更大受害者。当金融危机到来时，他们的就业机会首先遭到威胁，家庭财富大幅缩水。这一事件的大背景还可以追溯到美国最近30年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内部贫富差距的加大。所以，严重的社会不公与怨愤心理可能成为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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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论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该理论没有很好解释一个问题，即社会运动的领导和组织问题。相对剥夺感固然为社会运动准备了社会条件，但按照曼瑟尔·奥尔森的说法，这里仍然无法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列宁在他的革命学说中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组织问题，他认为为了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和组织问题，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组织。后来，列宁的这种理论被发展为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换句话说，社会上是否有人不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不满的人群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这一观点认为，能否解决资源动员和资源组织问题是理解社会运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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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社会运动的核心问题是构造集体认同。后来，这一观点被发展为一种集体认同的理论。比如，在英国苏格兰地区的独立运动中，关键就是苏格兰人集体认同的构造。有人通过各种媒体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告诉苏格兰人，作为英国这个少数族群一员必须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否则苏格兰这个族群在整个英国社会中就会被压制。这样，如果有人形成了这种苏格兰人的群体认同，他就更有可能积极投入到社会运动中。所以，这里更强调的是心理机制。这是一种重要的视角，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安德森把民族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基于安德森的观点，与民族主义有关的政治是通过“想象”来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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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重要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集体行动理论。曼瑟·奥尔森在其引用率极高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认为，集体行动始终存在一个搭便车的问题。比如，某地的环境污染很严重，有人想发起一个环保主题的社会运动，希望借此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但一个重要的逻辑问题是：如果环境真的改善了，这种收益对所有共同体成员来说是利益均沾的。任何人作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总能获得总人口N分之一的收益。但是，这个争取环境改善的成本不是由所有人共同分摊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公民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事情呢？”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搭便车的问题。奥尔森认为，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是常见现象，克服搭便车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提供选择性激励，而一般的社会运动通常难以有效提供选择性激励。所以，后来又有人沿着奥尔森的理论路径，走到了列宁的道路上去，即通过鼓动一小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有效组织起来，就有可能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看来，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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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市民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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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社会本身的特质，所以这里还要介绍目前流行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的英文是“civil society”。“社会”（society）这个词在英文里有两个含义，它既可以指作为整体的一个社会共同体，比如中国社会或美国社会；又可以指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下的某个社团，比如很多大学社团和很多专业协会。当我们说公民社会时，首先要注意“社会”的这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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