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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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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文化？白鲁恂（又译鲁恂·派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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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是一组态度、信仰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含义，并提供一种基本的假设和规则用以规范政治体系中的行为。它包裹着政治观念和政制运行的规则。因此，政治文化是对政治中心理和主观层面的一种集合形式和表述。……简而言之，政治文化之于政治体系犹如文化之于社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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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教科书中这样定义“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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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在更为狭隘的意义上用该词来指人们的心理倾向，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党、政府和宪法等政治客体的倾向模式（pattern of orientations），并表现为信仰、符号和价值。政治文化不同于公共舆论，它由长期的价值而非对具体政策、问题或人物的反应塑造而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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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定义听上去比较抽象，但实际上，政治文化涉及的是人们对重要政治议题的态度和倾向。第3讲曾提及政治意识形态争论中的若干重要议题，这些议题也与政治文化有关。比如，大家如何看待自由与权威的关系？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态度和倾向是否相似？一般认为，西欧人通常更重视自由或权利，而中国人更重视权威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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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何看待国家？英国的洛克和德国的黑格尔对国家的看法完全不同。洛克把国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这是一种自由主义观点。黑格尔则把国家视为一种神圣事物，甚至说国家是“神在地上行走”。对普通人而言，当说到国家时，不同社会的人们——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脑海里浮现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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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如何看待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关系？如果我们做一个“威权—民主”的谱系出来，分别标上从1到10的刻度，1代表最支持威权主义，10代表最支持民主。然后，做公民抽样调查，看看每个人都处在从1到10的哪个位置上。如果做一个上万人或数万人的抽样调查，其结果就有较大的意义。这些人的看法，至少部分地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民众对于民主与威权的看法。每个人是怎么想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是怎样的。现有研究揭示，不同国家的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倾向的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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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人们对很多基本政治概念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比如，中国人听到“国家”或“政府”这个词，跟英国人听到“State”或“Government”这个词，脑海中的景象是相似的吗？实际上，两国民众对国家和政府这类基本概念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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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有的国家天然地把党视为一个领导机构，但有的国家更可能把政党视为一个“争权夺利”的组织。政党的英文是political party，party就其词源来看本身就包含了部分（part）的含义，而不是全体或整体。所以，英美国家的民众不认为政党能代表全体。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人们基本政治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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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政治文化，还需要理解政治社会化问题，这是指对政治文化习得的过程，包括政治认知、态度、价值观与行为的习得。一般认为，12—30岁是政治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对任何一个公民的政治观念养成来说，其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非常重要。家庭、学校、教堂、工作场所、社交网络、新闻媒体与互联网以及政府等等都会对塑造他的政治观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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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很重要的政治社会化的场所，绝大多数人从小都会在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父母在餐桌上关于政府或政党的不经意的谈话，会给孩子打下最早的政治烙印。美国的选举调查表明，一个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很大程度上受其家庭政党支持传统的影响。如果他父亲支持共和党，他很有可能也会支持共和党。学校也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场所。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推行浓厚的意识形态教育，那么学校对国民政治文化的影响会更大。在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教堂通常也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当然，20世纪以来，欧美社会中教堂和教会的政治影响力总体上在衰落。但是，选举调查显示，那些经常去教堂的选民更有可能投票支持右翼政党，这说明教会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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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也会影响人的政治立场与观点。以中国目前的境况为例，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希望政府放松管制，很多国有企业可能希望维持既有的市场管制。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所以，进入不同的工作场所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成年人在工作场所待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与同事之间往往会形成密切的人际关系。这种频繁的人际互动肯定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倾向，这就与社交网络有关。当然，人的社交网络不全是在工作场所建立的，儿时的伙伴、学校的同学与老师、成年以后的其他朋友圈，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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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媒体的影响也很重要，包括传统新闻媒体与网络媒体。很多人每天都要通过报纸、电视或互联网获取信息。无论他以何种方式获得何种信息，都会对其政治观点产生影响。相对来说，如果新闻媒体与互联网受到控制，就更容易选择性地传播信息。这样的结果是，普通公民的政治文化有可能会被有意地塑造。当然，这种意图并不总是能够奏效。此外，并非所有媒体的信息传播特性与方式都是一样的。与传统新闻媒体相比，互联网是一种更加自由开放、解构权威、强化互动的新型信息媒介。互联网的最新趋势则是互动社交媒体的兴起。当一个人身处这种社交媒体网络中时，他的政治观念就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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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比如，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总统的国情咨文及首相的大学演讲等等，都是政府影响其国民政治态度的重要方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自传中提到，他青少年时有机会作为美国童子军的代表受到肯尼迪总统的接见。这对当时的克林顿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荣誉。他当时就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这一事例也能说明政府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此外，政府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公立教育系统，这也是政府影响政治观念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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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托克维尔论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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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文化，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并非最早的研究者。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阐述了大量与政治文化有关的内容，他甚至把政治文化视为美国民主政体得以稳固的基本原因。在他的论述中，民情是一个重要概念。与“民情”对应的现代政治学术语无疑应该是“政治文化”。“它（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3]他还认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乡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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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踏上了美利坚这块与众不同的土地。托克维尔此行名义上是要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但他实际上是要考察和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并不认为从希腊罗马的哲学中能够发展出最好的民主理论，他认为最好的民主理论在于对真正的民主社会的系统考察，而他到美国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一方面是要发展自己的民主理论，另一方面是为法国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回国后，托克维尔于1835年出版了他的不朽名著《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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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是他生命中的奇遇记，美国有利的地形、身份的平等、美国的联邦宪法与强大的司法权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正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考察，使托克维尔确立了对民主的无限信心，他后来在书中写道：“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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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托克维尔在书中发出了民主进步的宣言。尽管上述内容占了《论美国的民主》的很大篇幅，但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考察的起点却是美国的乡镇组织，对乡镇的考察是他美国之行的第一站，托克维尔之所以首先考察美国的乡镇，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是一种最自然的人类组织状态，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乡镇，而且乡镇的组织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制度状况的基础；另一方面，按照托克维尔自己的看法，乡镇自由是“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因为它“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乡镇组织“绝对斗不过庞大的中央政府”。所以，由乡镇组织的状况可以想见国家制度的状况，由乡镇人民的自由程度可以想见一国人民的自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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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发现了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情况，因为他在美国找到了乡镇自由。相比之下，“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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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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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美国，乡镇的人口规模大约在两三千人，相当于现今中国一个村的规模。立法与行政工作几乎完全是在被统治者面前完成的，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乡镇实行的是直接民主，没有乡镇议会。在任命行政官员后，由选举团对他们进行全面的领导，工作程序非常简便。而乡镇的行政官员都要按照本镇居民事先通过的规则办事。但是，他们若想对既定的事项作出更改，或希望拟办一项新的事业，那么这些官员就要请示他们权力的授予者。比如，他们打算创办一所新的学校。出现这种情况，几位行政委员就要找一个日子，在事先确定的地方召集全体选民大会。在大会上，由行政委员提出具体的事项，然后由大会对所有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确定办事规则、地点及经费的筹集等等，然后交由行政委员去执行。因此，托克维尔在美国时，他看到乡镇自治的美妙图景，这使他感到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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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信奉这样的观念：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这一观念不仅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它还直接作用于美国的乡镇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在托克维尔看来，“从对中央政府的关系来说，整个乡镇亦如其他行政区一样，也像是一个个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乡镇在只与其本身有关的一切事物上仍然是独立的。”托克维尔认为，独立、自治与有权是美国乡镇组织的一般状况，乡镇是自由的，从而乡镇的人民能享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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