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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内容涉及人际信任和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调查的主要问题是：你相信别人吗？被调查者只能在是与否之间做选择。从他的调查结果来看，有些国家非常高，90%以上的人认为别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有些国家非常低，比如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南部——就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很多游历过欧洲的人都有感受。比如，英国的小镇与意大利的小镇就有区别。在英国的小镇上，每家每户门前的栅栏或篱笆通常都比较低，不少只有一米来高，一个成年人可以轻易翻越。低矮的栅栏说明英国人对邻居和外人的防备心理比较低，人与人的信任度比较高。但意大利的小镇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上，很多独栋住房都有着非常高大的围墙，有厚实的大铁门，围墙上部加有尖锐的防护装置，不少家庭还有护院的大型犬类。这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他们的人际信任程度要比英国为低。实际上，关于民众价值观的调查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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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际信任对政治有无影响呢？按照托克维尔对美国乡镇治理的观察，人际信任会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的自治能力。越是人际信任度高的国家，越有可能发展出自治的治理方式；越是人际信任度低的国家，越有可能产生威权领导人和政治压制的统治方式。按照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人际信任程度跟人均GNP也有相关性，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确定。总的来说，人均GNP高的国家，人际信任度也较高。但同时人均GNP并不能决定人际信任度，比如美国人均GNP高于北欧诸国，但北欧的人际信任度高于美国，法国位于人均GNP最高系列的国家但其人际信任度却是较低的，参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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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经济发展与人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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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4（Dec., 1988）, pp.1203-1230，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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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内容涉及对变革的态度：是支持激进变革，还是支持渐进变革，或是支持维持现状？这一问题考察的是被调查者对目前社会秩序的认可程度。支持激进变革，意味着被调查者对现有社会秩序是不认可的；支持维持现状，则是认可现有社会秩序；支持渐进变革，则是处于中间状态。一国人口在上述三种态度上的不同分布比例，是关乎政治文化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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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的这项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跟三个因素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生活满意度、人际信任度和支持激进变革的程度，相关度分别高达0.79、0.81和0.60，见图10.2。这种相关度从统计学上讲是非常高的。数据显示，公民文化与民主政体的维系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度达0.74。所以，他的研究展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后果，特别与民主政体的维系密切相关。当然，这项研究同时发现，经济因素对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人均GNP与公民文化之间的相关度也达到了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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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稳定民主政体的经济与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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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4（Dec., 1988）, pp.1203-1230, figu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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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仅是英格尔哈特早期的一篇代表性论文。此后，他又发表了大量跟政治文化有关的论文与著作。比如，在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中，英格尔哈特以西方20多个发达国家的价值观调查为基础，探讨了经济社会变迁如何影响文化转型，以及文化转型又带来了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他的核心观点是，随着西方发达工业国家1973—1988年间（更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大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团队用12项价值观问题来进行社会调查，并以此来衡量受访者的价值观取向。这12个维度分别是：代表物质主义的6个维度——抵制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稳态经济（前面三者代表经济安全），以及维持秩序、打击犯罪、强大的国防力量（前面三者代表人身安全）；代表后物质主义的6个维度——在政府中有更多话语权、在工作和社区中有更多话语权、人性化社会（前面三者代表归属与自尊），以及自由言论、想法更重要、美丽城市/自然（前面三者代表审美与知识），参见图10.3。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巨大变迁？英格尔哈特认为，这是由于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和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这样大众不再把已经实现的经济安全作为首要选项，而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的需要和诉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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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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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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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一书，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这一研究的延续。他把研究范围扩大至43个国家样本。他明确认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把经济和物质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将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作为优先目标。两者的分野很大程度上与大众对安全的感知有关，一个普遍感知不安全的社会和一个普遍感知安全的社会，会呈现巨大的差异。这种感知的差异也会产生显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后果，参见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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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安全与不安全：两种相对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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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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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英格尔哈特确定两个维度来衡量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一个维度是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对世俗—理性权威（secular-rational authority）的维度；另一个维度是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对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的维度。然后，他进一步绘制了基于这两个维度的价值观结构图，参见图10.4。按照1990—1993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他绘制了43个主要国家在上述图形中的分布谱系。从这些国家的分布来看，属于不同宗教传统的国家似乎具有某种集群的特征，这证明了宗教作为社会传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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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不同类型国家所强调的不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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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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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英格尔哈特这样表述他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这项研究中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