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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和政治转型以一种有着内在联系的、大体可预测的模式共同出现，社会经济转变的某些轨迹远远比其他轨迹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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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转变是非线性的。在发达工业国家里，主流发展方向是从现代化转变到后现代化。这条新的轨迹使得对作为工业国家标志的功能理性的强调出现衰退，而对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强调在增加。随着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日渐扩散化，从妇女权利平等到民主政治制度的各种社会转变，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衰落，都变得日益可能。随着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逐步替代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支配工业化国家的信仰框架。它反映了某个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即人们到底渴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一问题。它正在转变那些支配政治、工作、宗教、家庭和性行为的基本规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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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克里斯蒂娜·维尔泽合著的《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人类发展时序》（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一书中，英格尔哈特认为，关于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导致政治民主的单一线性假说是有问题的，但是长期当中，经济发展驱动了文化转型，而后者使得个人自主、性别平等和民主政治更加成为可能。他们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的转变，二是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他们这项研究采用的数据是覆盖80个国家、全球85%人口的四次世界价值观调查，并借助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了量化分析，论证了上述结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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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提到，英格尔哈特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了“世界价值观调查”。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的网站，可以下载每一个调查年份的调查问卷。[13]最近的2010—2012年度调查问卷由200多个问题组成，除了少数问题涉及个人背景信息外，多数调查都是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下面试举几例来简要说明。在调查问卷中，第4—9个问题问的是被调查者对于诸种重要价值的排序，第10—11个问题问的是被调查者生活快乐程度与健康感知程度，第12—22个问题问的是被调查者认为培养孩子哪些品质最为重要，参见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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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示例（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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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4—9个问题问的是：下面每一个选项在你生活中有多重要？这六个选项分别是家庭、朋友、闲暇时间、政治、工作和宗教，可供选择的答案有：非常重要、较重要、不太重要或根本不重要。如果认为所有六项都非常重要，当然也可以，但那样填写问卷意义就不是太大。一般人回答这些问题时，应该对重要性有所区分，大致能够区分哪些非常重要或较重要，哪些不太重要或根本不重要。当样本数量足够大时，被调查者对上述诸种价值的排序就具有了意义。这些排序的不同，往往展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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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2个问题问的是：对培养小孩来说，哪些品质尤为重要？问题说明是在总共11个选项中最多可以选5项。这11项分别是：独立性、努力工作、责任感、想象力、宽容和尊重他人、节俭与省钱、决心和毅力、宗教信仰、无私、服从、自我表达与表现。在中国、美国、俄罗斯、南非或者印度做调查，最后得到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价值观差异的背后就是政治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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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本书第8讲曾介绍过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挑战，此处不再赘述。总体上，这些挑战都非常严厉。因此，政治文化领域需要更好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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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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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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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有时被视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过去20年中，“社会资本”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人们通常把社会资本理论与一部重要著作联系在一起，即罗伯特·帕特南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提到社会资本时，帕特南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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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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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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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讨论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应该是科尔曼，他总体上算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有着良好的经济学背景，所以更容易想到“资本”这个词。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经合组织（OECD）在其研究报告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网络以及共享的规范、价值观念和理解，它们有助于促进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合作。”福山也被视为研究社会资本的重要学者，他认为社会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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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润滑剂，可以使人和群体或组织更高效的运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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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诸种定义，社会资本大概有几个主要特征：首先，它不是正式的制度安排；第二，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网络之中；第三，它总体上跟人际互动、互惠机制、合作互助、信任关系这些东西有关。帕特南认为：“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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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资本为什么重要？有学者用闯不闯红灯为例来解释。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每个人都不闯红灯，对大家都有利；如果都闯红灯，对大家都不利。那么，为什么有的社会众人会闯红灯，而有的社会众人不闯红灯呢？当然，制度规制与惩罚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社会资本高的社会更能促成众人在红灯问题的合作。詹姆斯·科尔曼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种更为严谨的学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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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它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乏这些社会资本的情况下，上述目标就无法实现……例如，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是可以信赖的，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那么它将能够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一个农业共同体中……那里的农民互相帮助捆干草，互相大量出借或借用农具，这样，社会资本就使得每一个农民用更少的物质资本（如农具和设备）干完了自己的农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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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资本具有何种政治效应呢？这就需要提到让社会资本概念走俏的学术名著《让民主运转起来》。帕特南在书中研究的是20世纪70到90年代意大利的地方分权改革。从意大利15个地区政府分权改革的绩效来看，北部明显好于南部。帕特南提出的问题是：同样是地方分权改革，为什么有些地区成功而有些地区不成功呢？可能的解释包括制度设计理论、社会经济条件理论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理论，等等。帕特南把因变量设定在政策的制定、颁布和实施三个方面，包括12项指标。他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改革绩效的相关度是0.77——这已经很高了；但公民共同体传统与民主改革绩效的相关度高达0.92，后者的显著性远远超过前者。他认为，在一个具有良好公民共同体传统的社会，自愿合作更容易出现，互相信任更有可能，互惠网络更容易形成——而这些方面意大利北部做得比南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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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的这项研究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来，又有大量学者跟进社会资本的研究。正如上文的科尔曼那样，不少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乏这些社会资本的条件下，这些目标则难以实现。比如，如果人际信任度很高，交易成本就会比较低；如果彼此不太信任，整个交易过程需要反复考核对方，那么交易费用就会非常高。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大量资源耗费在交易成本上，其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就会受到影响。福山认为：“在经济领域，社会资本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在政治领域，社会资本能够有助于有限政府和现代民主制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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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帕特南的专著出版以来，国际学术界已经出版了大量与社会资本有关的专著和论文。按照全球最大网络书店亚马逊网站的数据，全网站的书名、章节名及内容简介中出现“社会资本”字样的高达1万条次以上。这说明，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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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社会资本理论也遭到很多批评。其中两个主要的批评是：第一，如何衡量社会资本？这是社会资本研究需要回应的挑战，尽管有人做了很多努力来衡量社会资本，但衡量和测定社会资本的挑战仍然是很大的。第二，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由于缺少明确所指，容易被拿来作为一个可以蒙混过关的解释变量。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有学者认为，从帕特南到科尔曼都没有说得很清楚。这样，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容易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框。这是社会资本理论需要正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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