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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的成员资格 族群的成员资格通常是出生时获得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族群性是出生时获得的一种特征,并且不容易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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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 族群常常在一个较大的社会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区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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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族群间的政治关系就非常重要。多族群国家的国内族群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竞争与冲突为主,一类是以合作与融合为主。当然,有些国家族群之间的关系是既冲突又融合的中间模式。无疑,对一个国家来说,合作与融合为主的族群关系是较为理想的类型。然而,目前仍然有大量国家的族群关系以竞争与冲突为主。所以,作为政治问题的族群冲突及其后果是目前国际学界的热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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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欧洲国家的族群问题总体比较缓和,但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族群政治问题。米歇尔·韦耶维欧卡认为,对二战以前的多数西欧国家来说,族群和族群政治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但后来族群问题慢慢趋于缓和。这位学者指出,西欧国家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了民族整合和族群融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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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途径是现代化,即充分发展工业化和工业社会。总的来说,现代化程度越高,原先基于原始身份的认同就会降低。经济因素对族群身份认同改变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中国某省区最近几年发生多次涉及族群问题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如果只提一条政策建议的话,笔者认为,那就是要尽快地让该区的所有人口——特别是少数族群人口——融入全国性的生产、分工与交易系统,融入全国性的市场网络与经济系统。这种融入的速度越快,越有利于族群关系的稳定。如果少数族群每天都要生产和交易,他们一方面要把本地的牧业产品、资源产品及特色产品销售给内地的企业和消费者;另一方面要不断地购买和消费内地生产的工业产品。这样,双方就产生了市场层面的互赖,由此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速度就会加快。所以,现代化、工业化和统一的市场网络非常重要,现代化长期当中会促进族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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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路径是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什么样的国家最容易导致内部的族群冲突呢?查尔斯·蒂利称之为“种类不平等”,在族群问题上即不同族群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很多国家可能事实上都会存在种类不平等的问题,但有的国家在立国原则上崇尚平等主义。比如,在美国,白人群体的平均收入比黑人高,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种类不平等。但是,在法律原则和基本政策方面,黑人已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上获得了跟白人同等的地位。所以,美国奉行的就是平等主义原则。如今,美国黑人族裔都能当选总统。但是,在很多别的国家,不同族群之间的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按照欧洲的经验,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做法。这里的平等主义主要是指形式的平等和资格的平等,即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格。由于公民法律身份的平等,公民的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就大大淡化了。当然,一个社会若能在法律平等的基础上,推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实质性平等,将更有利于缓和族群关系。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使公民因户籍、城乡、体制内外等因素发生严重的隔离,必然不利于塑造平等主义的国家,也不利于强化族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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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路径是塑造民族认同。这里民族认同是超越族群认同之上的、基于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对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他首先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苏格兰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关系到这个公民的民族认同。拿法国来说,考虑到移民问题可能会弱化法国公民的民族认同,法国专门设立了移民部负责归化事务,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法国国内的族群融合和民族认同。但是,有些国家在身份制度上强调公民的族群身份,这种做法与塑造民族认同、强化族群融合的原则背道而驰。诸如此类的政策问题,都需要系统的检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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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的多数欧洲国家,族群问题是一个远比今天普遍的现象。此后,这些国家借助上述三个途径进行了成功的民族整合。这些政策弱化了公民的族群身份,强化了公民身份。这样,欧洲国家的族群政治问题就趋于缓和了。总之,欧洲国家应对族群问题的这种政治经验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当然,今天欧洲的少数地方仍存在族群政治问题,比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和英国的苏格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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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族群政治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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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世界来说,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族群政治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认为:“族群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10]莫妮卡·托夫特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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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三分之二的武装冲突都包含了族群因素。……族群冲突是武装冲突的最主要形式,在较短时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大概都不会缓和。……仅在二战之后,就有数百万人因为身为特定族群的一员而丧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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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东南亚国家、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前南斯拉夫这样的欧洲国家,出现过与族群政治有关的大量的暴力事件。族群冲突还是20世纪中叶之后全球范围内国内武装冲突和内战的最主要诱因。现有研究认为,二战以后50%—70%的国内武装冲突与内战都跟族群问题有关。从现有的趋势看,族群冲突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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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过去关于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研究比较少,但国际新闻中族群暴力报道的增加及国内陆续出现与少数族群有关的暴力恐怖事件,使得国内学界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国际学界来看,族群政治是最近一二十年最受关注的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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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有研究关注一个国家的族群结构跟该国族群冲突之间的关系。图11.3用描述性定量统计分析了族群分化程度(纵轴)与族群极化程度(横轴)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族群分化程度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结构,族群极化程度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冲突程度。图11.1揭示的相关性是:在族群分化程度较低的阶段,随着族群分化程度的提高,族群冲突的程度会增加;但族群分化高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族群分化程度的继续提高,族群冲突反而会趋于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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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族群分化程度与族群冲突程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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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sé G. Montalvo and Marta Reynal-Querol,“Ethnic Polarization, Potential Conflict, and Civil War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5, No.3(Jun., 2005), pp.796-816,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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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第一种情况是某国90%人口属于一个族群,即该国族群分化程度很低。这种情况下,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较低。第二种情况是该国30%人口属于A族群,25%人口属于B族群,20%人口属于C族群,剩下25%人口属于其他多个族群。与上一种情况比较,该国的族群分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相应地该国族群冲突程度也大幅提高。从已有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或几个主要族群,它们彼此竞争又势均力敌,族群冲突可能会非常严重。第三种情况是该国最大单个族群所占人口的比例不过10%,后面几个较大族群人口比例依次仅为8%、6%、5%和4%,其余人口属于规模更小但数量众多的不同族群。与第二种情况相比,这个国家的族群分化程度更高,但族群冲突程度反而会降低。理由在于,由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像一个族群万花筒,不同族群之间反而不易形成对抗关系,族群冲突因此趋于缓和。当然,上述相关性是基于跨国的大样本数据得出的,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族群政治的实际情形往往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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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政治通常还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有关。在发展中世界,很多国家的族群冲突正在成为威胁新兴民主政体稳定的主要问题。从已有研究来看,族群冲突与民主冲突是互相影响的。一方面,民主转型有可能影响一国族群冲突的程度;另一方面,族群冲突会影响、甚至决定一国民主转型的成败。有学者研究发现,对多族群国家来说,民主转型前期有可能加剧族群冲突;随着民主政体维系时间的延长,族群冲突会趋于缓和。[12]在图11.2中,纵轴是族群冲突的程度,横轴是民主政体的维系时间。该图显示,对于一个族群多样化程度很高的威权国家来说,随着民主转型的启动,该国的族群冲突水平可能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换句话说,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初始的民主政体往往比此前的威权政体具有更高的族群冲突水平;而巩固的民主政体往往比此前的威权政体具有更低的族群冲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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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民主政体维系时间与族群冲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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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解释民主转型与族群冲突之间前高后低的现象呢?在威权政体之下,尽管国内存在不同族群并且这些族群有着历史上的恩怨关系,但由于缺少充分的政治参与,不同族群集团的政治诉求被压制了,这样就表现为直接的族群冲突程度较低。但是,随着民主转型的启动,所有族群集团都拥有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权利,都可以通过公开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甚至都组建政党参与政治竞争。这样,特别是对落后国家来说,基于原始身份认同的族群诉求会快速上升。在这样的国家,族群身份会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员手段。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推动族群冲突的快速上升。而当民主转型时间较长、民主政体趋于巩固时,不同族群集团开始学会用和平而非暴力、制度化而非冲突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和处理族群关系,这样族群冲突程度会逐步降低。因此,长期当中,民主政体维系时间越长,族群冲突水平就会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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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意味着,当多族群国家启动民主转型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该国民主政体能否在急剧上升的族群冲突中生存下来?如果一个国家族群冲突严重,能否完成民主转型就成了一个问题。对一个多族群的大国来说,即便只有一小块地方因为严重的族群冲突而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的话,对整个新兴民主政体都会构成一种实质性的威胁。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是,族群冲突通常不利于民主转型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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