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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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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达·斯考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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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总要强迫人家做出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去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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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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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主人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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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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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政治的两幅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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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有时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图像，有时呈现出一幅暴力的图像。和平的政治通常是，即使存在政治分歧，也可以通过自由讨论与互相妥协的方式来解决。比如，美国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面临了一场政治危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阿尔·戈尔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在选票上非常接近。到最后关头，除了佛罗里达州以外，其他所有州的选票已清点结束。由于两人的选票非常接近，所以佛罗里达州的总统选举人票投给谁，谁就能当选下一任总统。[1]佛罗里达州的选票统计结果将决定谁将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当时的情况是，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也非常接近，小布什在首次选票统计中领先总共约2000票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主党人认为选票统计存在瑕疵，要求佛罗里达州重新统计选票。中间经历了州务卿拒绝重新清点选票，而州法院同意在部分郡重新用人工办法清点选票。最后，小布什将此案诉讼至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微弱优势通过禁止佛罗里达州重新在部分郡人工清点选票的司法决定。这样，在最高法院的司法干预下，小布什最终顺利当选美国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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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政治事件。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最后很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政治骚乱，甚至会导致局部武装冲突。当时小布什的兄弟杰布·布什恰好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如果换了一个国家，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暗箱操作。但是，在2000年的美国，无论是候选人还是选民，最终都尊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判决。戈尔在败选演说中说，他对以这样一种方式落选感到非常遗憾，但他尊重游戏规则，尊重美国的传统，尊重法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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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可以看出，美国对最高政治权力的争夺早已远离了暴力。不管是胜利者还是落选者，大家都在以和平方式从事政治活动。选民们和平地进行政治参与，政治家们和平地从事政治竞争，最后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争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也再次证明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已实现去暴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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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总统候选人通过电视辩论方式争取选民的支持，英国国会议员通过讨论和投票来做出重要的政治决定，日本选民四年一次投票选举国会议员，这都是以和平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形。在上述这些国家，政治生活中也难免出现政治冲突，但多数情况下都能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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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和平的政治图景并不总是存在，政治还有另一幅可能的图景。比如，即便在政治文明程度很高的英国，政治也并非总是以和平方式呈现出来。2011年8月6日至10日，英国伦敦就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伦敦城北部一些街道和商店遭到示威人群的焚烧，后来骚乱还扩散到其他城市。这意味着英国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完全杜绝政治暴力。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更是一次大规模政治暴力的展示。基地组织劫持和控制的数架飞机直接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大楼，最后把整个大楼摧毁。当然，这一政治事件并非只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暴力，其源头是活跃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但无论怎样，这一与国际政治有关的政治暴力事件，是人类政治暴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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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发达国家之外的政治暴力现象，那就更为普遍了。比如，2010年3月上旬，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发生教派屠杀事件。据英国BBC新闻网的报道，大约有不少于500人死于教派屠杀。在该国，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信仰伊斯兰教。这些不同的宗教团体经常因为某个事件发生冲突。在2010年底开始启动的中东北非国家政治转型中，政治暴力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比如，利比亚就经历了内战，叙利亚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冲突，两国至今仍不平静。自美国军队从伊拉克撤走之后，该国并没有从武装冲突的威胁中走出来。总之，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治既可能是和平的，又可能是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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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政治暴力与常见的暴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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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4讲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这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从这一定义出发，站在国家角度看，垄断暴力是政治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暴力，那意味着国家不能有效地垄断暴力。当国家不能有效垄断暴力时，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就失去了控制。比如，2011年利比亚爆发内战，就是一种政治秩序失去有效控制的情形。2013年5月15日，尼日利亚总统宣布在北部三个州实行紧急状态，这意味着这些州面临着秩序崩溃的可能。上述政治现象都跟政治暴力或政治秩序失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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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早年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探讨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问题。为什么政治秩序会失去控制？什么情况下政治秩序会彻底崩溃？如何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亨廷顿在该书中有一个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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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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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治秩序的混乱都跟暴力的失控与泛滥有关。什么是暴力呢？简单地说，暴力是针对个人或群体的一种武力攻击现象。普通的暴力行为，可能是单个人对单个人的，但这种暴力的规模通常不是很大。与这种一对一的、个别的暴力行为相比，政治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集体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集体暴力具有三个特点：“对个人立即造成肉体上的伤害；至少有两个作恶者；集体暴力至少是部分地来源于施暴者的相互协作。”[4]按照蒂利的定义，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称为集体暴力。比如，在某地乡村，因为水资源问题，水源上下游的张姓村庄和李姓村庄发生集体斗殴，最后甚至还导致数十人伤亡，这样的事件就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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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政治暴力呢？政治暴力是跟政治有关的集体暴力，是由政治动机引发的、包含明确政治目标或意图的集体暴力。两个村庄如果为了水资源，发生集体斗殴，最后导致数十人伤亡，这个事件一般不称为政治暴力事件。因为总体上，这一事件没有实质的政治动机，也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当然，客观上可能会产生一些政治后果。所以，这种类型的暴力就算不上政治暴力，而是一种普通的集体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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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一种非常常见的政治暴力是街头骚乱。英国、法国、印度等国都出现过规模不等的街头骚乱。有人认为，街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场域，街头政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类型。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魏玛共和国，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党卫军在政治斗争中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占领街头。纳粹党的一种政治斗争哲学就是：谁能占领街道，谁就能控制政治权力。街头政治固然很多时候表现为和平方式，但有时也表现为暴力或骚乱的方式。除了军队，其他政治力量通常就难以应付这种暴力化、组织化的街头政治。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就是这么搞的。除了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以外，其他党派都是较为松散的政治组织。墨索里尼建立了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的法西斯组织，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民兵等准军事组织。借助这种政治组织，通过占领街头，包括在街头政治中展示潜在的暴力，墨索里尼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直至最后成为意大利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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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泰国的街头政治都非常活跃。泰国政治的一大顽症是街头骚乱频发。该国两派政治力量——红衫军和黄衫军——都曾经占领过街道和政府机构。这种做法肯定包含了暴力成分——当然，泰国街头政治的好处是游行示威队伍直接进行人体攻击的案例比较少见。然而，他们占领街道、政府机构甚至是机场，或多或少要使用暴力相威胁。比如，完全不以暴力相威胁，示威队伍是无法占领机场的。当然，实际上机场方面一般不会与示威者直接对抗。这样，实际的暴力现象就不会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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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政治大罢工也视为准政治暴力行为。比如，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1970—1973年的智利。阿连德当选总统后，开始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征收了很多私人产业，对银行和矿产实施国有化。后来，智利的一个重要产业——卡车运输业的业主们担心，阿连德政府要对卡车运输业实施国有化。所以，他们决定发起一场全国大罢工，来抵制这种可能性。当时，智利全国大约有6万个卡车运输协会的业主参加了大罢工。他们不仅罢运，而且还把卡车停在了主要道路上。当时，进出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主要道路上就停满了罢运的卡车。这种政治大罢工尽管没有直接进行人体攻击，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城市的生活用品和垃圾难以运入或运出。结果，圣地亚哥很快就出现了食品和生活品的紧缺。阿连德政府试图调动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难度很大，因为主要道路上停满了罢运的卡车。因此，某些政治大罢工在效果上跟政治暴力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比小规模的政治暴力事件更令人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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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典型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政治暗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就有过一次非常著名的政治暗杀。民国初年，著名政党运动领袖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枪击，不治身亡。根据当时的调查，宋教仁案刺客的幕后主使与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但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印度独立至今，有数位主要领导人死于政治暗杀。圣雄甘地就死于政治暗杀，而后尼赫鲁的女儿、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英迪拉·甘地死于政治暗杀，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拉吉夫·甘地也死于政治暗杀。德国魏玛共和国期间也曾发生过多起重要政治家被暗杀的事件，智利1970—1973年政治混乱时期甚至出现过军方重要将领死于暗杀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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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暗杀针对的一般不是普通人，而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与政治活动家。上文提到的英迪拉·甘地是被自己手下信奉锡克教的卫兵打死的。在当时的印度，锡克教与印度教的教派冲突比较厉害。英迪拉·甘地身边就有幕僚和安全人员提醒她，要求她把身边锡克教卫兵全部撤换，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英迪拉·甘地并不听这种劝阻，她认为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多宗教国家，如果把身边信仰其他宗教的卫兵撤换，这会传递出一个怎样的政治信号呢？这至少意味着她作为政治领袖对锡克教卫兵和该宗教信仰的人群是不信任的。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即便这样，英迪拉·甘地的政治遗言强调不要过分追究此事。她临死前非常担心自己的遇刺事件最后会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针对锡克教的大规模暴力运动。所以，政治暗杀事件的后续影响往往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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