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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还发生过这样的现象：A派政治领导人被B派暗杀了，然后A派再去暗杀B派的政治领导人。如果是这样，政治竞争就脱离了和平的轨道。所以，政治暗杀通常传递的是非常糟糕的政治信号。德国魏玛共和国晚期政治暗杀的频发，也是促成希特勒上台的一个因素。在一些国家，政治暗杀的频发既是政治秩序失控的结果，又会成为政治混乱加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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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引人注目、罪大恶极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恐怖主义袭击，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是恐怖主义袭击的标志性事件。这几年一个比较著名的美剧是《反恐24小时》，这个片子的主题与反恐有关。在剧情设计中，有恐怖主义组织试图在美国大型商场里投放化学毒气，或者把核武器偷运至美国并试图在中心城区引爆，等等。这些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类似的恐怖袭击并非没有可能发生。最近几年，中国边疆省份也开始出现暴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而且正在呈现上升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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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典型的政治暴力现象还有军事政变。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军事政变，比如著名的玄武门之变。20世纪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过大量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是一种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常见现象。一想到军事政变，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武装冲突的场景。但有些国家的军事政变规模较小，伤亡人数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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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另一个严重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族群屠杀或种族屠杀，甚至包括族群清洗或种族清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就发动了针对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族群大清洗。著名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以这一事件为历史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国家卢旺达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屠杀。在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族群冲突中，胡图族把图西族的多数人口都屠杀殆尽，图西族被清洗的人口总量高达数十万。著名影片《卢旺达饭店》则以电影方式呈现了当时令人震惊的族群清洗事件。与族群屠杀或种族屠杀相类似的，还有不同宗教之间的教派屠杀。这大概也是人类政治暴力中最残忍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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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今天在拉美、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存在与政府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游击队。这种武装组织拥有数百、数千乃至上万规模的士兵。他们集聚在一小块地方，跟政府军打游击战，而中央政府通常又无力彻底清剿。无疑，游击战或局部武装冲突也是一种政治暴力现象。当然，与之相比，更为严重的政治暴力现象是大规模的内战，本讲后面还会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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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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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政治暴力的类型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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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介绍了常见的政治暴力现象。那么，如何从学理上对政治暴力进行类型划分呢？迈克尔·罗斯金在其流行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中借鉴弗莱德·梅登的研究，把政治暴力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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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型的（primordial） 原生型暴力产生于基本的社会群体冲突——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这些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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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separatist） 分裂型暴力——有时是原生型暴力冲突的产物——目标是要实现相关群体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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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型（revolutionary） 革命型暴力旨在推翻或取代现政权，例如伊斯兰教主义者想要接管穆斯林国家并把他们变成信奉正统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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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型（coups） 政变通常是为了反对革命、腐败和混乱。一般来说，政变几乎总是军事性的，尽管军队通常与关键的文官集团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就像1964年巴西的政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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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型（issues） 一些暴力不适合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由某一特定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是一种兼容的类型，并且常常不像其他类型的暴力那样具有致命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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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则用两个维度对人际暴力类型进行了区分：一是暴力伤害的严重程度，二是暴力行为者之间的协同程度，参见图12.1。从类型学的角度说，类型划分最好符合不重复、不遗漏原则。蒂利的这一分类框架尽管不符合该原则，但这一分类把各种集体暴力纳入了一个粗略的框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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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蒂利：人际暴力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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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还认为，不同政体类型与国家类型也与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有关，参见图12.2。[7]蒂利在过去的研究中，曾根据政体类型的维度——即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和国家能力的维度——即国家能力高还是国家能力低——区分过四类国家：高能力的民主国家、低能力的民主国家、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和低能力的非民主国家。在他看来，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直接受到国家政体类型的影响。在图12.2中，蒂利认为，高能力的民主政体对应的是低强度的政治暴力，低能力的非民主政体对应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暴力，高能力的非民主政体和低能力的民主政体对应的则是中等强度的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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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政治暴力来说，政体这个维度代表的是有多少政治诉求能够在现有体制框架中得到表达和满足。一般而言，在民主政体下，政治诉求更容易通过现有体制框架得以满足。在威权体制下，政治诉求更不容易通过现有体制框架得以满足。如果政治诉求能够通过现有体制得以满足，当事人通常没有动力从事或参与政治暴力活动；反之，就存在从事政治暴力行为的动机。国家能力这个维度代表的是国家或政府有效控制政治暴力的能力。国家能力强，对政治暴力的控制就比较有效；国家能力弱，对政治暴力的控制就不那么有效。也就是说，从这个维度上看，国家能力越强，就越能控制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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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国家类型与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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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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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能力的民主国家来说，从政治诉求上讲，只有较低比例的人愿意或需要用政治暴力来表达政治诉求，大量的政治诉求都能在现有民主体制框架内表达；从国家能力上讲，有效的国家能力使得政治暴力不容易发生和蔓延。所以，两者的结合导致的是低强度的政治暴力。一种相反的糟糕情形是：如果是威权政体，就意味着有大量的政治诉求没有办法通过现有体制进行表达，这使得不少人有从事政治暴力行为的动机；但同时由于国家能力比较低，国家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政治暴力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两者的结合导致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暴力。其他两种国家类型属于中间状态，其政治逻辑也是相似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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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逻辑，可以预见，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国家能力产生变化后，该国的政治暴力程度亦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一个高能力威权国家在政体维度上变得更民主时，政治暴力通常会降低。比如，一个高能力威权国家的国家能力下降时，政治暴力可能会倍增。一种更复杂的情形是，如果一个国家转型之前是高能力威权国家，但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固然是从威权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却由于政治冲突、制度垮塌及政治领导人等原因，国家能力大大下降了——这种情况下，该国政治暴力会发生何种变化呢？这就难以判断。从威权到民主，政治诉求获得新的释放通道；但国家能力下降则意味着国家控制政治暴力能力的减弱，这意味着政治暴力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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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政体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即政治竞争本身会导致更多的政治暴力。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前期不排除政治暴力上升的可能。有学者在研究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后发现，从启动民主转型到完成民主转型，政治暴力会经历先稳步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过程。[8]如果民主转型不逆转的话，随着民主政体维系时间的增加，政治暴力会逐渐地降低。但令人忧虑的是，如果转型初期的政治暴力过于剧烈，民主政体最后有可能被搞垮，重新蜕变为威权政体。所以，民主转型对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暴力未必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其中可能还蕴藏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如何避免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暴力的加剧，这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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