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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4讲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这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从这一定义出发，站在国家角度看，垄断暴力是政治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暴力，那意味着国家不能有效地垄断暴力。当国家不能有效垄断暴力时，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就失去了控制。比如，2011年利比亚爆发内战，就是一种政治秩序失去有效控制的情形。2013年5月15日，尼日利亚总统宣布在北部三个州实行紧急状态，这意味着这些州面临着秩序崩溃的可能。上述政治现象都跟政治暴力或政治秩序失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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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早年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探讨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问题。为什么政治秩序会失去控制？什么情况下政治秩序会彻底崩溃？如何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亨廷顿在该书中有一个著名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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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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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治秩序的混乱都跟暴力的失控与泛滥有关。什么是暴力呢？简单地说，暴力是针对个人或群体的一种武力攻击现象。普通的暴力行为，可能是单个人对单个人的，但这种暴力的规模通常不是很大。与这种一对一的、个别的暴力行为相比，政治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集体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集体暴力具有三个特点：“对个人立即造成肉体上的伤害；至少有两个作恶者；集体暴力至少是部分地来源于施暴者的相互协作。”[4]按照蒂利的定义，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称为集体暴力。比如，在某地乡村，因为水资源问题，水源上下游的张姓村庄和李姓村庄发生集体斗殴，最后甚至还导致数十人伤亡，这样的事件就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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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政治暴力呢？政治暴力是跟政治有关的集体暴力，是由政治动机引发的、包含明确政治目标或意图的集体暴力。两个村庄如果为了水资源，发生集体斗殴，最后导致数十人伤亡，这个事件一般不称为政治暴力事件。因为总体上，这一事件没有实质的政治动机，也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当然，客观上可能会产生一些政治后果。所以，这种类型的暴力就算不上政治暴力，而是一种普通的集体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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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一种非常常见的政治暴力是街头骚乱。英国、法国、印度等国都出现过规模不等的街头骚乱。有人认为，街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场域，街头政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类型。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魏玛共和国，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党卫军在政治斗争中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占领街头。纳粹党的一种政治斗争哲学就是：谁能占领街道，谁就能控制政治权力。街头政治固然很多时候表现为和平方式，但有时也表现为暴力或骚乱的方式。除了军队，其他政治力量通常就难以应付这种暴力化、组织化的街头政治。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就是这么搞的。除了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以外，其他党派都是较为松散的政治组织。墨索里尼建立了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的法西斯组织，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民兵等准军事组织。借助这种政治组织，通过占领街头，包括在街头政治中展示潜在的暴力，墨索里尼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直至最后成为意大利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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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泰国的街头政治都非常活跃。泰国政治的一大顽症是街头骚乱频发。该国两派政治力量——红衫军和黄衫军——都曾经占领过街道和政府机构。这种做法肯定包含了暴力成分——当然，泰国街头政治的好处是游行示威队伍直接进行人体攻击的案例比较少见。然而，他们占领街道、政府机构甚至是机场，或多或少要使用暴力相威胁。比如，完全不以暴力相威胁，示威队伍是无法占领机场的。当然，实际上机场方面一般不会与示威者直接对抗。这样，实际的暴力现象就不会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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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政治大罢工也视为准政治暴力行为。比如，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1970—1973年的智利。阿连德当选总统后，开始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征收了很多私人产业，对银行和矿产实施国有化。后来，智利的一个重要产业——卡车运输业的业主们担心，阿连德政府要对卡车运输业实施国有化。所以，他们决定发起一场全国大罢工，来抵制这种可能性。当时，智利全国大约有6万个卡车运输协会的业主参加了大罢工。他们不仅罢运，而且还把卡车停在了主要道路上。当时，进出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主要道路上就停满了罢运的卡车。这种政治大罢工尽管没有直接进行人体攻击，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城市的生活用品和垃圾难以运入或运出。结果，圣地亚哥很快就出现了食品和生活品的紧缺。阿连德政府试图调动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难度很大，因为主要道路上停满了罢运的卡车。因此，某些政治大罢工在效果上跟政治暴力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比小规模的政治暴力事件更令人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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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典型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政治暗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就有过一次非常著名的政治暗杀。民国初年，著名政党运动领袖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枪击，不治身亡。根据当时的调查，宋教仁案刺客的幕后主使与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但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印度独立至今，有数位主要领导人死于政治暗杀。圣雄甘地就死于政治暗杀，而后尼赫鲁的女儿、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英迪拉·甘地死于政治暗杀，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拉吉夫·甘地也死于政治暗杀。德国魏玛共和国期间也曾发生过多起重要政治家被暗杀的事件，智利1970—1973年政治混乱时期甚至出现过军方重要将领死于暗杀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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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暗杀针对的一般不是普通人，而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与政治活动家。上文提到的英迪拉·甘地是被自己手下信奉锡克教的卫兵打死的。在当时的印度，锡克教与印度教的教派冲突比较厉害。英迪拉·甘地身边就有幕僚和安全人员提醒她，要求她把身边锡克教卫兵全部撤换，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英迪拉·甘地并不听这种劝阻，她认为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多宗教国家，如果把身边信仰其他宗教的卫兵撤换，这会传递出一个怎样的政治信号呢？这至少意味着她作为政治领袖对锡克教卫兵和该宗教信仰的人群是不信任的。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即便这样，英迪拉·甘地的政治遗言强调不要过分追究此事。她临死前非常担心自己的遇刺事件最后会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针对锡克教的大规模暴力运动。所以，政治暗杀事件的后续影响往往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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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还发生过这样的现象：A派政治领导人被B派暗杀了，然后A派再去暗杀B派的政治领导人。如果是这样，政治竞争就脱离了和平的轨道。所以，政治暗杀通常传递的是非常糟糕的政治信号。德国魏玛共和国晚期政治暗杀的频发，也是促成希特勒上台的一个因素。在一些国家，政治暗杀的频发既是政治秩序失控的结果，又会成为政治混乱加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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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引人注目、罪大恶极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恐怖主义袭击，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是恐怖主义袭击的标志性事件。这几年一个比较著名的美剧是《反恐24小时》，这个片子的主题与反恐有关。在剧情设计中，有恐怖主义组织试图在美国大型商场里投放化学毒气，或者把核武器偷运至美国并试图在中心城区引爆，等等。这些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类似的恐怖袭击并非没有可能发生。最近几年，中国边疆省份也开始出现暴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而且正在呈现上升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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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典型的政治暴力现象还有军事政变。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军事政变，比如著名的玄武门之变。20世纪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过大量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是一种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常见现象。一想到军事政变，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武装冲突的场景。但有些国家的军事政变规模较小，伤亡人数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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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另一个严重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族群屠杀或种族屠杀，甚至包括族群清洗或种族清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就发动了针对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族群大清洗。著名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以这一事件为历史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国家卢旺达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屠杀。在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族群冲突中，胡图族把图西族的多数人口都屠杀殆尽，图西族被清洗的人口总量高达数十万。著名影片《卢旺达饭店》则以电影方式呈现了当时令人震惊的族群清洗事件。与族群屠杀或种族屠杀相类似的，还有不同宗教之间的教派屠杀。这大概也是人类政治暴力中最残忍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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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今天在拉美、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存在与政府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游击队。这种武装组织拥有数百、数千乃至上万规模的士兵。他们集聚在一小块地方，跟政府军打游击战，而中央政府通常又无力彻底清剿。无疑，游击战或局部武装冲突也是一种政治暴力现象。当然，与之相比，更为严重的政治暴力现象是大规模的内战，本讲后面还会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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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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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政治暴力的类型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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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介绍了常见的政治暴力现象。那么，如何从学理上对政治暴力进行类型划分呢？迈克尔·罗斯金在其流行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中借鉴弗莱德·梅登的研究，把政治暴力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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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型的（primordial） 原生型暴力产生于基本的社会群体冲突——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这些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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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separatist） 分裂型暴力——有时是原生型暴力冲突的产物——目标是要实现相关群体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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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型（revolutionary） 革命型暴力旨在推翻或取代现政权，例如伊斯兰教主义者想要接管穆斯林国家并把他们变成信奉正统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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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型（coups） 政变通常是为了反对革命、腐败和混乱。一般来说，政变几乎总是军事性的，尽管军队通常与关键的文官集团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就像1964年巴西的政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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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型（issues） 一些暴力不适合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由某一特定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是一种兼容的类型，并且常常不像其他类型的暴力那样具有致命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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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则用两个维度对人际暴力类型进行了区分：一是暴力伤害的严重程度，二是暴力行为者之间的协同程度，参见图12.1。从类型学的角度说，类型划分最好符合不重复、不遗漏原则。蒂利的这一分类框架尽管不符合该原则，但这一分类把各种集体暴力纳入了一个粗略的框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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