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4659
1703294660
有人把政治大罢工也视为准政治暴力行为。比如，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1970—1973年的智利。阿连德当选总统后，开始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征收了很多私人产业，对银行和矿产实施国有化。后来，智利的一个重要产业——卡车运输业的业主们担心，阿连德政府要对卡车运输业实施国有化。所以，他们决定发起一场全国大罢工，来抵制这种可能性。当时，智利全国大约有6万个卡车运输协会的业主参加了大罢工。他们不仅罢运，而且还把卡车停在了主要道路上。当时，进出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主要道路上就停满了罢运的卡车。这种政治大罢工尽管没有直接进行人体攻击，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城市的生活用品和垃圾难以运入或运出。结果，圣地亚哥很快就出现了食品和生活品的紧缺。阿连德政府试图调动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难度很大，因为主要道路上停满了罢运的卡车。因此，某些政治大罢工在效果上跟政治暴力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比小规模的政治暴力事件更令人恐慌。
1703294661
1703294662
还有一种典型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政治暗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就有过一次非常著名的政治暗杀。民国初年，著名政党运动领袖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枪击，不治身亡。根据当时的调查，宋教仁案刺客的幕后主使与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但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印度独立至今，有数位主要领导人死于政治暗杀。圣雄甘地就死于政治暗杀，而后尼赫鲁的女儿、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英迪拉·甘地死于政治暗杀，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和国大党的政治领导人拉吉夫·甘地也死于政治暗杀。德国魏玛共和国期间也曾发生过多起重要政治家被暗杀的事件，智利1970—1973年政治混乱时期甚至出现过军方重要将领死于暗杀的政治事件。
1703294663
1703294664
政治暗杀针对的一般不是普通人，而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与政治活动家。上文提到的英迪拉·甘地是被自己手下信奉锡克教的卫兵打死的。在当时的印度，锡克教与印度教的教派冲突比较厉害。英迪拉·甘地身边就有幕僚和安全人员提醒她，要求她把身边锡克教卫兵全部撤换，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英迪拉·甘地并不听这种劝阻，她认为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多宗教国家，如果把身边信仰其他宗教的卫兵撤换，这会传递出一个怎样的政治信号呢？这至少意味着她作为政治领袖对锡克教卫兵和该宗教信仰的人群是不信任的。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即便这样，英迪拉·甘地的政治遗言强调不要过分追究此事。她临死前非常担心自己的遇刺事件最后会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针对锡克教的大规模暴力运动。所以，政治暗杀事件的后续影响往往是极其严重的。
1703294665
1703294666
有些国家还发生过这样的现象：A派政治领导人被B派暗杀了，然后A派再去暗杀B派的政治领导人。如果是这样，政治竞争就脱离了和平的轨道。所以，政治暗杀通常传递的是非常糟糕的政治信号。德国魏玛共和国晚期政治暗杀的频发，也是促成希特勒上台的一个因素。在一些国家，政治暗杀的频发既是政治秩序失控的结果，又会成为政治混乱加剧的原因。
1703294667
1703294668
最近二三十年，引人注目、罪大恶极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恐怖主义袭击，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是恐怖主义袭击的标志性事件。这几年一个比较著名的美剧是《反恐24小时》，这个片子的主题与反恐有关。在剧情设计中，有恐怖主义组织试图在美国大型商场里投放化学毒气，或者把核武器偷运至美国并试图在中心城区引爆，等等。这些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类似的恐怖袭击并非没有可能发生。最近几年，中国边疆省份也开始出现暴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而且正在呈现上升的势头。
1703294669
1703294670
当然，典型的政治暴力现象还有军事政变。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军事政变，比如著名的玄武门之变。20世纪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过大量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是一种以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常见现象。一想到军事政变，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和武装冲突的场景。但有些国家的军事政变规模较小，伤亡人数也较低。
1703294671
1703294672
20世纪以来另一个严重的政治暴力现象是族群屠杀或种族屠杀，甚至包括族群清洗或种族清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就发动了针对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族群大清洗。著名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以这一事件为历史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国家卢旺达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族群屠杀。在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族群冲突中，胡图族把图西族的多数人口都屠杀殆尽，图西族被清洗的人口总量高达数十万。著名影片《卢旺达饭店》则以电影方式呈现了当时令人震惊的族群清洗事件。与族群屠杀或种族屠杀相类似的，还有不同宗教之间的教派屠杀。这大概也是人类政治暴力中最残忍的一种类型。
1703294673
1703294674
除此之外，今天在拉美、非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存在与政府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游击队。这种武装组织拥有数百、数千乃至上万规模的士兵。他们集聚在一小块地方，跟政府军打游击战，而中央政府通常又无力彻底清剿。无疑，游击战或局部武装冲突也是一种政治暴力现象。当然，与之相比，更为严重的政治暴力现象是大规模的内战，本讲后面还会专门讨论。
1703294675
1703294676
政治学通识 [:1703290489]
1703294677
12.3 政治暴力的类型与逻辑
1703294678
1703294679
上文已经介绍了常见的政治暴力现象。那么，如何从学理上对政治暴力进行类型划分呢？迈克尔·罗斯金在其流行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中借鉴弗莱德·梅登的研究，把政治暴力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1703294680
1703294681
原生型的（primordial） 原生型暴力产生于基本的社会群体冲突——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这些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1703294682
1703294683
分裂型（separatist） 分裂型暴力——有时是原生型暴力冲突的产物——目标是要实现相关群体的独立。
1703294684
1703294685
革命型（revolutionary） 革命型暴力旨在推翻或取代现政权，例如伊斯兰教主义者想要接管穆斯林国家并把他们变成信奉正统派的人。
1703294686
1703294687
政变型（coups） 政变通常是为了反对革命、腐败和混乱。一般来说，政变几乎总是军事性的，尽管军队通常与关键的文官集团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就像1964年巴西的政变那样。
1703294688
1703294689
问题型（issues） 一些暴力不适合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由某一特定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是一种兼容的类型，并且常常不像其他类型的暴力那样具有致命性。[5]
1703294690
1703294691
查尔斯·蒂利则用两个维度对人际暴力类型进行了区分：一是暴力伤害的严重程度，二是暴力行为者之间的协同程度，参见图12.1。从类型学的角度说，类型划分最好符合不重复、不遗漏原则。蒂利的这一分类框架尽管不符合该原则，但这一分类把各种集体暴力纳入了一个粗略的框架。[6]
1703294692
1703294693
1703294694
1703294695
1703294696
图12.1 蒂利：人际暴力的类型
1703294697
1703294698
蒂利还认为，不同政体类型与国家类型也与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有关，参见图12.2。[7]蒂利在过去的研究中，曾根据政体类型的维度——即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和国家能力的维度——即国家能力高还是国家能力低——区分过四类国家：高能力的民主国家、低能力的民主国家、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和低能力的非民主国家。在他看来，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直接受到国家政体类型的影响。在图12.2中，蒂利认为，高能力的民主政体对应的是低强度的政治暴力，低能力的非民主政体对应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暴力，高能力的非民主政体和低能力的民主政体对应的则是中等强度的政治暴力。
1703294699
1703294700
那么，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政治暴力来说，政体这个维度代表的是有多少政治诉求能够在现有体制框架中得到表达和满足。一般而言，在民主政体下，政治诉求更容易通过现有体制框架得以满足。在威权体制下，政治诉求更不容易通过现有体制框架得以满足。如果政治诉求能够通过现有体制得以满足，当事人通常没有动力从事或参与政治暴力活动；反之，就存在从事政治暴力行为的动机。国家能力这个维度代表的是国家或政府有效控制政治暴力的能力。国家能力强，对政治暴力的控制就比较有效；国家能力弱，对政治暴力的控制就不那么有效。也就是说，从这个维度上看，国家能力越强，就越能控制政治暴力。
1703294701
1703294702
1703294703
1703294704
1703294705
图12.2 国家类型与政治暴力
1703294706
1703294707
资料来源：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第45页。
1703294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