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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能力的民主国家来说，从政治诉求上讲，只有较低比例的人愿意或需要用政治暴力来表达政治诉求，大量的政治诉求都能在现有民主体制框架内表达；从国家能力上讲，有效的国家能力使得政治暴力不容易发生和蔓延。所以，两者的结合导致的是低强度的政治暴力。一种相反的糟糕情形是：如果是威权政体，就意味着有大量的政治诉求没有办法通过现有体制进行表达，这使得不少人有从事政治暴力行为的动机；但同时由于国家能力比较低，国家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政治暴力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两者的结合导致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暴力。其他两种国家类型属于中间状态，其政治逻辑也是相似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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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逻辑，可以预见，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国家能力产生变化后，该国的政治暴力程度亦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一个高能力威权国家在政体维度上变得更民主时，政治暴力通常会降低。比如，一个高能力威权国家的国家能力下降时，政治暴力可能会倍增。一种更复杂的情形是，如果一个国家转型之前是高能力威权国家，但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固然是从威权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却由于政治冲突、制度垮塌及政治领导人等原因，国家能力大大下降了——这种情况下，该国政治暴力会发生何种变化呢？这就难以判断。从威权到民主，政治诉求获得新的释放通道；但国家能力下降则意味着国家控制政治暴力能力的减弱，这意味着政治暴力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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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政体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即政治竞争本身会导致更多的政治暴力。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前期不排除政治暴力上升的可能。有学者在研究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后发现，从启动民主转型到完成民主转型，政治暴力会经历先稳步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过程。[8]如果民主转型不逆转的话，随着民主政体维系时间的增加，政治暴力会逐渐地降低。但令人忧虑的是，如果转型初期的政治暴力过于剧烈，民主政体最后有可能被搞垮，重新蜕变为威权政体。所以，民主转型对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暴力未必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其中可能还蕴藏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如何避免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暴力的加剧，这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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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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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国家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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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革命？革命通常是指一种快速剧烈的系统性变革。《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在政治上，革命是对旧体制或旧制度的一种颠覆。所以，政治革命主要是指对旧政体和旧政权的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社会革命的含义有所不同。按照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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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型过程，首先在于它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政治革命所改造的是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而且并不必然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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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切波提到的三场典型的社会革命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21—1949年的中国革命。这三场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它们不仅是对旧政权或旧政体的颠覆，而且还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底层反抗。跟上层集团的宫廷斗争或军事政变不同，这三个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与底层反抗，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动员和参与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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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通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制度的衰朽。社会革命首先不是由于革命者或革命力量的推动，而是由于旧制度本身的衰朽。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集聚和革命的发动，这是社会革命的启动阶段。旧制度衰朽以后，社会需要一个能量集聚的过程，直至革命成为可能与现实。第三个阶段是旧制度的垮台，然后整个政治和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中间还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底层反抗。第四个阶段是经过急剧的变动，出现了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新制度的诞生，最终达到一种新的政治均衡。这是从破坏到重建的关键阶段，新制度诞生后还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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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学家擅长还原社会革命的过程和细节相比，政治学家们更关注这样的理论问题：社会革命为何发生？斯考切波认为，在她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出版之前，解释社会革命有几个主要的理论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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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社会革命可以归结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与断裂，直接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下层阶级的反抗直接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最后表现为一个阶级用暴力方式推翻另外一个阶级。这一理论路径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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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革命的群体心理理论。这种心理学理论更关心作为参与群体行动的个人何时会卷入政治暴力、何种条件下会卷入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众性的集体情感曲线在政治运动过程中，经常会经历一个先是缓慢上升，而后是急速攀升，接下来是直线下降的过程。革命，就是这种群众性集体情感急速攀升过程中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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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系统/共识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的是整个社会体系和系统中的严重失衡。这种理论借鉴了系统论的方法，这与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戴维·伊斯顿倡导政治系统理论有关，它强调的是对政治过程中输入因素与输出因素的分析，从政治系统的角度来理解革命何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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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政治冲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革命是源自不同社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争夺，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会导致剧烈的政治冲突。当这种政治冲突使得某一集团开始借助底层动员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时，就容易引发社会革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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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革命理论之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该领域产生了一部重要著作——西达·斯考切波所著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在这部备受关注的学术作品中，斯考切波提出了新的解释社会革命的理论。总体上说，她考察了两个变量对于社会革命的影响，一个变量是整体性的危机和旧制度的崩溃，另一个变量是下层阶级的反抗所引发的政治冲突，两者的结合导致社会革命的发生。这一理论的逻辑结构，参见图12.3。她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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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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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斯考切波：社会革命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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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考切波的分析框架中，对第一个变量的考察落实在两个因素上：一是原有专制体系中行政和军事系统的能力下降，二是国际结构中政治压力和国家间竞争因素的上升。她认为，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有着这样的背景条件。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正如列宁指出的，当统治阶级自己都没有办法再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这样，专制体系能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压力的上升，最终导致了整体性的危机和旧制度的崩溃。但是，斯考切波认为，这一条件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还需要第二个条件，即大规模的底层反抗。这就要求原有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冲突比较激烈，最后引发严重的政治对抗。这样，一方面旧制度随时面临垮塌的可能，另一方面是下层阶级会形成大规模的政治反抗，两者的结合就导致了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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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1979年出版后，迅速引起轰动，赢得了很多学术荣誉。这本著作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并论证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新理论，成为革命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二是作者展示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研究方法的学术魅力，该书已经成为比较历史分析经典。当然，《国家与社会革命》并非一部完美的著作。相反，该书出版后一直遭到学术界的批评。比如，一种典型的批评意见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瑕疵，一个缺陷是斯考切波没有选用相反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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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革命有关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为什么那么多旧制度都不能通过改革获得新生，最后竟为革命所覆灭？这里试图用图12.4的简要逻辑来阐述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并以中国的1840年到1912年的历史作为例证。对清王朝这一旧制度来说，其核心力量是清政府、清皇室、官僚集团以及其所控制的军队，这些是清王朝的关键力量和统治资源，也是清朝旧制度的核心。根据旧制度内部对改革态度的不同，可以区分两种主要政治力量：改革派与顽固派。前者主张对旧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他们认为惟有改革，才能使旧制度通过自我更新的方式存续下去；后者反对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他们认为应该抵制改革派和压制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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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旧制度嵌入在整个社会之中。所以，既有统治体系之外的是整个国内社会。在统治体系之外，固然有既有统治秩序的支持者，但引发旧制度变迁的却主要是旧制度的反对者。反对者分为两个阵营：温和反对派和激进反对派。前者主张推动旧制度进行改革与转型，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温和手段，他们还试图与旧制度的改革派合作；后者主张颠覆旧制度，认为只有采取激进手段才能达成最终目标。换言之，温和反对派主张的是改革，激进反对派主张的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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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改革与革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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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度晚期，体制内的改革派和顽固派通常会互相竞争。顽固派的主张是守旧，他们的首选项是不变，若迫不得已一定要改革，就装模作样开始改革，但他们实质上是反对改革的。在历史的重大关头，这些顽固派为了自己的生存，可能也会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号召，比如试行立宪等，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改革。体制内的改革派则真心想要一场重大的变革，他们认为旧制度存在问题，并更愿意接纳新事物。从晚清历史来看，从早期的洋务派到后来的立宪派——以开明官僚集团为核心——基本上都持这种主张。从19世纪晚期到1911年，在晚清朝廷内部，顽固派与改革派一直在进行政治竞争，他们的政治力量此消彼长。通常的规律是，清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候，改革派就比较强一点；然而，一旦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顽固派的力量往往就会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