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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介绍了常见的政治暴力现象。那么，如何从学理上对政治暴力进行类型划分呢？迈克尔·罗斯金在其流行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中借鉴弗莱德·梅登的研究，把政治暴力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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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型的（primordial） 原生型暴力产生于基本的社会群体冲突——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这些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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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separatist） 分裂型暴力——有时是原生型暴力冲突的产物——目标是要实现相关群体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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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型（revolutionary） 革命型暴力旨在推翻或取代现政权，例如伊斯兰教主义者想要接管穆斯林国家并把他们变成信奉正统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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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型（coups） 政变通常是为了反对革命、腐败和混乱。一般来说，政变几乎总是军事性的，尽管军队通常与关键的文官集团有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就像1964年巴西的政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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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型（issues） 一些暴力不适合这些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由某一特定问题所引发的暴力是一种兼容的类型，并且常常不像其他类型的暴力那样具有致命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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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则用两个维度对人际暴力类型进行了区分：一是暴力伤害的严重程度，二是暴力行为者之间的协同程度，参见图12.1。从类型学的角度说，类型划分最好符合不重复、不遗漏原则。蒂利的这一分类框架尽管不符合该原则，但这一分类把各种集体暴力纳入了一个粗略的框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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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蒂利：人际暴力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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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还认为，不同政体类型与国家类型也与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有关，参见图12.2。[7]蒂利在过去的研究中，曾根据政体类型的维度——即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和国家能力的维度——即国家能力高还是国家能力低——区分过四类国家：高能力的民主国家、低能力的民主国家、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和低能力的非民主国家。在他看来，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直接受到国家政体类型的影响。在图12.2中，蒂利认为，高能力的民主政体对应的是低强度的政治暴力，低能力的非民主政体对应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暴力，高能力的非民主政体和低能力的民主政体对应的则是中等强度的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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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政治暴力来说，政体这个维度代表的是有多少政治诉求能够在现有体制框架中得到表达和满足。一般而言，在民主政体下，政治诉求更容易通过现有体制框架得以满足。在威权体制下，政治诉求更不容易通过现有体制框架得以满足。如果政治诉求能够通过现有体制得以满足，当事人通常没有动力从事或参与政治暴力活动；反之，就存在从事政治暴力行为的动机。国家能力这个维度代表的是国家或政府有效控制政治暴力的能力。国家能力强，对政治暴力的控制就比较有效；国家能力弱，对政治暴力的控制就不那么有效。也就是说，从这个维度上看，国家能力越强，就越能控制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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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国家类型与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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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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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能力的民主国家来说，从政治诉求上讲，只有较低比例的人愿意或需要用政治暴力来表达政治诉求，大量的政治诉求都能在现有民主体制框架内表达；从国家能力上讲，有效的国家能力使得政治暴力不容易发生和蔓延。所以，两者的结合导致的是低强度的政治暴力。一种相反的糟糕情形是：如果是威权政体，就意味着有大量的政治诉求没有办法通过现有体制进行表达，这使得不少人有从事政治暴力行为的动机；但同时由于国家能力比较低，国家对这种可能出现的政治暴力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所以，两者的结合导致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暴力。其他两种国家类型属于中间状态，其政治逻辑也是相似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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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逻辑，可以预见，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国家能力产生变化后，该国的政治暴力程度亦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一个高能力威权国家在政体维度上变得更民主时，政治暴力通常会降低。比如，一个高能力威权国家的国家能力下降时，政治暴力可能会倍增。一种更复杂的情形是，如果一个国家转型之前是高能力威权国家，但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固然是从威权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却由于政治冲突、制度垮塌及政治领导人等原因，国家能力大大下降了——这种情况下，该国政治暴力会发生何种变化呢？这就难以判断。从威权到民主，政治诉求获得新的释放通道；但国家能力下降则意味着国家控制政治暴力能力的减弱，这意味着政治暴力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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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政体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即政治竞争本身会导致更多的政治暴力。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前期不排除政治暴力上升的可能。有学者在研究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后发现，从启动民主转型到完成民主转型，政治暴力会经历先稳步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过程。[8]如果民主转型不逆转的话，随着民主政体维系时间的增加，政治暴力会逐渐地降低。但令人忧虑的是，如果转型初期的政治暴力过于剧烈，民主政体最后有可能被搞垮，重新蜕变为威权政体。所以，民主转型对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暴力未必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其中可能还蕴藏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如何避免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暴力的加剧，这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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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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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国家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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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革命？革命通常是指一种快速剧烈的系统性变革。《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在政治上，革命是对旧体制或旧制度的一种颠覆。所以，政治革命主要是指对旧政体和旧政权的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社会革命的含义有所不同。按照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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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型过程，首先在于它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政治革命所改造的是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而且并不必然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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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切波提到的三场典型的社会革命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21—1949年的中国革命。这三场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它们不仅是对旧政权或旧政体的颠覆，而且还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底层反抗。跟上层集团的宫廷斗争或军事政变不同，这三个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与底层反抗，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动员和参与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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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通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旧制度的衰朽。社会革命首先不是由于革命者或革命力量的推动，而是由于旧制度本身的衰朽。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集聚和革命的发动，这是社会革命的启动阶段。旧制度衰朽以后，社会需要一个能量集聚的过程，直至革命成为可能与现实。第三个阶段是旧制度的垮台，然后整个政治和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中间还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底层反抗。第四个阶段是经过急剧的变动，出现了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新制度的诞生，最终达到一种新的政治均衡。这是从破坏到重建的关键阶段，新制度诞生后还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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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学家擅长还原社会革命的过程和细节相比，政治学家们更关注这样的理论问题：社会革命为何发生？斯考切波认为，在她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出版之前，解释社会革命有几个主要的理论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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