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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社会革命可以归结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冲突与断裂，直接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下层阶级的反抗直接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最后表现为一个阶级用暴力方式推翻另外一个阶级。这一理论路径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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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革命的群体心理理论。这种心理学理论更关心作为参与群体行动的个人何时会卷入政治暴力、何种条件下会卷入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众性的集体情感曲线在政治运动过程中，经常会经历一个先是缓慢上升，而后是急速攀升，接下来是直线下降的过程。革命，就是这种群众性集体情感急速攀升过程中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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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系统/共识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的是整个社会体系和系统中的严重失衡。这种理论借鉴了系统论的方法，这与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戴维·伊斯顿倡导政治系统理论有关，它强调的是对政治过程中输入因素与输出因素的分析，从政治系统的角度来理解革命何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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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政治冲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革命是源自不同社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争夺，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会导致剧烈的政治冲突。当这种政治冲突使得某一集团开始借助底层动员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时，就容易引发社会革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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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革命理论之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该领域产生了一部重要著作——西达·斯考切波所著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在这部备受关注的学术作品中，斯考切波提出了新的解释社会革命的理论。总体上说，她考察了两个变量对于社会革命的影响，一个变量是整体性的危机和旧制度的崩溃，另一个变量是下层阶级的反抗所引发的政治冲突，两者的结合导致社会革命的发生。这一理论的逻辑结构，参见图12.3。她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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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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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斯考切波：社会革命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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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考切波的分析框架中，对第一个变量的考察落实在两个因素上：一是原有专制体系中行政和军事系统的能力下降，二是国际结构中政治压力和国家间竞争因素的上升。她认为，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有着这样的背景条件。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正如列宁指出的，当统治阶级自己都没有办法再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这样，专制体系能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压力的上升，最终导致了整体性的危机和旧制度的崩溃。但是，斯考切波认为，这一条件本身并不足以引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还需要第二个条件，即大规模的底层反抗。这就要求原有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冲突比较激烈，最后引发严重的政治对抗。这样，一方面旧制度随时面临垮塌的可能，另一方面是下层阶级会形成大规模的政治反抗，两者的结合就导致了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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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1979年出版后，迅速引起轰动，赢得了很多学术荣誉。这本著作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并论证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新理论，成为革命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二是作者展示了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研究方法的学术魅力，该书已经成为比较历史分析经典。当然，《国家与社会革命》并非一部完美的著作。相反，该书出版后一直遭到学术界的批评。比如，一种典型的批评意见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瑕疵，一个缺陷是斯考切波没有选用相反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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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革命有关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为什么那么多旧制度都不能通过改革获得新生，最后竟为革命所覆灭？这里试图用图12.4的简要逻辑来阐述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并以中国的1840年到1912年的历史作为例证。对清王朝这一旧制度来说，其核心力量是清政府、清皇室、官僚集团以及其所控制的军队，这些是清王朝的关键力量和统治资源，也是清朝旧制度的核心。根据旧制度内部对改革态度的不同，可以区分两种主要政治力量：改革派与顽固派。前者主张对旧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他们认为惟有改革，才能使旧制度通过自我更新的方式存续下去；后者反对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他们认为应该抵制改革派和压制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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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旧制度嵌入在整个社会之中。所以，既有统治体系之外的是整个国内社会。在统治体系之外，固然有既有统治秩序的支持者，但引发旧制度变迁的却主要是旧制度的反对者。反对者分为两个阵营：温和反对派和激进反对派。前者主张推动旧制度进行改革与转型，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温和手段，他们还试图与旧制度的改革派合作；后者主张颠覆旧制度，认为只有采取激进手段才能达成最终目标。换言之，温和反对派主张的是改革，激进反对派主张的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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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改革与革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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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度晚期，体制内的改革派和顽固派通常会互相竞争。顽固派的主张是守旧，他们的首选项是不变，若迫不得已一定要改革，就装模作样开始改革，但他们实质上是反对改革的。在历史的重大关头，这些顽固派为了自己的生存，可能也会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号召，比如试行立宪等，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改革。体制内的改革派则真心想要一场重大的变革，他们认为旧制度存在问题，并更愿意接纳新事物。从晚清历史来看，从早期的洋务派到后来的立宪派——以开明官僚集团为核心——基本上都持这种主张。从19世纪晚期到1911年，在晚清朝廷内部，顽固派与改革派一直在进行政治竞争，他们的政治力量此消彼长。通常的规律是，清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候，改革派就比较强一点；然而，一旦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顽固派的力量往往就会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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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背景下，从1898年到1911年，晚清王朝进行了一场虚情假意的改革。晚清朝廷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派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建立各省咨议局等等，尽管确有局部的实质性推进，但同时不断地传出与立宪改革相悖的信号。比如，佐证晚清王朝改革态度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最高层职位中满汉官员的比例。在晚清最后一次重要改革中，顽固派实际上借改革的名义在最高层把汉族大臣都清除出去了。所以，晚清的改革实际上是无法真正推进的。中国有俗语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当整个局势这样发展时，改革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口号式的标签，而非真正的政治态度与主张。所以，最终清王朝的各种危机叠加，演变为一个整体的旧制度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内的政治力量无力推行真正的改革，体制外的温和反对派不断地失去市场，激进反对派逐步崛起并成为主要政治力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彻底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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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与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陈述的思想非常相似，即依附于旧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通常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要发动一场成功的改革相当困难。米涅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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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总要强迫人家做出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去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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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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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内战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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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是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之一。国内关于内战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非常少，有的主要是关于美国内战、英国内战、国共内战等历史著述。但内战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理论问题。内战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爆发的战争，或者更严格地说，内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组织化武力集团为控制或推翻政权而引发的持续暴力冲突。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费隆把内战定义为——“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组织化的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些集团都旨在控制中央或地区的政治权力或改变政府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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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暴力冲突能被称为内战，而不是局部武装冲突，需要符合几个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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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内战发生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内部，而非国家与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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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常存在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化武力集团，内战双方或几方均需一定的实力，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甚至占据国土面积的相当比例，反抗人数需超过该国人口的一定比例，反抗的军队有属于自己的作战标识和特定的政治口号，甚至会成立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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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战通常以控制或推翻国内政权为基本目标，有的内战以局部领土的分裂为主要目标，有的内战目标则是要求政府改变某种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