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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角度看，这样的社会没有人会去选择搞生产。当然，实际上会有人搞生产。否则，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或者只能依赖于采集食物、捕鱼和狩猎。但是，至少相对比较“强”的人不会选择做蛋糕，他们的主要工作更可能是抢蛋糕。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别的人辛辛苦苦做蛋糕，但如果他有一支AK-47冲锋枪，蛋糕就是他的了。这里描述的状态就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是“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没有国家，人类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这也接近于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流寇统治”——“流寇统治”之下，经济增长绝无可能，贫穷、饥饿和随时会到来的死亡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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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绝对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分蛋糕。在这样的国家，分蛋糕的规则很随意，掌握分蛋糕权力的人基本上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比如，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一个事例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就是命令全国各地的十二万户贵族和富户举家搬迁到咸阳。如果这段史料是可信的，那么这正好为那句话做了注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个事例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由于征伐匈奴、国库空虚，决定向全国商人和富户征收额外的财产与收入税，史称“算缗”。这实际上接近于政府单方面的财产征收。汉武帝说，我要打匈奴但没有钱怎么办，收点新税吧？我说一个数字或比例，符合条件的就照此上缴。大家知道，这里并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国家说怎样就是怎样。后来，为了有效征收算缗，汉武帝还鼓励国民互相揭发，不按规则做的商人或富户就有坐牢甚至灭门的危险。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古代中国所独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在其著作中提到，欧洲近代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之时，法国亦曾有过类似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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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家，社会精英的理性选择不会是进入做蛋糕的部门，而是进入分蛋糕的部门。只有进入分蛋糕部门的人，才可能真正拥有和控制财富，才可能拥有一些安全感。否则，拥有再多财产，随时都可能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所以，这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精英和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竞相谋求进入分蛋糕部门。政治权力部门职位一旦出现空缺，就有无数人即使挤破头也要去考试或竞争。与做蛋糕的部门相比，分蛋糕的部门拥有控制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更大权力。分蛋糕的手会随时伸向做蛋糕的部门，这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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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做蛋糕。为什么主要规则是做蛋糕呢？因为分蛋糕的规则是由做蛋糕的人一起制定的。在上面讨论的绝对主义国家，分蛋糕的规则是分蛋糕的人自己制定。如果同一批人既决定分蛋糕的规则，又实际负责操刀分蛋糕，结果就乱套了。财产的重新分配和税率的随意更改就会成为常态。但是，在立宪主义国家，财产受到确定无疑的保护，税率的更改需要互相协商和经过复杂的程序。实际上，做蛋糕的人通过一整套复杂的制度和程序控制了分蛋糕的部门，使得后者的权力被限定在有限范围之内，而不能随意裁量和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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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家，社会精英更愿意进入做蛋糕的部门，而不是分蛋糕的部门。由于分蛋糕部门的权力受到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不再是致富的捷径。相反，进入做蛋糕部门成为渴望致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的不二法门。这样，大量社会精英选择进入做蛋糕的部门，并受到做大蛋糕的有效激励。立宪主义国家的蛋糕就更容易做大，持久的增长、创新与繁荣成为可能。这里的逻辑也符合诺思的经验研究结论：从13世纪到17世纪英国政治体系的变革和立宪政体的确立，塑造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而成就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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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蛋糕政治定律”可以简明地表述为：“没有国家时的主要规则是抢蛋糕；绝对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分蛋糕；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做蛋糕。”比较三种国家状态，就会发现，没有国家时经济增长几无可能，人类只能在谋求生存和自我防卫的低水平上徘徊。与绝对主义国家相比，立宪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前景无疑会更好，因为多数社会精英都选择去努力做蛋糕，成为财富的创造者。相反，绝对主义国家的社会精英们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分蛋糕，成为财富的分配者——甚至是财富的掠夺者。两种类型国家的高下一目了然。奥尔森曾经这样说：“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中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这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不同类型国家长期经济绩效的判断。所以，国家与“蛋糕”其实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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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作为微观基础的经济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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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问题。这一讲的主题是经济增长的政治学，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辨析及研究领域，参见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政治经济学需要借鉴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而经济学通常以人性的基本假设作为分析起点。历史上，关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由来已久，更多人倾向于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但是，如果人性是复杂的，那么如何确定人类行为的分析起点呢？这就会变得很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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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人性的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作为分析人类行为的起点。很多经济学家认同人性是复杂的，但为了分析方便，先可以假定人是经济人。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经济人假设构成了分析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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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经济人假设呢？经济人假设主要包含三层意思。首先，人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Self-interested”的本义是对自我感兴趣，这是一个中性词，现在通译为“自利的”。这里的“自利”不应该被理解为自私或损人利己。人对自我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午餐时间一到，我首先会感觉自己肚子饿了，不会感觉到上课的同学们肚子饿了。这是一种很天然的感觉，也是一种生物本能——任何人首先都会对自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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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是理性的（rational）。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人做决策时知道所有的相关信息，然后他会据此作出最优选择。但是，完全信息假设后来经常遭到质疑。比如，很多大学生毕业前面临几种不同的选择：去企业工作，去政府部门工作，国内读研，海外读研，可能还有创业。那么，哪种选择最优呢？实际上，没有人拥有完全的信息。后来，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人其实是在“有界理性”条件下做决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所以，人的理性更多是指有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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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人追求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ing）。既然人是自利的和理性计算的，那么他希望实现何种均衡呢？答案是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在经济分析中经常被简化为财富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但实际上，经济学定义的效用是主观的。比如，政治家可能追求政治权力最大化，或追求名垂青史；学者可能追求学术贡献最好化，或影响力最大化；而企业家追求的可能是财富最大化。这是他们对效用的不同定义。由于个人偏好不同，不同的人对效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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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讨论了经济人假设的三层含义，那么经济人假设是否被普遍接受呢？实际上，自经济人假设提出以来，就不断地遭到质疑和挑战。比如，有人提出来社会人、道德人、政治人或宗教人等人性假设。经济学家当然了解这些质疑和挑战，但他们经常这样问：如果不接受经济人假设，还有更好的替代性假设吗？经济人假设尽管并不完美，却是一个较为恰当的分析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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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私人部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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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暂且接受经济人假设，那么私人部门治理应该基于何种规则呢？首先，既然人是自利的、理性计算的和追求效用最大的，所以先要明确一条基本规则：每个人的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由人的自利性可以推导出：财产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激励结构。如果财产不受保护，这种激励结构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的基本规则就会乱套。因此，私人部门治理的第一个条件是界定和保护财产权利。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规则，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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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人是理性的可以推导出人应该是自我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所以经济自由就非常重要。经济自由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市场主体可以自主选择，他可以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第二，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可以自由竞争，而竞争是效率改善和创新的主要动力。放眼全球，所有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都符合这两个条件——即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一个经济体的效率提高、创新出现及财富增长都跟这两个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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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私人部门治理除了需要保护产权和经济自由，还需要什么条件呢？比如，甲和乙签订了一份大额采购合同，甲向乙支付了不菲的定金后，乙说由于原材料涨价不打算给甲供货了，但也不准备退还定金。那么，甲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私人部门治理要想有效还需要第三个条件，即契约的强制执行。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强制执行契约，市场机制可能会垮掉。此外，有人不想生产和交易，而是想通过欺诈、偷盗乃至抢劫获取财富，这样做可以吗？当然不可以。由此可见，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法治，交易环节的造假欺诈、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以及其他经济犯罪活动等就会层出不穷。对私人部门来说，国家的强制力是必需的，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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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实现私人部门有效治理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二是交易与经济自由，三是契约的强制执行与法治。没有这些条件，私人部门就难以实现有效治理，也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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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多数人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与激励。曼瑟·奥尔森在《独裁、民主与发展》一文中业已阐明，流寇统治的最大问题是破坏产权制度。一旦破坏了产权制度，也就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激励结构。所以，当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时，人们的经济行为就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就会被破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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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经济自由，资源就很难实现有效配置。大家每天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大家希望自己选择，还是由某个机构决定每个人每顿吃什么，然后分配给大家？有人说免费分配当然好，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某个机构分配食物，不过是改变了资源配置和成本分摊方式。与自己选择吃什么相比，只能吃某个机构分配的食物，显然满意程度会低很多。没有经济自由，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很低，人的很多需要通常也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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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另一面是：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竞争。人们今天享受的一切美好物质成果，几乎可以说都是竞争的结果。19世纪末，马车本来是优质的交通工具。为什么后来马车消失了？因为有人发明了汽车。汽车刚发明时，其生产方式是定制的，一辆一辆地分别生产，价格也很贵，性能稳定性也比较低。后来，亨利·福特引入了大规模生产流水线，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十倍。这样，汽车就逐渐成了马车的完美替代物。20世纪10、20年代，福特的T型车已经够好了，既性能稳定，又价格实惠。但是，阿尔弗雷德·斯隆认为还可以生产更好的汽车，他领导通用汽车开发设计出外形更美观、性能更优良的汽车，结果又超越了福特公司。这种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汽车。此外，由于这种竞争，汽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所以，市场竞争的意义是重大的。很多人的生活经验是：凡是满意度比较高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比较充分的竞争；凡是满意度低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竞争缺乏和管制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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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一个保护产权和自由竞争的环境里，有人想致富，他应该做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个叫斯蒂文·乔布斯的年轻人想挣钱，他和他的合伙人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他们能以合理的价格为市场提供性能优越的创新产品时，就有了挣大钱的机会。但后来，苹果公司有段时间经营不善，乔布斯甚至被迫离开了苹果公司。随后，他在别的商业项目上再次获得成功后，又设法回到苹果公司。在他回归苹果之后，Ipod、Iphone和Ipad这一个个神奇的创新产品就在他的手上诞生。乔布斯因癌症离世时，苹果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乔布斯也成了21世纪初美国最富有和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实际上，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成就基于他们能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产品。这一过程也是他们推动产品创新与技术进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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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并非总是如此美妙。实际上，市场也有可能带来很糟糕的东西。比如，有人会销售假货，有人会恶意欺诈，有人会破坏环境，有人甚至想巧取豪夺。这些都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只有市场而没有政府，市场将失去保存其自身的手段，甚至整个社会都会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战争状态”。因此，国家和政府是必需的，公共部门是必需的，法律和法治是必需的。没有国家与政府，规则良好的市场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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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私人部门和市场，20世纪后半叶已经出现很多有趣的著作。比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中批评了计划经济模式，认为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既带来效率又带来自由；曼瑟·奥尔森则在《权力与繁荣》中强调了正确的激励结构的重要性，特别是要防止权力蜕化为掠夺之手；道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认为，宪政规则与产权保护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而只有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和市场制度才能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认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经济自由也是经济繁荣的前提，限制政府权力是经济自由的基础条件。[2]这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以不同方式论证了私人部门或市场部门的有效治理需要遵循何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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