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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医生。医生，大概是目前中国非常敏感的一个职业。这些年关于医生、医院和医患关系的新闻也非常多。一些医生感觉目前的处境比较尴尬，而社会也给医生两方面的不同评价。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医生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医治病患、救死扶伤的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一些医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收受红包回扣，做了很多不应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医生的行为出现问题，可以说是个别医生的问题，但如果整个社会中从事同一种职业的人有一定比例出现问题，这就意味着整个行业的激励结构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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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我们从头给医生设计一种激励结构，应该设计一种什么样的激励结构呢？对医生来说，一个好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获取自己的回报，成为一个成功而富有的医生，那么他应当成功地治疗或治愈更多的患者。在这个过程中，他给社会的直接益处是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服务——使更多患者受益，帮助他们改善健康和延长生命；间接益处是他发展和提高了医疗技术，并塑造了职业医生的形象和正直医生的人格。但是，倘若一个医生这样做并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一个并不诚实的医生却获得了更多回报——比如，通过选用更劣质或更昂贵的药物、增加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甚至人为延长治疗周期和次数，等等，那么这样的激励结构就有问题。如果医生的收益和这些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他卖出了多少药品，那你会发现整个激励机制就扭曲了。在这种激励结构下，会有更多的医生违背作为一个医生本来应该服务的目的。这样，患者有时就无法得到有效医治，药物和医疗技术也难以有效进步，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也无法赢得患者与社会的真正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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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作为经济人，社会应该给他们塑造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只要他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医生，去救死扶伤和精研医术，他就能获得良好的回报。如果医疗或医患关系出现了较大问题，首先需要检讨的是医生和医院背后的整个激励结构。现在的激励结构，不仅对医生是不利的，而且对患者变成了一件风险巨大的事情。总之，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风险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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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看政治家与政府官员。对政治家或者官员而言，给他们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激励结构才会对整个社会有利呢？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到美国某个州“视察”，但是该州州长并没有时间陪同奥巴马。为什么州长可以不陪同总统？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州长能不能做州长，不取决于总统满意不满意，取决于本州的选民满意不满意。所以，一个珍惜时间的州长首先会把时间花在他认为能够更好地履行州长职责、能够让本州选民更满意的事务上。如果换一种制度，比如由总统来任命州长，那估计州长会鞍前马后地全程陪同到访本州的总统先生。由此可见，激励结构不同，州长的政治行为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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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家或政府官员而言，一个有效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赢得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政治权力和傲人的职业成就，他必须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衡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是否享受到更有效的药品和更安全的食品？衡量教育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的教育质量是否得到不断提升及是否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杰出人才？衡量工商管理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创办经营企业是否更便捷、市场交易规则是否得到尊重？衡量整个政府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是否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了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当这些绩效成为相应官员的激励标准，能够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升降，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官员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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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无须为社会公共服务贡献真正的价值，他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比如，他只要通过搞好跟上级的关系以及做好一些表面文章，就能获得晋升，或者他只要通过与工商业主的共谋与交易，就能获得巨额的财务收益且风险较低——那么这就是一种坏的激励结构。如果这种激励结构成为普遍的游戏规则，政治与行政的公共性就会沦为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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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只是医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身处于特定的激励结构之中，职业经理、工程师、科学家、学者、中小学教师、建筑工人、清洁工等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莫不如此。如果总体上说人是理性的话，那么正是他所面对的激励结构塑造着他的行为——好的激励结构塑造好的行为，坏的激励结构塑造坏的行为。这种各行各业从业者的行为加总，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当盼望一个更好的社会时，我们盼望的其实是更好的官员、更好的企业家、更好的医生、更好的教师和更好的清洁工，而他们都是更好的激励结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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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激励结构角度回答如何实现一个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其实现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已经揭示了一条最简单的规则：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和经济增长，就需要在两个领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塑造好的激励结构。私人部门的激励规则应该是：只有那些为他们的顾客、用户、委托人或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而公共部门需要类似的激励规则：只有那些为大众与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从制度技术的层面说，有效治理国家不过是要把这个简单规则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落到实处。如何让一个医生成为更好的医生？如何让一个企业家成为更好的企业家？如何让一个官员成为更好的官员？最直接的做法是改变他们面对的激励结构，这样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和持久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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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现有的知识来说，善治与繁荣并无多少秘密可言。只需观察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是否处在正确的激励结构当中。一个简单标准是，各行各业的人们是否处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中——他们在寻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符合这一标准，就是一个好的激励结构；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是一个坏的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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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曼瑟·奥尔森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等人已在他们的著作中阐明了激励结构的重要性。比如，曼瑟·奥尔森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激励结构出现问题时，其长期经济绩效就不会太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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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清晰的激励生产的措施时，通过专业化和贸易的社会合作，社会更有可能获得繁荣的增长。如果一个社会要获得可能的更高的收入，那么激励措施必须是清晰的、明确的，同时还必须促使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和公司在一种社会最有效的途径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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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中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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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也论证了激励结构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正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他们把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攫取性的（extractive），一种是包容性的（inclusive）。在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下，一部分人扮演着掠夺者的角色，从而破坏了一个社会较为合理的激励结构，长期当中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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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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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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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很多国家的政治问题，分析腐败问题也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大家经常在媒体上见识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中国最近两年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之多，确属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最高层的反腐力度在增加。这里的问题是：在纷繁复杂的腐败现象背后，有一个一致的逻辑吗？腐败的案例不胜枚举，理解腐败的关键是要理解腐败的基本逻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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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腐败？腐败的最简单定义是钱权交易。更一般地说，腐败是一种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最常见的当然是权钱交易，但从已经披露的案件来看，权色交易也很常见。腐败可能还包括各种形形色色的与公共权力有关的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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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他随时都存在谋取合法的或非法的私人利益的冲动。尽管如此，腐败的出现仍然需要特定的条件。第一，政治权力应该包含了大量的资源。只有当政治权力掌握相当资源时，权力才有可能被拿来做交易。比如，有的官员职位也很高，但这个职位并没有掌握什么重要资源，这种权力就很难拿去做权钱交易。但如果某个职位的政治权力中包含了大量资源——即便其职位不是很高——它就有可能被拿去做交易。这还可以推导出，政治权力包含的资源越多，腐败的可能性越大，腐败规模可能越大。第二，即便政治权力包含着很多资源，但如果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时时有人监督，权力行使过程是完全透明的，这个职位上的人还敢或还能腐败吗？腐败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所以，权力制衡机制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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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简要分析，这里提出一种关于腐败的简单理论，用如下公式来表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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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r,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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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表示腐败corruption，Pr表示权力控制的资源（power-resource），C&B表示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F表示函数关系。上述函数代表的理论假说是：腐败程度取决于权力控制的资源多少和分权制衡程度。更具体地说，权力控制的资源越多，分权制衡程度越低，则越腐败；权力控制的资源越少，分权制衡程度越高，则越不腐败。根据上述理论，可以总结出一个关于腐败的四象限表格，如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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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权力资源、分权制衡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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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13.1中，如果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多，分权制衡机制很低，就会导致最严重的腐败；如果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少，分权制衡机制很高，腐败将会减少到最低程度；此外，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多但分权制衡机制很高，或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少但分权制衡机制很低的两种类型，腐败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当然，这里仅限于逻辑分析，还没有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最后一讲会涉及如何检验这一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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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理论假说得以证实，应该如何反腐败呢？理论一旦有了，政策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从腐败函数公式来看，反腐败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要降低政治权力控制的资源数量；第二，要强化政治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这才是反腐败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