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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具体政策和措施可以有很多。比如，从政治权力控制资源数量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比例越高，行政审批越多，市场管制越多，政府控制土地、矿产与能源资源越多，甚至政府控制教育指标和户口指标越多，总体上该国就会越腐败。如果要真正反腐败，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降低政治权力控制资源的数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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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另一个维度是分权制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越民主，腐败程度就越低呢？应该说，分权制衡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主政体。但是，在现代世界，民主政体与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里的分权制衡，第一层含义可以理解为通过民主方法让选民监督政治权力和政府官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办法。除了民主方法，分权制衡的第二个主要机制是政府内部不同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无论是两权、三权还是五权，政府体系内部需要权力制衡的机制。此外，分权制衡还可以借助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等途径。如果一个地方的媒体自由度很高，公民言论自由度很大，政府官员就越不可能腐败。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反腐败的政策建议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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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不这样做，能否有效反腐败呢？短期中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揪出几个贪腐高官，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长期中，只有降低政治权力控制的资源和强化分权制衡机制两种办法，其他的反腐败措施很可能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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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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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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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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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C.勒纳：《公共选择理论》（第三版），韩旭、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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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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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节主要内容曾以《蛋糕政治定律》为题刊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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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研究，参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修订版，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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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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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公共选择理论，参见丹尼斯·C.勒纳：《公共选择理论》（第三版），韩旭、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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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介绍，参见菲利普·阿英格、彼得·豪伊特：《增长经济学》，杨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傅军教授的研究，参见傅军：《国富之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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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里的部分文字参见包刚升：《激励结构与国家治理》，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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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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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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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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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腐败研究，参见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王江、程文浩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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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里关于腐败的理论思考，得益与北京大学傅军教授讨论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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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第14讲 如何做政治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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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应当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分界标准。按照我仍然坚持的这个观点，一个系统只有作出可能与观察相冲突的论断，才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实际上通过设法造成这样的冲突，也即通过设法驳倒它，一个系统才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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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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