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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廷德来说，西方政治理论远远不只是作者对其时代所存在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政治理论是一种传统，由一些概念（concept）和观念（idea）组成，这些概念和观念来自于构成政治理论史的著作。政治理论传统中的概念包括一些观念，如权力（power）、权威（authority）和权利（right）。[1]那政治理论传统常用的概念，在政治思考中是用来反思（reflect）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社会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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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认真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单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对付这些问题，那么，就必须在致力于这种研究的共同体（community）中寻找答案。还有，只有有了使人们能够参与讨论，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的共同语言，谈论创建公正社会的共同体才可能产生。西方政治理论的传统，包括它的许多概念和观念，提供了一种满足这种需求的共同语言，因而使政治思考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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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作者在西方政治理论的共同语言的形成上给予了帮助，从而为政治思考提供了基础。在这一点上，有两种政治理论家。第一种是史学型（historian）的，他们探讨从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的西方政治理论史中的理论家们。史学型的政治理论家包括乔治·萨拜因（George Sabine）、马尔福德·西布利（Mulford Sibley）以及威廉和艾伦·埃本斯坦（William and Alan Ebenstein）。[2]每一个作者都帮助读者从历史背景的角度了解政治观念，从而不仅澄清了各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说明了长期以来它们如何得到修订。政治理论史学家注重概念形成和修订的外部因素，促进政治思想家敏感地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概念运用的背景有所改变，这些概念的意义也可能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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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政治理论家是思想型（intellectual）的，他们调查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中主要的政治观念，以及对创建和培育人民能够繁荣昌盛的环境至关重要的政治观念。总之，思想型的理论家寻求保护一种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尽管有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势力或政治势力，他们所代表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仍然可以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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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思想型的理论家中，有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简·贝斯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3]沃林认为，西方政治理论史是一种传统，促进形成了一种公共的政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多种多样的群体（group）中所存在的公共问题能够求得共同的解决方法。沃林担心，当前的环境充斥着各种群体，他们将某一特定群体的观点强加于整个社会，力图破坏这种政治领域。施特劳斯希望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概念作辩护，他认为，自然权利是持久的真理（truth），不是社会习俗的产物，而是通过理智的探究所得出的真理。并且，这些真理应该成为用于区分政治应该支持的真正需求和应该抵制的虚假需求的标准。波普尔按照他的希望来看待西方政治理论史，他希望确保一个开放的社会得以战胜封闭的社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对所有问题——包括科学和政治问题——进行批评性的探讨是得到鼓励的。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波普尔争论说这是柏拉图提倡的——情况截然相反。波普尔宣称，在整个政治理论史中，不同的作者反复地表示过对柏拉图式封闭社会的支持。爱尔希坦论证了公共领域这一观念虽然在西方政治理论的传统中已经极为通常地发展为一种环境，为所有公民取得一个公正社会确定了基础，却如何最终还是否定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妇女被置于私人领域之中。在那里，她们附属于男人，得不到尊严。其结果致使现代公共领域的基本观念，也就是所有人得到平等尊重的观念，听起来就很空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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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格伦·廷德对这两种政治理论家，史学型和思想型，在对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中所起到的作用都很欢迎。如此一来，廷德用政治理论史中的中心观念和概念来探讨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如何在当前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公正社会有关。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使他的读者们得以运用从政治思考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共同语言参与思索性的讨论。的确，读者能够轻松地想象到成为讨论中的一员，这个讨论中不仅只有廷德和他的观点，还有那些廷德接受的其他观点。廷德列出的问题是综合性的，本书的读者会很快地看到这一特点。它包括了重大的问题：不平等与平等的关系，权力的性质、限度和目的以及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在每一个大问题中，又有各种同等重要的问题，如谁应该掌权，为什么人民要服从他们的政府，政府应该遵守哪些道德规范，平等的原则应该如何实施于男人和女人，自由与平等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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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写了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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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对政治思考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为读者树立了犀利的哲学智慧（intelligence）的榜样，所有人都应该用这种哲学智慧探讨政治问题。他的《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一书被看做是苏格拉底宣言在当今世界的典范。苏格拉底曾经宣称：“没有经过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4][1]在这一点上，廷德的著作把我们带上了哲学思考的旅途，旅途的目标是要获得一个公正的社会。在旅途中，我们能充分认识到运用政治理论传统进行思索、推理活动的这种思考本身的特性、所遭遇的挑战和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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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授对这种思考本身的理解，廷德为今天的读者写了这本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政治思考行为——思索及讨论——的特征，通过许多转折和偏移，一系列的争论和抗辩，并且通常缺乏能够满足所有人的确定结论而最好地表现出来。的确，政治思考不同于以某种政治概念为衡量标准评价一项提议或一种倡导行为。如果可以，所有的政治思考都可以缩减为推论性的陈述，如，“A是真的，如果B是A的一个实例，那么，B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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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廷德指出的一样，在政治思考的传统中，概念只是为了引导对问题有更深刻、更增进的了解。在政治思考中，政治概念的作用通常由于悖论（paradox）——即看起来“自相矛盾（self-contradictory)”的陈述——而令人费解。悖论在即便相互矛盾，但从理性上可以得到辩护的概念之间建立起了很强的联系。政治思考中一个重要的悖论就是卢梭的论点：人类必须被强迫得到自由。卢梭提出，强迫和自由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是也联系在一种互惠的关系之中。找出解释这些概念如何互补的办法，是政治思考的起点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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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总是与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或困难分不开的。卢梭的悖论是说，应该有法律来保护人民在实施个人自由时不受干扰，这些法律条例将对那些触犯它们的人作出惩罚。这就是说，为了自由，一定程度的强制（coercion）是必需的。但是一个社会为了自由能够忍受多少强制呢？有些人会说，一个政府为保护自由而行使的强制越多，这个政府就越有可能变得没有牵制，如此下去，可能引起对自由的践踏，而自由本应是受到政府保护的。这一观点的含义在于，当公民们自愿地尊重他人的自由时，自由就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因为这样一来，即便不能使政府的强制成为完全没有必要的，也能将其减小到最低程度。反对这一论点的人会说这种观点太幼稚，并相反地宣称，保护自由的最佳方式是强有力的政府有权实施一大堆法律。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对许多人施行严重的惩罚，以确保社会中最大可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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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观点更好？通常，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对一个问题出现的环境给予评估。也许，在有着强大而广泛的公民友谊的社会，人们会自愿地遵守保护自由的法律，因此，对政府强制的需求就减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在人民之间有着高度的不信任感——如果不是厌恶的话——的地方，至少到公民友谊能够建立起来为止，政府用大量的强制手段来执行保护自由的法律，也许是最合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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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中另一个熟悉的悖论是没有平等就没有由。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提法联结了两个从理性上可以得到辩护、但又矛盾的概念。为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假设，“自由”这个名词是指人们有必要的手段对类似职业和宗教等事情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有机会在影响公共政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社会有关正义的概念要求提供给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平等地给予他人时，这种对自由的看法就与平等相关联。但是，为了保证这种意义上的平等的自由，有必要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数量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的都是基本的权利，言论自由、道德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自由。另外也应该加进去的是享有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的基本机会。只有当人民有了这些，他们才可能做出个人的选择，并且完全地、有效地参与政治体制。拿教育作为例子，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人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从而无法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但是，支持教育的钱应该从哪里来？有些人会说，应该主要来自有钱人。而有钱人也许会说，这种态度威胁到他们的自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要求相等程度的自由，可能会强加于他人一些压抑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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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例子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是否应该引起关注？有些人会说不应该，因为要达到平等的自由需要在社会中进行某种程度的财产再分配。当然，一个公正的社会会有一些财产再分配的政策，但什么是社会财产再分配的合理政策？到什么程度，这一政策就不再合理？有了这些问题，讨论现在就转向了合理问题，以及在考虑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上如何能够最好地达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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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悖论——只是本书中能够找到的许多悖论中的两个——表明，廷德如何使思考本身成为苏格拉底论证方式的一个翻版。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廷德不断地向他的读者提出挑战，让他们用坚持相反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答案，来考验捍卫一种特定观念的人所提出的答案。在整本书中，廷德论证，关键的政治概念能够使人们参与政治争论和思考，参与者从而学会既要彻底理解，也要用理性的智慧辩驳其他人的看法和观点。在争论中，有一点会变得清晰起来，这就是，概念有助于人们对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有成果的、深思的讨论，尽管这些概念促成的讨论可能永远不会取得使所有理性的参与者都能接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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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将使人们在一些问题上获得结论性的答案。理智的政治思想家将会得出结论，暴政总是错误的，并且必须阻止反对人类的罪行，而一旦发生必须遭到惩罚。但是对于其他许多问题，最多也就是能够取得一种合理的妥协，从而没有任何参与者对结果感到完全的满意。然而，对于思考本身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需要根据某种意识形态体系解决问题的要求。的确，思考本身总是对那些承诺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存有戒备和疑心，因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的思索和探讨。对于廷德来说，政治“思考没有提供必然和明确的答案，然而，它打开了通往理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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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清楚地表明，个人与社会都会从政治思考中获得确定无疑和极其重要的好处。有了政治思考，人们不仅变成自主的思考者，要求自己和他人对任何见解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他们对公共领域中的一个层面作出贡献，这就是，重要的事要通过理性的争论来决定。这样一来，参与政治的人们将用理性的思想和论述代替在目前的政治生活中太常见的浮浅言辞。这是为那些寻求公正社会的人提供的唯一可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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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他的读者了解思考本身，廷德帮助他的读者去理解，在使公正社会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政治的目的不仅是保证人们——根据苏格拉底的看法——生存，也是保证他们生活得美好。[5]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提供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所和安全的基本需求。另外，一个社会必须提供使生活值得经历、有意义的东西：共同体、自由、民主、正义、艺术、科学、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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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阂及“人类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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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思考很有好处，廷德抱怨说，美国公众对包含“哲学气息和严肃性”的思考极不重视。他将这个问题归咎于多方面的因素。他提及这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说服读者，思考本身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对社会的重要性。在为这一见解辩护时，廷德决不给政治思考出现的实际原因贴金。确实，廷德为任何参与政治思考的人必须进入的舞台描绘了一幅令人清醒的图画：一个隔阂（estrangement）成为常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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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廷德来说，“隔阂”意味着持续的“人类之间不统一”。隔阂来自于公民间缺乏持久的友谊和共通性，来自于非正义和战争的现实存在，也来自于极权政体的可怕经历。这些现实，以及许多其他相似的现实，使人们感受到自己遭到疏远的冷酷情感，例如愤恨和孤独。这些情感使人们不可能在自己的社会充分地感到无拘无束。面对这种经历的人，很自然地希望结束隔阂状况，以及这种状况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正是这种追求使政治思考成为必要。正如廷德所说,“如果人类没有遭遇隔阂，无论是静止的孤独，还是活跃的冲突，政治思考都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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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思考必须正视笼罩人生的隔阂状况。在这方面，最严重的结果之一是伴随隔阂而来的不确定性。在隔阂状况明显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强烈的意识，即人们受到许多造成痛苦的因素支配，这些因素不受任何人、甚至不受政府的控制。此外，人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对付不确定性，有些是恐惧和愤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强烈的想逃离到不确定性不复存在的地方的愿望。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因而相信最好的逃避方法是一种政府形式，像所有珍视自由的人一样，廷德最害怕的一种政府形式：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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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为取消政治思考辩护的思想意识形态已成燎原之势。政治思考毕竟从来没有保证过，疑义和不确定性将从人类境遇中消失。正如廷德所说，“思考即不确定”，而且，通向“智慧的道路存在于不确定性之中”。政治思考接纳这些观点，就是承认，尽管不确定性会永远存在，但人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获取一个公正社会。相反，极权的意识形态保证，只要社会抛弃政治思考以及任何获取一个以民主、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的希望，不确定性就会结束。这就为极权国家对人类尊严的恶意攻击打开了大门。当这些情况出现时，政治谋杀——仅仅因为他人的文化和哲学观点就强行杀戮——就成了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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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廷德提倡他所说的“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学说推动的道德观是，面对现代生活的模棱两可性，我们应该坚信自由、平等和共通性。当公民维持思考的反思性（reflective），通过自省反抗窒息独立思考和思想的铁板一块的统治——极权社会的精神特征，自由才能得到保证。当有不同才能与能力的人都认识到，很好地提出永久性的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没有权威的答案，每一个人必须仔细地考虑所有其他人的观点时，平等才存在。共同体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社会的创造性与有用的潜能，当人们共同确定要保持思考本身，而且特别要反对那些具有贬低或抹杀思考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共同体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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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是本经典著作，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思考在寻求世界范围的公正社会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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