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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必定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必须被统一在一起的大部分情感对事实和信念没有确定的、有意识的形式。一个伟大的观念，不仅能够象征并统一清楚地被意识到的事实和信念，也可以象征并统一那些还没有注意到、没有确定形式的直觉和冲动。能做到这一点的观念是很令人激动的。这有点儿像是在吸引人们相信任何合意的或有趣的观念。因此，必须加一句，思考会考验人的深度和诚实。当我们承认所有从我们的经历和情感上衍生出来的东西，并将它们拢到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形式时，我们就在进行深度思考。我们的探究必须避免多愁善感、粗心大意或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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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最好地运用这本书，适于大多数其他书本的阅读方法——也就是不停地思索、探讨和写作——也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本书。虽然问题提了出来，没有得到解决，但它们仍然以某种方式联结起来，成为在政治思考领域中通幽的曲径。通过常规的阅读，你应该获得某种智慧，这就是政治思考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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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设计，不只是为了有人读，而且是为了有人用，通过讨论、写作和长时间的思索来使用。问题的提出不是简单地为了让你了解其他人的窘境，而是为了让你陷入自己的窘境。要做到这一步，除了要将本书整体读完外，还至少要对几个问题进行详细思考，并尽力找出答案。这些问题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而被陈述和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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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对政治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此，这本书也对学习政治思想史提供了一些帮助。要了解伟大的思想家，就需要对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有所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便依赖于你对刺激他们进行思考的疑问和忧虑的感受了。只有带着一种珍贵的和深厚的同情感去分析一位独特的思想家，才能使之成为可能。我相信， 《政治思考》能做的是帮助读者获得一个制高点，从那里，这种同情感，无论产生于自己的洞察，还是从一位教师或传记作者那里获得，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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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思考的问题，真的与人们在过去的时代中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一样吗？实际上真有“永久性的问题”吗？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提出了最严肃的疑问，也是政治理论家在阅读本书时对处理观念的方式最易产生的疑问。现在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地富于历史感。这意味着，他们认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不断改变的，并且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同。他们对世代和世纪的独特性极其敏感。因此，在探讨观念时，他们不仅仅喜欢说每一个时代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特别的答案，而且说每一个时代提出了自己特别的问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认为我们的问题与柏拉图（Plato）的或甚至与洛克（Locke）的问题相同，就是一个错觉了，而《政治思考》则是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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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否认，问题和答案随着时间会产生变化。每一代人都有某些特别的关注和看法，并且有某些特别的陈述和思考方法。每一代人提出前一代人没有提出过的一些问题，并用新的方式提出旧的问题。但是，这远不是说没有不朽的或经常发生的问题。仅仅是智力有变化的事实，根本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永久性问题的存在，而且，出于一些原因，这种完全的否定是极其含糊其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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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是那样，过去的观念就不会引发我们深刻而强烈的兴趣了，它们就不会回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了。它们就只是遗物而已，就像前一个时代所用的工具和武器一样，我们只是在博物馆里好奇地对它们瞟上一眼。它们没有用处。但是真相是，文明的人不会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思考过去的政治观念的。譬如，重新发掘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是中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柏拉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应该与他在后伯里克利时期（post-Periclean）的雅典他自己的时代——同等重要。承认永久性问题存在的观念——在以前的时代就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今天对我们也极其重要——不仅是一个假定，这是活生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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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一步问道：如果没有永久性的问题，我们可能理解过去的观念吗？从某种形式来说，当然可能。我们复述它们的词语就行。但是，要理解一个观念，光去思考它是不够的，一定要被它感动，因为观念有情感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它们本质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中很重要的原因。然而，我们能够被一个回答了我们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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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出的问题，而且没有要提问的意愿的观念所感动吗？如果没有永久性问题，那么，过去的观念就不只是像我们已经改进了的古老工具，它们还像是为做一些我们不再想做的事而设计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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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认为没有不朽的或经常发生的问题这一观念的最大弱点，就是它忽视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因此，悍然不顾一些常识。难道那些住在古希腊的人不像我们一样，局限于情感，同时也具有理性吗？难道那些中世纪的居民不也像我们一样，通常犯有智慧上的错误，在道德上出过毛病吗？难道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人没有面临过混乱的威胁，以及组织一个政府权力的需要吗？我们难道不与每一个时代都共有一个深刻的、与我们共同人性有关的相似之处：我们生活在历史中吗？有限性、易犯错误性和短暂性这类状态引起一些我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如果这些状态是持续的，就很难避免得出一个结论：不朽的问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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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有永久性的问题，但我肯定不认为我已经完善地将它们识别并系统地阐述出来了。最多，我可以说，《政治思考》提供了驱动力和方向感，帮助读者思索人类生存的政治困境（political dilemmas），因此，这是所有时代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这个为了防止误解而进行的说明有一个实用的暗示：读者应该能够自由提出新的问题。由于下面的一系列问题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都可以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反应，不仅是尽力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是要进一步研究它们提出的任何相关问题。本书的目标是使读者参与到智力活动中来，提出问题是所有这类活动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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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第一章 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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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思考是一个特别艰难、特别令人沮丧的事情。通常，思考被看做是个艰苦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完全进入了思考的进程——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有所阐明，他会发现，思考的困难远比那些仅是艰苦的工作要更微妙、更令人恼怒。譬如，你很可能会发现，首先，思考的努力毫无成果。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为了思考你必须这样做——就像是把你留在了一种真空之中，远方见不到地平线，脚下没有坚实的地面。此外，你将发现，自己恼人地开始了空想，固执地去想一些其他事情，而不是手头上的问题。最后，你会发现，思考的成果难以捉摸并通常很脆弱。经过长时间思考形成的观念，可能会因为一个朋友的几句话就人间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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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考的人极易受到伤害。这种人必须面对其他人，不是躲在读过的书本和他人提出的系统观念这些挡箭牌的后面，而是要直截了当地提出纯粹个人的想法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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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伤神经的努力所产生的长远结果也并非无可争辩地完美。很难说，思考就是通向道德升华、幸福或智慧的道路。两千多年的哲学疑问和争执证明了，思考不是通向不可动摇和持久的知识之坦途。毫无疑问，我们许多人认为有意地抑制思考是卑鄙的。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对此感到不安。连像卢梭这样伟大的作者都相信，通过思考，我们会使自己与现实疏离，与自身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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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国文化加强了我们对思考的自然抵触。我承认，口头的恭维常常赞扬一些文章或讲话，说它们“为思考提供了食粮”，或“使人们停下并思考”。但是今天的美国人似乎并不觉得具有哲学气息和严肃性的思想很重要。哲学著作很少能上最佳销售榜这一事实就能说明这一点。广泛传播的政治书籍大多数是事实报道，通常是记者写的，涉及的都是国内和外交政策中时新的问题。有关个人问题的书，一般是为了提供鼓励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理解个人存在的普遍现实性。这个社会对严肃思考有偏见的征兆，居然在大学中也可以看到，而人们本期望大学是哲学思想活跃的地方。在大学有不同的智识（intellectual）潮流，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这些潮流，如果不是明显地也是含蓄地具有反哲学倾向。但是，普遍厌恶思考的最终证据仅仅从美国人对每天几小时的电视娱乐节目的虔诚就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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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大概对原创性的思想都有一种固有的偏见。社会秩序深深地依赖于传统和习惯，而真正的思考会削弱它们。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刑，就是这种对抗的例子。然而，今天在美国，有两股势力比它们在许多时期和许多地方都更强大，因而加剧了社会常规的反对哲学的倾向，加深了个人的抵触情绪，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思考的那种不自在状态和劳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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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势力之一是强烈的行动癖。美国人也许一直有这种嗜好，这是受我们的环境所迫并且是有回报的。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众多性和严重性使美国人的这种传统倾向得到了强化。这些问题包括城市的分崩瓦解、持续的对种族权利的侵犯等等。有政治觉悟的美国人紧张地忙于所有需要做的事，并且一般对我们的能力有信心，认为能够成功地做好这些事。这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大体上是有利的，避免了沮丧，许多重要的任务完成了。但结果是，人们对思索没有耐心了，不愿意思考那些没有即刻的实际迫切性的问题。他们追求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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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反哲学的势力在现在的美国特别强大，这就是对事实的渴望。这种状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行动的偏好造成的。大多数美国人想知道在学校、在贫民窟、在非工业化的国家中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譬如，如果问起来人类是否在本质上相互隔阂（在下面的章节中就会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会奇怪这与市中心区的退化有什么关系，或者与非洲和亚洲的贫困有什么关系，并且会轻率地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这种对事实的渴望与对行动的偏好相比，并非生来就应受到更多的指责。事实可以得到核实，并且通常很实用，大多数哲学理论不可能如此。也许，哲学理论在其他方面很重要，但那些贪婪信息的人不可能对此有太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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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思考的道路不是非常吸引人的。沿着它们走下去，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劳累和不安全，但不一定会得到确定的答案或内心的平静。而且，思考对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急于行动和需求可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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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请回顾这一章的题目，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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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些问题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回答。譬如，什么时候一个人有权不服从政府？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一个政府能够合法地违反道德法则吗？所有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都应该被消除吗？这类问题不可能不经思考便得到答案。相关的信息可能来自于社会科学、个人经历、历史或其他资源。但是只有思考可以决定哪些信息有用，并将它用于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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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多美国人会问，这类问题一定要得到答案吗？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手头的实际问题上不是更好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对现实采取任何态度，甚至是将精力集中在实际问题上而摒弃哲学思考的这种态度，都是含蓄地选择了一种哲学立场。实际问题应该优先于哲学问题这一观念正是一种哲学观念——只有通过哲学思索才能系统地阐述这一观念——并为它辩护。美国人惯于不耐烦地挥之而去的问题却被我们的生活强加于我们。我们没有选择，只有回答它们。我们的唯一抉择是如何回答它们：经过思索认真地回答，还是不加思考不负责任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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