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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方法解释就是，只有通过观念我们才能辨别现实，完全进入与它的关系之中。一个观念就是一种光亮。如果不是因为伟大的政治观念，我们的集体生活会湮没在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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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很明显，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纳粹主义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诸如法律的尊严与独裁是邪恶的这样的观念，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明显了。这些观念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经由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Cicero）和洛克这些哲学家形成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几乎对于每一个美国人都很清楚，美国黑人所蒙受的种族歧视是非正义的。但是为什么这很清楚呢？极端的不平等在大多数社会中已盛行上千年，并且这些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可以引证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轻率的接受。帮助我们观察美国种族歧视状况的一线亮光，来自于平等的观念——如果不是像洛克、卢梭（Rousseau）和马克思（Marx）这样的思想家，我们可能不会拥有这种观念。也许有八或十个观念——这些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思考的产物——是政治文明的明灯。它们使我们能够认清集体生活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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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美国文化对行动和事实的褒奖必定以塑成它们的观念和思考为前提。为了理智地行动，我们必须有我们寻求达到的目的。然而，如果目的不是一种特定的观念——一种事态称心如意的概念，又能是什么呢？譬如，在过去二百年中，为了获得自治，人们经常进行抗议和造反。但是，在几千年中，大多数人都默许了极端的贵族统治。对自治的要求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性，而是来于一个观念。奉行行动主义的美国人对于思考没有耐心，却站在通过反思建立起来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他们以及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将掉进一个真空之中，理智的行动将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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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事实的渴望，也可以有相似的说法。不加区别地将每一个得到注意的事实搜集起来，并不能使这种渴望得到满足。这种研究只会形成不重要和没有联系的信息元素的混合。如果没有观念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重要，难以料定是否会发现任何事实。因为，事实并不像石子儿一样躺在那里，它们的存在依赖于头脑的力量去辨别和联系。如果对事实的兴趣有哪点值得尊重，就是它对有组织的和重要的知识的兴趣。然而，没有观念，头脑中就不可能有这种兴趣的存在。譬如，想一下我们拥有的关于贫困的知识，如果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改革者的观念不曾激励并指导这些知识的积累，我们会拥有这些知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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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有几个伟大的思想家创造出的观念照亮了现实，从而指引了行动和研究。但是，大多数有影响的思考是由几个思想家完成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剩下的人根本不需要思考了。一个原因是，伟大的思想家们意见不统一。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并且通常相互矛盾的观念。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我们怎么决定接受哪些观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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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我们愿意本能地、不加鉴别地接受一些观念，如果没有经历过创造它们的那些艰辛和怀疑，我们也许不能够理解它们。譬如，人类是平等的这一观念意味着什么？显然，他们在任何可衡量的品质上都是不平等的，如智力、健康或情感平衡。人们也许会说，他们只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的权利。如果他们实际上在各方面毫无平等可言，为什么在法律面前要给予他们平等权利？这个问题不需要去追究，很清楚，对于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平等的概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清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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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这本书的重点放在问题上，而不是答案上，我对“为什么参与政治思考”这一询问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找到答案，没有其他方法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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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回答忽视了一种最有影响力、最古老的对哲学思想的异议——哲学思考得到的观念总是不可论证的和不确定的。它所遵循的是，参与思考便是持有怀疑，而这些怀疑是永远不可能通过思考完全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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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议远远不是没有基础的。典型的美国人或欧洲人目前所持有的主要政治观念，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极少）任何一个能够得到证实。其中大多数会遭到强烈的攻击。譬如，大量的争论可以用来反对诸如法律统治这种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观念。正如柏拉图所说，法律统治抑制了智慧在社会问题中的充分发挥。另外，它可能限制治安人员的主动性和能量，从而会加大保护财产和人的难度。读者也许会思考如何对这些争论进行答复，但是，没有任何答复能够最终驳倒它们。每一个重要的观念都有不可分离的反相观念（counter-ideas）伴随。譬如，自由的观念提醒要留心权威的观念，并且从来不可能完全摧毁或屈服于权威的观念。要得出上面所说的“答案”，必定有几个反相观念多多少少受到抑制。但是它们对那些拒绝将他们的“答案”变成铁打教条的人来说，常常麻烦不断，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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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的历史表明了，疑问是如何不断地追随思想，并经常超越它的。当下在涉及政治真理方面，相同观点并不比在两千五百年以前——政治思考开始的时候——更多。甚至也许更少。见解的歧异使我们原有的问题更加尖锐。为什么要参与一种只能导致不确定和有争议的结论的探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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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涉到是否值得尽力对控制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最终目的和基本假定进行追问。总之，这是政治思考的事。很显然，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将与你对社会中的生活应该如何组织并运行的看法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这也是个很大的难题。如同其他政治思考涉及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与政治思考本身的价值有关，因此没有不容置疑的答案。我提出三个临时性的答案，这些问题会使我们沉思永久性的问题，并自信我们不是在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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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虽然政治观念和政治哲学包含主观性的成分（像艺术作品一样，一种政治哲学肯定地、彻底地是一个特定的人的创造，缺乏像科学规律那样的客观的权威），它们并非完全是主观的。非常简单，我们不能随意相信我们选择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看证据并观察逻辑是否连贯。我承认，没有任何伟大的观念或哲学可以显而易见是正确的。但是，系统地阐述一种观念或哲学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应该是容易的，这或者是因为它与不可置疑的事实背道而驰，或者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政治观念的不确定性不应该被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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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无论思考的结果可能有多少争议，没有它们，我们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观念使我们通过理解，而不是通过本能来生活。当然，它们也可能使我们生活在错觉中，但它们不会迫使我们这样做。而且，即便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可以是向真理迈出的一步。虽然我们的观念很容易遭到怀疑这一点可能令人很不满意，但是，持有带疑问的观念，比根本没有观念好得多。前一种状态是不舒服的，但是文明的，而后一种状态则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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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为什么值得进行政治思考”的理由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解的。因此，需要进行比已经提及的两个理由更多的探讨。无论已经得出何种结论，思考本身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人性，这是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做到的。我们是有思想的动物，即便是无结果的思考，也能令我们接近我们的人性。我们对行动和事实的渴求，虽然通常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但也以其无思想性中固有的野蛮威胁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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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如何通过思考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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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问和思索能使人在自由和独特性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所有深刻、认真的思考，”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都只是灵魂在她的大海上坚韧不拔地保持自由独立的努力。”当再一次谈到灵魂或本性时，他又说，“天地间最狂野的暴风图谋将她（灵魂）抛到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6]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天地间最狂野的暴风”就是恐惧、偏执和狂热，我们会把“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看做是意识形态、官僚主义以及独裁国家，这在二十世纪比比皆是。进行思考就是站在一边，证实自己的、不可缩小的现实。那些认为政治思考无益的人应该记住，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政权同意这个观点。它们尽一切可能压抑这种思考。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窒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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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不仅是通过否定和疑问认识自我，而且是一种聚合自我，尝试性地确定自我的方法。思索一个哲学性问题是要你将最强烈的印象和信念置入意识之中，将它们告知其他人，并对它们进行检验。并且，它唤醒所有你已经读过和经历过的一切，尽力揣摩它们的意义。思考是一种对自我的召唤，因此哲学思想的主观性特征——使之不能得到证实——就并不完全是一种缺点。它也许会使哲学丧失科学规律那种普遍有效的力量，但是它反映了个人的本质。无论对疑问不断地思索或容忍疑问的存在，都在个人特性的形成中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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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思考不仅是对自我的召唤，也促使我们与他人接触。如果所有严肃的、坦率的反思都承认自己也许会错，那么，由于同样原因，就是承认其他人也许是对的。就这种意义而言，思考是一种公共的状态。这意味着要推倒自信满满的教条的围墙，尝试进入他人的头脑中。深信不疑的信念（strong convictions）无疑在政治哲学的发展中起到过作用，而且某些信念也许对个人的稳定性很有必要。但是，没有遭到怀疑的信念会使人们相互之间产生隔阂。那些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变得不易妥协，并且自我封闭。为了思考，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念提出疑问，以克服我们对他人的蔑视，因为我们经常对持不同信念的人抱有这种态度。总之，如果思考会把个人从尊奉和盲从的人群中分离开，那么，思考也会将个人置入对生存抱有疑惑和神秘感的一些人的陪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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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些哲学家认为思考是通向认识超验事物或认识上帝的途径。当然，对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来说，这将使思考成为通往幻觉，而不是通向人性的道路。甚至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也会吃惊，也许还会被这个观念触怒，因为他们难以相信，一个对必然性有摧毁性并导致无确定结论的行为，能够使我们与上帝接触。宗教信仰难道不是一种绝对确定的状态，将所有疑问和问题都明确地抛开了吗？伟大的思想家认为不是。[7]我们肯定的事物通常只是偶像：上帝不能够被包含在一种教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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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争论说，鼓励对宗教的坦诚与认识是思考对人性作出贡献的主要方法之一。上帝和那种由思考磨炼出来的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而是有一种神秘的统一性。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是现代存在主义（modern existentialism）的发起人之一，他曾毅然地断言，“自由和上帝不可分离”。他还以他那种典型的有点费解，但是有挑逗性的言词说，“在我是真正的我自己的地方，我肯定我不是荡然无存的。最高的自由境界是从世界中解脱时所体验到的。这种自由与超验性有深刻的联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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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过思考，一个人可以进入生命——自我的生命、他人的生命甚至是超验事物的生命——的神秘之处。如果真是如此，固定的和确定的结论就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当人们思考——保持灵魂在海上的自由独立——而不是安全地躲在“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上建立起来的结论之屋中时，人们就与真理更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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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想家是在寻求一种真理，而真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那么，如同在为本书挑选的格言中所述，“悖论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一个悖论是一种陈述，无论实际上如何，它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譬如，卢梭断言人类能够受到强迫地获取自由，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受到逼迫和获取自由是相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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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每一个悖论都有价值。断言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公元前44年和公元1865年被刺杀，在形式上是个悼论。但是，它没有一点价值，因为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意义。一个值得思想家热爱的悖论必须包括一个可能的真理，如同“受到强迫获得自由”的观念一样。强迫和自由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极其不确定。因此，虽然刚一接触时很令人吃惊，但受到强迫获得自由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明显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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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含有一个可能的真理，悖论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不可接受的这一事实。这迫使我们不断思考，保持对生命的神秘性抱有开放的态度。一个人不可能安下心来并安然地接受悖论。虽然卢梭的断言让我们意识到，强迫和自由也许并不像它们初看起来那样矛盾，但它不是我们可以坦然接受的，可以被归在记忆深处，从来不过问。一次一次地，它迫使我们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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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地处理悖论是个困难并令人迷惑的任务。这也是有些危险的工作，因为悖论可能受到不负责任的利用。它们可以被当作修辞的工具，缺少严肃的内涵，只是想用来在听众面前哗众取宠，并且避免有意义的交流。但是，这仅仅是说，理解现实——自我、他人以及周围的生命——是一件艰难、令人迷惑而且危险的工作。而且，没有必要不懈地、过分地寻求悖论的公式，譬如，没有必要走得像近期的一位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极力主张的那么远。她宣称，当思考什么事时，我们应该立即去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反的情况是真的，这应该作为一种常规的调查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在一个天才——如西蒙娜·薇依本人——运用时有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方法将会使我们感到决然的混乱。我们需要的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温柔，愿意从容地应用观念，不拒绝那些用问题向我们的观念进行挑战的人，并且决意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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