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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需要某种形式的宗教来克服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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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三个通常的立场可以很容易地区别开来。第一个是近代的、自信的人文主义,以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为基础,一般不喜欢组织性的宗教。人文主义这个词汇在这里特地表明一种信仰,即人的力量足以实现所有合理的人的目的。宗教即便有任何作用,也只起到极小的作用。当接受民意测验者的询问时,美国人基本上承认相信宗教。然而看起来,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记者、作家——好像都是人文主义者。还有很多人,无论是不是知识分子,都对组织性的宗教抱有怀疑。看起来,没有任何历史教训能比从欧洲的宗教战争和马萨诸塞州清教徒的神权政治中获取的教训在美国人头脑中更根深蒂固的了:宗教信仰能够造成分裂并且是专横暴虐的。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的世俗主义又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深深地加强了这个信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社会主义者传统地将对重生的期望轻率地称为“天上的馅饼”。在这种言辞背后的严肃指责是,宗教使人们对世间的痛苦——其他人的痛苦,甚至他们自己的痛苦——冷漠无情,而且,这样一来,就抑制了社会改革以及在地球上对隔阂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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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文主义者通常相信,曾经奉献给宗教崇拜的精力现在应该奉献给受到压迫和贫困的人,使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上千年来,人类的大多数生活在贫穷和无知中。但是最终,我们有了工业生产和人群组织的能力,这是满足每个人物质需求和教育需求所必需的。因此,贫困和没文化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有这种看法的大多数人做出了重要的假设,不能阻碍让每一个人达到以往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的物质丰富的水平,并且通过削弱宗教信仰——这已经在近几个世纪中发生了,大有助益。归根到底,当人们感到紧紧地与神结合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的统一就极不完善。现在,我们可以将我们曾经对上帝倾注的爱和忠诚奉献给我们的人类同伴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希望得到的天堂,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趋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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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观点非常动人。在它的照耀下,我们看到自己栖居在一个广袤无垠、冷漠的宇宙中,在一个纯粹的人类共同体中战胜了无边的孤独感。我们摆脱了在宗教视野下人的软弱与罪恶,并且确证了内在于解放了的人性中的无边力量和至善。甚至许多那些仍然相信上帝的人也许都会感到,在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这样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并且足以巩固我们的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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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文主义的这种观点,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大多都相信人类的统一依赖于与神的统一。西方阐述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就代表了这种观点。柏拉图(公元前 427? —前347年)的《理想国》一书确切地说明了这种政治哲学。柏拉图是世界精神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与孔夫子、释迦牟尼这类宗师齐名,而且他的哲学具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我们依赖于超验的现实。如果大多数二十世纪的社会评论中内含的训诫是“忘记超验的事物,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相互之间”,那么,内含在《理想国》一书中的训诫就是“先了解超验的事物,然后再考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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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相信,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和摸到的一切之外有一个渊源,所有事物都从那里汲取他们的现实和价值。他简单地称之为“至善”。他将至善比作太阳,太阳能使生物成长并被看到,因此他认为,至善能使所有构成宇宙的现实存在并得到了解。人类也以相似的形式得到认识。只有在至善发出的亮光下,人类才可以得到完全的理解,他们最深的需求才得到确认。因此,《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只有通过那种人类(或者他们中间的少数人)领悟了至善而得来的至上的知识,才有可能组织一个真正人性的社会。因此,政治是以超验的事物为中心的。那些与这个生命、价值和真理的基本原理相分离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统一。柏拉图大概会发现,二十世纪认为我们应该忽视终极的现实、集中精力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观念的荒谬性,不会亚于我们发现为了加速对空间的探索而不理会物理定律的建议的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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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时代过后没有多久,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们开始发展一种远比柏拉图更普世的、更平等的统一性的概念,认为所有的人,不论国家或阶级,都应被看做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后面的章节还会更多地谈到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个统一性的新概念仍然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对于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们来说,整个宇宙都是神圣的(这种观点一般被称为“泛神论”)。使人类相互联结的责任是由他们在神圣秩序(divine order)中所处的位置所规定的。也许可以说,人类的统一是内在于神性的无所不在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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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斯多噶关于社会依赖于宗教的观念,是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第二个普遍立场(第一个是人文主义的观点)。它与第三个立场的区别在于它对人的主动性的信赖。神被认为是完全不动的、安宁的并且自足的。神祉能够进入人类,但不特意去寻找他们。应该由人去寻找神。对于第三个立场——正统基督教——的追随者来说,人过于深陷在了像自私和贪婪这样的品性中,因此不能够发现上帝。上帝必须行动,并且的确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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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立场在有关人类的统一问题上是一致的,认为人的统一依赖于人与神的统一。在基督教的观点中,由于一种来自上帝的整体性和光辉,人是一种值得爱的对象。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个形象被罪过所毁坏并变得暗淡,但是通过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原有的形象得到修复,恢复了所有原始的光辉。因此,人能够也应该相互爱戴,因为,爱就是我们在相互之间认出自己原有的光辉。显然,上帝处在整幅画面的中心。如果没有上帝,人的隔阂就无法征服,并永远持续下去——内在于人的境况之中。保罗和柏拉图一样会很难以想象,人应该相互爱戴或相互尊重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而不是因为他们反射的神的光辉。借用奥古斯丁的话,唯一真正的统一是“上帝之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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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和第三个立场都同意某种形式的宗教对战胜隔阂是必需的,但是,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对于异教思想家来说,一个人——至少是一个非常明智,并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升华为神,这是理智中固有的力量。但是,对于基督教思想家来说,人可以升华为神这个观念是愚蠢的、有罪的、不现实的——对人的力量的虚幻自信通常被表述为“傲慢”。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距离太远,人类自己很难跨越这个距离。他们的罪过已将自己与上帝分开,也削弱了自己作为精神存在物的可能。只有上帝能够跨过神和人之间这块无人之境。上帝是通过耶稣的生和死来完成这一壮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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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基督教徒看来人类的升华被上帝的降临所代替。结果,对克服人类的分歧的看法与希腊哲学极为不同。对于柏拉图和斯多噶派来说,神是足够真实的,而且,人通过理智能够领悟神。凭借这个力量,他们可以找到通向神圣现实高原的道路,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城市。即便那些希腊人强调人的和谐依赖于神的和谐,他们还是认为,从根本上,所有的城市是彻头彻尾地属人的。基督徒必定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真正的一致,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统一可以由人类单独完成。只有上帝能够打断人的邪恶锻造的锁链,使我们能够在相互之间重新发现上帝原始宇宙的光辉与和谐。因此,真正的统一不仅起源于神的易接近性,也起源于神的仁慈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值得人居住的城市必须是“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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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人发现,难以严肃地接受诸如罪过、救赎这类概念。但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确实很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概念。是什么起了变化?是不是我们变得更深刻,因此能够看透那些迷惑了过去时代的幻觉?或者我们变得更肤浅,因而无法领悟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有灵性的世纪的洞察力?为了有利于公平的探究,我们必须在做出更讨人喜欢的抉择之前,犹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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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比我们意识到的更依赖于宗教?譬如,我们讲到个人的尊严时,意味着什么?这也许是描述现代理想共同体的关键词语。按照这个理想,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神秘的和无法衡量的价值。因此,无论是什么种族、性别或阶级的人,都值得尊敬和公平对待,将任何人由于某种原因从这个受到尊重和公平对待的共同体中排除,将是对尊严的否定。现在几乎没有人拒绝这种推理。或许是因为它的根本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性,或是因为文化环境,这种推理具有巨大的权威性。然而,它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还有意义吗?不管圣经信仰是否有根据,这种推理在圣经信仰的基础上是有意义的。据《圣经》所言,“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13]。此外,人不是被创造然后又被遗弃了。上帝关心每一个人永恒的命运。人们也许会觉得这类信仰无法领悟或难以置信,但是这些信仰对个人尊严的概念的确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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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这幅画面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又有什么品质能使每个人有资格得到我们谈论尊严时所需要的特别的尊重呢?如果没有柏拉图式的存在物的太阳,没有上帝,每个人心中仍然能有天福 (glory)吗?现在的人会很快地说能。这不是一种用观察和理智的不带偏见的眼睛能够辨别出来的天福吗?我们能够像观察颜色和人的头发一样观察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吗?那么,为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Thucydides)或任何伟大的古希腊思想家,在他们最辉煌的顶峰时,没有看到这些?打个比喻,有人断言能够用肉眼——没有得到任何宗教臆测帮助的眼睛——看到那些构成美国流浪人口的每一个肮脏和堕落的人身上的尊严(也就是天福,而不是可能引起怜悯的品质)吗?如果每一个人的尊严并非来自任何超验原则,并且不是能够感觉到的世俗事实,那么,它归根到底是什么呢?那还是真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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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二十世纪我们面前没有任何问题比这些问题更重要了,因为个人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以及类似的词语,都是有名的警示。通过这些警示,作家们表达了个人被社会吞没,丧失了自我的普遍感觉。从令人震惊的流浪人群和城市脏乱的场景中,从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中,从无法控制的暴力使现在美国许多儿童在上学之前先要武装自己的事实中,我们看到了证据,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废品,可以被随便扔掉或轻易地摧毁。但是,如果我们在谈到“个人的尊严”时,真的不明白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挽救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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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比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的小说更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他是预见到了我们时代问题成堆的少数几人之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问题处于两个激进的敌对观点之间,这两个观点就是“人神”和“神人”。前一种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已经摆脱掉宗教信仰的奴役,通过他们自己在艺术、政治、战争、商业、科学等方面的努力,呈现了上帝的辉煌。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人神”的形象是无神论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人类渴望无限性并拒绝向上帝叩头,必定尽力使自己变成上帝。然而,其结果是远离普遍的爱和同情心,而这些情感正是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吁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实际上,否定上帝也是对个人尊严的否定,对所有道德法则的否定。“人神”结果将变成一个罪犯、一个暴君或是一个虚无主义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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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拒绝现在如此普遍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他还拒绝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这种观点许多信教的人也具有,也就是认为无论一个人是无神论者还是教徒都纯粹是私人的事。在人们“秘密的心”中发生的事,必然将在公共世界中寻找表达方式,个人私下里丧失了信仰会威胁到文明。“人神”早晚会从安静的家里——他可能是在那里出生的——走出来,开始在地球上造成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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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神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耶稣是原始的“神人”。耶稣勾画的理想是,男人和女人通过上帝的仁慈,而不是自己的力量和行为,提高到神的地位。理想只能通过基督教来实现。耶稣实际上是神圣的伴行的邀请,谁接受了这个邀请,就进入了神的光辉的照耀中,但是,谁要是拒绝这份邀请,就进入了永久的黑暗。在那里,所有的尊严都丧失了。因此,在他看来,基督教的衰微——这在二十世纪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更明显——是一个吞噬一切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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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讨论的四个问题,使我们能够从最基本的特征来考虑人的关系。我们问到了隔阂的来源:它是从人的最深的、不可改变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它能如此持久地折磨人类的关系?我们还问到治愈隔阂的可能性:理智能否使我们统一,或者,需要什么超出理智的,也就是宗教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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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该停下来,回忆一下,我们不能够不思考人的本质而思考这类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这与我们碰巧是什么是有区别的。也许也应该回忆一下,思考人的本质时,我们涉及了一些不可能完全地、最终能用任何文字陈述总结出来的东西。一个人从根本上而且永远是个谜。更简单地说,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写道,我们总是比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14]这对我们思考的努力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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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思虑再三。如果人总是比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那么,可以加诸人性任何相关的陈述。因此,谈到个人和社会,我们必须避免任何说我们所讲的包含事物的整全的、不可改变的真理的倾向。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表达对他人的强烈看法,而当我们开始对他们进行哲学探讨时,就必须谨慎运用结论性的“是”或“不是”。总之,我们必须记住,正如格言中所说,在试图理解什么构成我们人性的本质时,我们力求“发现思想不能够思考的事情”——至少,不是全面的和无可置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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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思虑再三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喜欢用下结论和绝对自信的口气做出陈述。即便如此,仅仅做到思虑再三也不够。我们必须要锻炼能够容忍相反的意见。这暗指一些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悖论在我们思考中的作用。如果我们总是比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便可以增加任何有关人性的陈述。但是,增加上去的不一定会完全适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果我们对我们所说的感到比较肯定,而且如果增加上去的(但不是完全适合的)似乎有一些基础,那么,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悖论——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克尔凯郭尔——像格言里引用的——是对的,悖论也许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表达了真理。这看上去肯定是混乱的。但是,它的一个含义是,如果在你的思考过程中产生了看上去不能解决的内在矛盾,你不应该感到过度的沮丧。这些矛盾也许标志着接近了真理。譬如,很可能人在本质上不是那么绝对地受到隔阂,或是统一。我们用于讨论和思考这类问题的词汇似乎更适用于论述那些像石头和砖头一类的东西,而不适用于人类,而且,它们可能不适用于清楚地表达真理。(要做到真正的统一,人们必须自由地统一起来,这个说法讲得通。但是,如果自由意味着个人之间的分离,那么,这岂不是必然要向任何自由创建的共同体的中心引入一种隔阂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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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你不用对你的思考中显然的矛盾感到担忧。一个悖论不会产生出真理,除非它受到强劲的攻击,并且如果可能,得到解决。打个比方,它必须被打得鼻青脸肿,被震得心慌意乱。大部分哲学家在面对人类思考的重大问题时做出了选择,而且,做出选择的有力和理智使他们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初阶的思想家应该追随这样的榜样。在试图选择一方而不是另一方时,你是在对悖论进行冲击,并且尽力看到隐藏在它背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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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与所有我曾说过的一样,选择一方从来不应该意味着你对另一方置之不理。时刻准备重新考虑你不同意的论点,是向悖论敞开的一个方法,真理往往隐藏在悖论中。愿意接受另一方,至少是柏拉图为什么一般用对话或谈话的形式对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作出回应、为什么他从不允许这些谈话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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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在这里结束不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些讨论过的观念如何在人类最严肃的分歧之间得到应用,它们会更加生动。数世纪以来,两个最严重的、最不可通约的分歧是人之间的(城邦之间、帝国之间和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分歧。这将是这一章最后两个问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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