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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的人都应该团结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社会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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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揭示了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极端的、相反的答案。两个答案都很古老且持久，都在古代和近代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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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相信，像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样大的政治秩序与完整的人类生活互不相容。亚里士多德的断言“人是政治动物”表达了一种广泛接受的信念。但是，一般都假设只有在小国家人才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本性生活。生活在一个大国家或者一个帝国，要受到遥远中心的管理，因此，是作为一个臣民，而不是作为一个公民生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由普遍的本质统一起来的，但是，只有一个较小的地方性的国家，城邦（polis）,能够使他们意识到那种本质和它意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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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一种认为全球性的社会危险且反人类的观念。当近代的人们寻求逃避工业文明的没人情味的和非人性的标准时，这种观点就越来越频繁地重现。卢梭重申了古代民主的基本标准——一个国家应该小到足以使公民们能够定期地在一个单一的集会上见面。自从他的时代以来，一些最理想主义的思想家感到，只有通过使近代世界的巨大国家和组织解体，共同体才能够得到拯救。在当今的美国，大多数激进分子似乎相信，通向新人性的唯一道路是进行激烈的去中心化。的确，共同体和面对面交往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已经实际上画上了等号。从这个观点出发，所有的人聚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之中，并生活在一个单一的政府之下，将是一场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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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种理想主义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观点的激励：人类中的每一个人，不排除任何人和种族，依靠共同的人性生活在一个全球性政体中。这个概念和它的相反概念——面对面的民主——一样，源于古老时代。它是斯多噶派在城邦被容纳到帝国中后，发展出来的。在斯多噶派的思想中，城邦（polis）已被世界都市（cosmopolis）——宇宙的城邦——所取代。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斯多噶派认为宇宙是一种神圣秩序，这一秩序显现在法中，可以通过理智来领悟，因此我们都是宇宙城市的公民。在这里，存在人类普遍本质之原则采用了一种逻辑性非常强的政治形式，即一种普遍的人类共同性的观念。毫不奇怪，斯多噶哲学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普遍秩序的战略家拥护的主要哲学。这些战略家就是管理罗马帝国和建立罗马法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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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比斯多噶派更信奉普遍主义。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视人类不仅仅通过自然法，而且通过神的拯救计划获得统一。他们认为，这两种统一形式都应该得到承认，并通过某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和大公（Catholic，普世的）教会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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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有关普遍和永久和平的理想以及基督教的全球性信仰的理想，像一种苦涩的渴望在二十世纪徘徊。这些理想在国际法和联合国中微弱地发出光亮。它们加深了我们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我们在面对充满了我们时代历史中的民族主义、狂热肓信和战争时所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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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遍主义观点最有力的一种重述，可以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一个终将没落的阶级的组织。工人们将建立起持久并且包含一切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避免了罗马帝国，也避免了罗马教会的形式。但是，我们离实现这个古老的梦想还有多远，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为挑起国家间相互斗争的激情做出的贡献中，已有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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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是如同亚里士多德相信的那样，可以由友谊联结起来的小范围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还是铸成了包容且正义的和平的涵括全人类的一个共同体？我们的理想是雅典还是罗马？理想主义的辩护者们已经给这两种幻想都加上了如此光辉的色彩，以至于当我们意识到，许多人更喜欢我们现在的形式，也就是民族国家时，会感到失望。这是一种在五百年前的近代早期就早已定型了的社会形式。有人可能会说，民族国家是近代世界提供的另一种选择，它替代了古代面对面的政治形态，以及由罗马和中世纪理想化的全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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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竟然喜欢民族国家，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困惑。它的规模不是不对吗？对个人交往来讲太大，而对全球性的和谐来说又太小？许多人在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之前会这样说，而且今天的许多人也会同意。民族国家很大并且没有人情味，个人和人们之间密切、自发的关系，与巨大笨重的国家——它需要资金、士兵、技工和听话的工人——相比，几乎算不上什么。一些学生对“既定的权力机构（the Establishment）”、强迫性征兵制、五角大楼等等感到的厌恶，大概部分是因为他们感到在面对国家这种有压倒之势、无所不在的权力时，个人的生命太脆弱了。然而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全球性的和平，因此，国家的力量首先奉献于战争。国家带来的是全球性国家（global state）的非人格性，而不是安全与和平。教授和学生们似乎尖锐地感到了这些缺陷。在今天的大学中，民族国家几乎没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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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这是人们专心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不仅仅限于那些最坏的人。部分智慧的和有高远理想的人曾经也是民族主义者，其中有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W·F·黑格尔（Georg W.F.Hegel, 1770—1831年），他的观念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几乎每一个其他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体系都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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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相信，一个共同体要想具有任何真正的生命，必须在历史上有某种重要性，必须在人类的事务中起到过作用。的确，在过去，一个小的联盟可以做到这一点，雅典就是一个卓越的榜样。但是，黑格尔相信，现在的生命必须有更大的规模。民族国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力量和内在的多样性，这是那些小联盟无法具备的。同时，一个共同体不应该与我们称为“人类”的那个巨大杂乱的一群人相混淆（coextensive）,那样一来，就没有了作为一个特定共同体的特性。为了这个特性，必须与其他共同体有所区别，必须要能够找出自己的不同之处，为自己定性，并在反对其他共同体的战争中检验自己。基于这些，黑格尔认为雅典和罗马这种小型的、普遍的形式，在人类进步发展的过程中已被抛在后面。他认为，历史的顶点将在民族国家时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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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这些政治体制具有宗教的庄严性。他坚持说，一个国家比任何个人都更现实，更重要。在政治思想文献最出名的主张之一中，他将民族国家说成是“神圣理念在地球上的显现”[15]。黑格尔因为这个论点遭到了谴责和嘲笑，但是，他只是公开地从哲学角度说出了许多近代国家主义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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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的思想比为了维护民族国家而必须坚持的思想更加极端。人们有可能感到，不比古代城邦制国家更大的政体在多数情况下会太小，因而不能在经济上有活力，在军事上可防御，或在文化上更深刻及多样化。但是，人们也会感到，将整个地球放在一套体制之下，将是太专横、太压抑了。这些极端性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人们偏爱类似现在的民族国家这种体制，虽然大，但小于全球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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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看，国家即便有它的缺陷，看上去还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可以将个人与其他人统一起来。只有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人才能进入完整的人际关系之中，这包括家庭、职业、军事职责和其他等等。你可以坚持这个观点，同时承认你的国家并不完善，你的同胞公民（并假定你是其中之一）有许多需要原谅的地方。总之，一种清醒的、会悔悟的国家主义，不仅反对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社会，而且反对黑格尔表达过的民族性的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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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接近于正确？——雅典的公民、罗马基督教的普遍主义者、还是近代的国家主义者？每一种人都为统一和生活的必要条件而辩护，每一种人都有合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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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思考最后一个问题，阶级之间的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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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有阶级差异都应该被废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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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统一是好的，而且，我们的目的是克服隔阂，这个问题便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附属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阶级差异必然阻碍了统一。毕竟，可以争论说统一依赖于对差异的调和。如果真是这样，一整套严格分类的阶级差异就可能是统一的前提，而不是统一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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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附属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废除所有的阶级差异。这里有一个难题。如果不废除阶级就无法达到统一，并且，如果统一是好的，那么，不仅应该废除阶级，而且，必须通过暴力来实行，因为不可能被统一的阶级不会和平地同意对自己的废除。但是，运用暴力本身就促进了阶级的差异，那些运用暴力的人将提高到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地位。也许这个难题是个矛盾，如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所看到的任何矛盾一样致命，毁灭了俄国革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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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在讨论废除阶级的问题时，必须既要考虑移向统一的过程中阶级差异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到这种废除阶级的规划弄巧成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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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阶级的要求包含在卡尔·马克思（ 1818—1883年）的研究和思想中，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知识来源，是自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比任何言论都更深刻地动摇了西方体制的理论。马克思的关键看法是经济条件非常重要。马克思认为，我们的观念和感觉——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本质——是由我们的经济状况型塑的。人们所想的和感受到的，绝对地受到他们的谋生手段的影响。一个人必须工作才能生存，但为了工作，就必须在经济体系中接受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将会决定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状况。历史和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塑的。我们可以推断，人的特性将由他们的工作中固有的环境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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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可能一眼看去是无关痛痒的并合理的。但是，它暗示各个阶级必定是由完全不同的人构成的，而且，他们根本不可能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之中。马克思用经济术语鉴別阶级，是由于他对经济环境塑造力的强调使得其他差异不再那么重要。主要的阶级划分是在不拥有财产和拥有财产的人之间。前者因而必须工作，而后者却控制了其他人赖以生活的资源。在这两个群体之间，不只是简单的利益或生活方式的分歧。有人会说，这是物种的分歧，因为他们不同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在特性上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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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在本章讨论过的概念，这种分歧就是一种否定：1）否定人类有一种能够统一他们的共同的本质，2）否定有可以识别出这种本质的共同的能力，如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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