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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这是人们专心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不仅仅限于那些最坏的人。部分智慧的和有高远理想的人曾经也是民族主义者，其中有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W·F·黑格尔（Georg W.F.Hegel, 1770—1831年），他的观念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几乎每一个其他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体系都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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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相信，一个共同体要想具有任何真正的生命，必须在历史上有某种重要性，必须在人类的事务中起到过作用。的确，在过去，一个小的联盟可以做到这一点，雅典就是一个卓越的榜样。但是，黑格尔相信，现在的生命必须有更大的规模。民族国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力量和内在的多样性，这是那些小联盟无法具备的。同时，一个共同体不应该与我们称为“人类”的那个巨大杂乱的一群人相混淆（coextensive）,那样一来，就没有了作为一个特定共同体的特性。为了这个特性，必须与其他共同体有所区别，必须要能够找出自己的不同之处，为自己定性，并在反对其他共同体的战争中检验自己。基于这些，黑格尔认为雅典和罗马这种小型的、普遍的形式，在人类进步发展的过程中已被抛在后面。他认为，历史的顶点将在民族国家时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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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这些政治体制具有宗教的庄严性。他坚持说，一个国家比任何个人都更现实，更重要。在政治思想文献最出名的主张之一中，他将民族国家说成是“神圣理念在地球上的显现”[15]。黑格尔因为这个论点遭到了谴责和嘲笑，但是，他只是公开地从哲学角度说出了许多近代国家主义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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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的思想比为了维护民族国家而必须坚持的思想更加极端。人们有可能感到，不比古代城邦制国家更大的政体在多数情况下会太小，因而不能在经济上有活力，在军事上可防御，或在文化上更深刻及多样化。但是，人们也会感到，将整个地球放在一套体制之下，将是太专横、太压抑了。这些极端性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人们偏爱类似现在的民族国家这种体制，虽然大，但小于全球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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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看，国家即便有它的缺陷，看上去还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可以将个人与其他人统一起来。只有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人才能进入完整的人际关系之中，这包括家庭、职业、军事职责和其他等等。你可以坚持这个观点，同时承认你的国家并不完善，你的同胞公民（并假定你是其中之一）有许多需要原谅的地方。总之，一种清醒的、会悔悟的国家主义，不仅反对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社会，而且反对黑格尔表达过的民族性的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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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接近于正确？——雅典的公民、罗马基督教的普遍主义者、还是近代的国家主义者？每一种人都为统一和生活的必要条件而辩护，每一种人都有合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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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思考最后一个问题，阶级之间的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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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有阶级差异都应该被废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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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统一是好的，而且，我们的目的是克服隔阂，这个问题便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附属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阶级差异必然阻碍了统一。毕竟，可以争论说统一依赖于对差异的调和。如果真是这样，一整套严格分类的阶级差异就可能是统一的前提，而不是统一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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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附属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废除所有的阶级差异。这里有一个难题。如果不废除阶级就无法达到统一，并且，如果统一是好的，那么，不仅应该废除阶级，而且，必须通过暴力来实行，因为不可能被统一的阶级不会和平地同意对自己的废除。但是，运用暴力本身就促进了阶级的差异，那些运用暴力的人将提高到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地位。也许这个难题是个矛盾，如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所看到的任何矛盾一样致命，毁灭了俄国革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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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在讨论废除阶级的问题时，必须既要考虑移向统一的过程中阶级差异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到这种废除阶级的规划弄巧成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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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阶级的要求包含在卡尔·马克思（ 1818—1883年）的研究和思想中，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知识来源，是自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比任何言论都更深刻地动摇了西方体制的理论。马克思的关键看法是经济条件非常重要。马克思认为，我们的观念和感觉——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本质——是由我们的经济状况型塑的。人们所想的和感受到的，绝对地受到他们的谋生手段的影响。一个人必须工作才能生存，但为了工作，就必须在经济体系中接受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将会决定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状况。历史和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塑的。我们可以推断，人的特性将由他们的工作中固有的环境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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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可能一眼看去是无关痛痒的并合理的。但是，它暗示各个阶级必定是由完全不同的人构成的，而且，他们根本不可能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之中。马克思用经济术语鉴別阶级，是由于他对经济环境塑造力的强调使得其他差异不再那么重要。主要的阶级划分是在不拥有财产和拥有财产的人之间。前者因而必须工作，而后者却控制了其他人赖以生活的资源。在这两个群体之间，不只是简单的利益或生活方式的分歧。有人会说，这是物种的分歧，因为他们不同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在特性上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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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在本章讨论过的概念，这种分歧就是一种否定：1）否定人类有一种能够统一他们的共同的本质，2）否定有可以识别出这种本质的共同的能力，如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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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马克思认为，人类不能用任何抽象的、不变的人性概念来识别。更确切地说，我行故我在（we are what we do）,因此，我们的本质是由我们的工作决定的。那些做不同工作的人，如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本质上必然有根本的不同，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关于第二点，即便由于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人，因此有普遍的人类本质，那也没有普遍的不偏不移的才智能够准确地确定这个本质，并使每一个人都尊重它。这是因为我们对整个生活的观念和情感都是我们经济状况的产物，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本质的观念和情感也必定如此。因此，不仅老板和工人在本质上有基本差异，他们对自己的概念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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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对于马克思来说，即便没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使阶级分离，各阶级也不可能统一。但是实际上，马克思相信这种冲突的存在。生产工具的拥有者（在工业化时期，主要是工厂）在生产制度的迫使下压迫工人。也就是说，所有生产制度，除了共产主义制度之外，实质上都带有剥削性质。因此，受压迫者不可能满足于温和的改革，一定会被迫攻击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整个经济秩序。当然，有产者是已建立的经济秩序的看守人和受益人。因此，两个阶级不仅有差异，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的敌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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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宣称统一所有阶级的社会秩序，基本上都是带有欺骗性的。统治阶级总是宣称，大众接受他们的统治以及在这个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比努力掩盖他们强制实行的专制更好。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民主是资本家控制下的隐蔽的专政。他们不可能像他们自称地那样建立人民政权，因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与他们的统治者的利益之间有着根本的和无法取消的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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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为阶级的差异是不是阻碍了统一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那么，有关废除这些差异的问题呢？使用暴力消除旧的阶级差异总会引起新的阶级差异，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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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马克思诉诸事件的自然进程。他相信，历史无可阻挡地向一个废除了私有制和无阶级的社会前进。这个运动主要不是依靠人类深思熟虑的规划，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固有的紧张关系。因此，当时机成熟时，一个运用武力废除阶级的群体只是帮助必然出现的共同体出生的助产婆，不需要进行那种可能由之产生新的阶级的持久的、成体系的暴力活动。由于马克思认为经济状况塑造人，生产工具的公有制会促生合作的人类类型，从而防止了新统治阶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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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阶级关系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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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中，阶级区分被认为是合理的、必需的。社会需要统治阶级，并且，由于天生的能力、教育和其他优势（由于事物的天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的条件），有些人特别适于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不仅阶级区分得到辩护，而且底层阶级也认为这些辩护是正当的。因此，保守主义的观念是通过阶级的差异而统一，这种可能性在这个讨论的一开始就已提到过：阶级差异是统一的前提，而不是障碍。所有阶级共有的正义感所需要的阶级界线不是隔阂的界线，而是为整体提供统一的结构的联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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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章的主要概念来说，就是通过对共有的传统和习俗的忠诚，所有阶级参与到“偏见”之中，从而得到统一。这种偏见揭示人类的本质，这就是统一的基础。在这里，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不是通过某些激进分子所设想的绝对同一与平等，而是通过同时存在的阶级多样性与统一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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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认为，问如何废除这些阶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不应该遭到废除，而是需要保留。保守主义者指出，废除一个阶级体系而不去创建一个新的阶级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证明了阶级的差异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用意志和暴力来反对这种必然性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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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最有效的对抗，也许来自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他们认为，正义不支持社会被分裂为分割的、不平等的阶级，所有阶级都可以领悟到对正义的这种要求，因而可以一起合作根除或至少缓和阶级的差异。这是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与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所代表的一种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在回答阶级差异是否一定阻碍统一的问题时，自由主义者一般更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而不是伯克的观点。确实，许多自由主义者会满足于缓和阶级差异，而不是将它全部消除。但是，自由主义总的说来站在平等一边，不易与伯克的观念调和，伯克认为阶级差异可以为社会的统一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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