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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马克思认为，人类不能用任何抽象的、不变的人性概念来识别。更确切地说，我行故我在（we are what we do）,因此，我们的本质是由我们的工作决定的。那些做不同工作的人，如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本质上必然有根本的不同，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关于第二点，即便由于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人，因此有普遍的人类本质，那也没有普遍的不偏不移的才智能够准确地确定这个本质，并使每一个人都尊重它。这是因为我们对整个生活的观念和情感都是我们经济状况的产物，所以我们关于自己的本质的观念和情感也必定如此。因此，不仅老板和工人在本质上有基本差异，他们对自己的概念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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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对于马克思来说，即便没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使阶级分离，各阶级也不可能统一。但是实际上，马克思相信这种冲突的存在。生产工具的拥有者（在工业化时期，主要是工厂）在生产制度的迫使下压迫工人。也就是说，所有生产制度，除了共产主义制度之外，实质上都带有剥削性质。因此，受压迫者不可能满足于温和的改革，一定会被迫攻击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整个经济秩序。当然，有产者是已建立的经济秩序的看守人和受益人。因此，两个阶级不仅有差异，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的敌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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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宣称统一所有阶级的社会秩序，基本上都是带有欺骗性的。统治阶级总是宣称，大众接受他们的统治以及在这个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比努力掩盖他们强制实行的专制更好。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民主是资本家控制下的隐蔽的专政。他们不可能像他们自称地那样建立人民政权，因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与他们的统治者的利益之间有着根本的和无法取消的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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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为阶级的差异是不是阻碍了统一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那么，有关废除这些差异的问题呢？使用暴力消除旧的阶级差异总会引起新的阶级差异，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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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马克思诉诸事件的自然进程。他相信，历史无可阻挡地向一个废除了私有制和无阶级的社会前进。这个运动主要不是依靠人类深思熟虑的规划，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固有的紧张关系。因此，当时机成熟时，一个运用武力废除阶级的群体只是帮助必然出现的共同体出生的助产婆，不需要进行那种可能由之产生新的阶级的持久的、成体系的暴力活动。由于马克思认为经济状况塑造人，生产工具的公有制会促生合作的人类类型，从而防止了新统治阶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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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阶级关系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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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中，阶级区分被认为是合理的、必需的。社会需要统治阶级，并且，由于天生的能力、教育和其他优势（由于事物的天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的条件），有些人特别适于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不仅阶级区分得到辩护，而且底层阶级也认为这些辩护是正当的。因此，保守主义的观念是通过阶级的差异而统一，这种可能性在这个讨论的一开始就已提到过：阶级差异是统一的前提，而不是障碍。所有阶级共有的正义感所需要的阶级界线不是隔阂的界线，而是为整体提供统一的结构的联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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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章的主要概念来说，就是通过对共有的传统和习俗的忠诚，所有阶级参与到“偏见”之中，从而得到统一。这种偏见揭示人类的本质，这就是统一的基础。在这里，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不是通过某些激进分子所设想的绝对同一与平等，而是通过同时存在的阶级多样性与统一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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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认为，问如何废除这些阶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不应该遭到废除，而是需要保留。保守主义者指出，废除一个阶级体系而不去创建一个新的阶级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证明了阶级的差异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用意志和暴力来反对这种必然性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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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最有效的对抗，也许来自于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他们认为，正义不支持社会被分裂为分割的、不平等的阶级，所有阶级都可以领悟到对正义的这种要求，因而可以一起合作根除或至少缓和阶级的差异。这是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 与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所代表的一种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在回答阶级差异是否一定阻碍统一的问题时，自由主义者一般更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而不是伯克的观点。确实，许多自由主义者会满足于缓和阶级差异，而不是将它全部消除。但是，自由主义总的说来站在平等一边，不易与伯克的观念调和，伯克认为阶级差异可以为社会的统一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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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取得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废除阶级差异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者一般与马克思和伯克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感到，阶级差异不能够用武力废除（或缓和）,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要废除（或极大的缓和）。其手段是建立超越阶级分歧的理智共同体。阶级不应该在接受社会中而应该在改革社会中得到统一。所有的阶级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共同体，正如保守主义者要求的，但不是依然如故，而是应该成为一个改革的共同体，一个还不完善但是正在逐步完善自己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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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过的两个观念是自由主义观点的核心：人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理性能够使他们和平地实现统一。共同的本质和共同的理性比经济制度更有力量。有产者可能不会很高兴地放弃不合理的特权，但理性和法律压力能使他们和平地做到这一点。马克思的基本假定——人们是由他们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以及阶级处于致命的冲突中——排除了任何有产者和工人之间和解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是位革命家而不是改革家，认为必须通过暴力摧毁有产者才能创建统一。相反，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的隔阂不是完全的隔阂，尽管有阶级分歧存在，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规定着和谐，共同的理性力量使人们能够获取这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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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仰有着巨大的历史重要性。本世纪（二十世纪——译者）中，西方民主的大多数执政党都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表白信奉这一信仰，而且这一信仰提供了反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的主要基础。但是，它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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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不是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比马克思主义更有吸引力的信仰。它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社会，或者我们有责任承担革命行动的重任和危险。它对所有的人抱有慈爱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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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主义信仰比马克思主义信仰更正确吗？要想毫不踌躇地说“是”，真需要有一些自满情绪。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从1933年新政（the New Deal）的开始，通过几十年的社会改革，有产阶级维护了他们的财富和特权。此外，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些阶级的统治下，我们的城市已经衰败，大自然遭到破坏，国家的财富在一场无益的、野蛮的战争（越南）中和致命的核竞赛中被挥霍。和平改革，或者对所有人类抱有自由的慈爱和希望，已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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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至少不是在没有严重疑虑的情况下。我们的疑虑也许部分来自苏联的失败结果这一事实，苏联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曾经做出过显著的、决定性的努力。但是，简单地从苏联的解体来推断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是不正确的，这也许是个错误。可以争论说，这是一种误用。因此，有必要注意到，对马克思的疑虑也许有其他原因，这大概主要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中。清醒地想一下，如果资本家和工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们面前除了专制主义和恐怖之外，还有任何指望吗？归根结底，马克思呈现出人类状态中一个黯淡的景象。但是，他没有绝望，因为他抱有十九世纪典型的对人民大众和历史进步的信心。然而今天，我们对人民大众的信心遭到像粗糙肤浅的电视节目的流行这类现象的动摇；我们对进步的信心，遭到我们这一时代发生的灾祸性事件的蹂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能够激发起绝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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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考影响了二十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工人不再是迎接一个新世界的依靠对象。在某些情况下，希望被寄托在像第三世界农民这样受压迫的、革命的组织上；在另一种情况下，寄托在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上。历史的进步不再受到自然经济演变的保障，而是依赖于大众意识的改变，这种改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作家、教授以及学生的影响。引起这种修正的因素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像马克思所想的那样严格地区别和敌对，并且承认绝大多数工人就像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一样，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及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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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追随者看来，尽管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但这种现实主义和灵活性已经为马克思赢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对它与原始观点中产生的期望是否一致有争执，它也带着一种颇为可疑的乐观主义表现为一种对自由主义的替代。但是，在马克思的追随者早已失去了他那激进的隔阂观和工人阶级的世界重任观的情况下，马克思还真的活在他们心中吗？难道马克思激发了一种对事物的看法，无论多值得考虑，他既不承认是他自己的，也不给予同情？的确，人们可以质疑，马克思是否会将他富有创造力的追随者们以他的名义创造出来的东西，视为一种新形式的自由主义。归根结底，这些追随者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对理智极其重视；也像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重视通过理智，特别是通过文化批评，引导每一个人——工人和有产者一起——走向无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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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该指出，所有从这个问题以及前一个问题中产生出来的疑问，是要表达在第一组四个问题中提出的议题。让我们再重新陈述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猖獗的仇恨和暴力，是我们能从中看到自己本来的以及不可逃脱的面目的一面镜子吗？如果不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混乱？我们又如何能够在这种混乱之后，辨识出我们的人生所依托的和平的人性本质？人类的才能，如理智，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吗？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设想，上帝已经死了——不再需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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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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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与本书中列在其他章节末尾的推荐书目一样，只是为了提个建议——帮助教师们创造性地思考适当的读物。只要粗粗浏览就会发现，这些书还远远不够全面。题目按年代顺序排列，大多数有简装本或其他不是很贵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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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The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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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会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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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ublic, Books 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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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1 一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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