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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人提出自由与平等是否可以共存的问题时，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两者不可分离。他们坚持道，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损害一些人的自由的情况存在。米尔和托克维尔不是十九世纪唯一的两个感到在他们的时代，自由并非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充裕和得到保障的人。另一个人是卡尔·马克思。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工业化国家享有的个人自由不比一场骗局好多少。人们从法律上讲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愿意为之工作的人工作，住在自己喜欢住的地方。但是，大多数人如果能找到工作，为一点仅仅能维持他们生活的薪水在肮脏、危险的制造场所工作，就是很幸运的了。他们的住处几乎总是窄小肮脏的。他们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遭受到奴役。但是，马克思认为，他们遭受奴役，不是因为平等恰好与自由是对立的，而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平等。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者——国王、贵族和主教们——但是替代他们的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更为冷酷、更为无情。然而这些却隐藏在表面上保证自由的行政和法律形式的背后。这些新的统治者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只有推翻制造和财政方面新的暴君，法国大革命的诺言——自由与平等——才能一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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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设想自由与平等是相互依靠的。他的许多最坚决的对手否认这一点。在这一争论中的主要焦点是资本主义。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创建了一种高度发展的工业秩序，这会使自由与平等都成为可能，但是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取代，人类才可能获得这些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引导我们来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社会的大门口，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我们进入大门。马克思的反对派中的许多人断定，自由与平等是相互冲突的，但是资本主义提供了两者实际上可能达到的最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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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哪一边——马克思一边还是资本主义一边——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对世界的期望有多大。人类的潜力能够完全得到发挥吗？马克思的追随者们通常设想，有了先进的工业化所提供的丰富物质，它们可以得到发挥。这将意味着同时享受自由与平等。马克思的反对派则设想，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世界也只能为人类理想的实现提供有限的机会。我们只能获得部分的自由与平等，并且只是一种很艰难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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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问题不仅仅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论点有关，也与托克维尔和米尔担心的一致性问题有关，这不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可以回答的。这是每一个人都能思考的问题。人们可以根据个人日常经历来判断，人们想当然拥有的自由是否名副其实并且完整。人们还可以判断，是什么威胁或侵犯了自由。做这些判断不亚于试图弄懂自己生活的特性和形成这种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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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自由与平等在美国的机会均等方面已经和谐一致了。他们承认，那里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但是他们宣称，向高处进军的路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在不造成不公正制度（这在对不平等的业绩给予同等奖励的状况中是固有的），不建立专制政府（这对于获得“平等的结果”——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实际平等——是必需的）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机会，以便完全发挥个人的潜力。他们争辩道，这是唯一一种至关紧要的自由与平等。但是，这种成就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吗？自由与平等能够在机会均等方面真正和谐一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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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用一个肯定的“是”来回答这些问题。机会均等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乍看上去，它似乎是说任何没有抓住与其他人平等机会的人，都不值得拥有其他种类的平等。机会均等有吸引力也是因为它似乎除去了平衡自由与平等的过程中固有的紧张。每一个人将得到最初的自由，但如果谁把自由挥霍掉，那么，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责任来解决问题。问题是，结果的不平等必然产生出机会的不平等。譬如，商人在一开始不比其他人的条件优越，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之后，不仅会给予他的子女巨大的优势，并且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自己也享受着程度愈益增高的更多机会。为了保证完全的机会均等，就似乎必须保证每一种生活条件的完全平等。因此，机会均等是一种诱人的言辞，但是这并不能清楚地解决任何问题。美国也许产生出了人类可能接受的自由与平等的混合体，但是，它是否产生出了没有失去任何一个因素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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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不仅赞美了自由与平等，而且还有“博爱”。在探讨了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后，让我们转向平等与“博爱”的关系。这样做，我们会用现代理念思考平等的基本位置，我们也会将本章中涉及的问题与前一章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这样也许可以方便地从隔阂的角度来考虑“博爱”。“博爱”有共同性，是对隔阂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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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像在前一个问题中一样问道，平等与共同性是否和谐。最近的一些著作提出了一个更好的问题。有些思想家说，不平等是隔阂的最初形式。根据他们的说法，人类大多数剧烈的分裂肇始于某些人对其他人有控制权，某些人富裕其他人贫穷，某些人继续受到尊重和吹捧而其他人永远生活在被忽视和鄙弃的阴影中。这些观点说明，隔阂也许能够通过废除不平等而得到征服。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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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果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废除了，隔阂会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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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它与工业社会人性化——使一个机械的文明关心脆弱、非机械的人——的问题有很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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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入士和改革派，如英国社会主义者和美国自由主义者，传统上用平等思想看待工业非人性化问题的解决方法。阶级之间明显的界限似乎是工业化最没有人性的方面。阶级界限比封建和君主统治更极端地将人们分开。阶级界限似乎还勾画出允许实业家迫使工人工作如此长时间，拿如此少的工资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使工人们的生活可能比农奴和奴隶在早期经受过的痛苦还要更甚。人们很容易地做出结论说，实际上，废除不平等将是对隔阂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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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业化的进步使这一结论出现了疑点。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最厉害、最持久的抱怨之一，是人的异化，而不是阶级界限和不平等。据说，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组成孤独的群体，富人和穷人一样孤独。这就容易使人这样回答说，孤独对于富人来说比穷人要容易承受得多。也许真是如此。但事实仍然是，工业化生活的主要不满从表面上看不涉及不平等问题，激进入士和改革派却总认为，这是没有改革过的社会主要的混乱。这一不满涉及隔阂的问题，它似乎甚至影响到那些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美国的中产阶级郊区居民显然不是感到与下层阶级或上层阶级有隔阂，而是相互之间（譬如，亲眼看一下典型的郊区就知道，住宅都是分开的，自足的，缺乏公共空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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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状况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人们遭遇的隔阂是否可以追溯到激进主义一贯攻击的不平等性。正像前面的话题所提到的，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相当不同的看法。这些需要通过检验，因为工业文明的前景取决于我们在两者中间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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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马克思代表传统的激进主义。两者都尖锐地意识到，现代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在削弱，影响了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卢梭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一书中对终身的个人异化问题做了生动透彻的描述。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可以被看做是对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生活片段的详细剖析。但是，对于两位思想家来说，问题的根源是不平等——一种仅仅是习俗性的不平等，这与人类的本质不是一回事。在人类遭受的许多隔阂的背后是一种超乎寻常的隔阂，所有其他隔阂都从这里衍生出来。这就是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隔阂：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产并控制着政府，而多数人只占有很少一点财产或根本不占有财产，并且成为一个异化的政治权力的无助庶民。这一分裂的结果就是，共同的、创造性的生活实际上已不可能存在——不仅对于悲惨的大众来说如此，即便对那些富裕、有特权的人来说，也被迫躲进一种恬适的、枯燥无味的防御中。人类可以获得生命的完整性的唯一方法是，废除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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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习俗的不平等和根本的人类隔阂不是一回事。不平等是对人性的触犯，并对真诚的关系有危害。因此，废除这些不平等，是克服隔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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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上个世纪（指十九世纪——译者），一些高度个人化的并且是深刻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通过使人们平等，我们也许加深了隔阂。这些思想家中最早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丹麦宗教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年）。他在将像承担义务和“信仰的跳跃”这类观念置入现代意识这一方面，大概比任何人的贡献都大。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种隔阂，就是与上帝的隔阂。他认为，平等很可能加强了这种隔阂。他的论点反对现在被称为大众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的个性并非只是遭到政府的审查和压制，而且遭到一个固执己见、爱嚼舌根的民众，也就是“大众”的审查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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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为他看到的一种现象感到不安，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个人、能够有情感和决断能力的个人的消失。他相信，只有个人才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真正的基督教取决于能否决定将个人的全部生活放在基督徒对永恒幸福的希望的基础上。这就是基督徒与其他所有人的区别。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只是因为其他人都是基督徒的话，事实上还不如根本不是基督徒。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似乎在他周围到处发生的平等化证明了人类在向一种状态转变，这就是每一个人只是其他人的被动的反应。这肯定是背叛基督教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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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讲，平等意味着与上帝的隔阂。但无论如何，平等是否会团结人类呢？对于克尔凯郭尔和任何严肃地跟随一种宗教教义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个人与超验事物的关系必须决定所有其他关系。这种关系的中断会推动一个人走向完全的孤立，当然，因此产生的极度苦恼，也许会通过像其他人一样地行动和思想来局部地缓和一下。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真正的个性依靠宗教的信仰。如果缺少信仰，个性也会缺少，自身的统一便一定会受到妨碍。克尔凯郭尔憎恨的一致性不是统一的标志，而是深深的隔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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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性不平等的削弱也激发了其他思想家的疑问或恐惧，而不是对重新统一的期待。这些思想家与克尔凯郭尔有相当的差异，相互之间也各有不同。譬如，托克维尔，我们已经讨论过他对美国的观察，他主要对平等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兴趣。他的兴趣偏重于历史性的后果而不是宗教性的后果。他的文风与克尔凯郭尔的热情和讥讽相反，他是冷酷地刺入。但是，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的结果，克尔凯郭尔如果访问过美国也可能会得到：缺乏勇敢而且与众不同的个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减弱。尼采也属于这一群体。正像我们已经提到的，他是个无神论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克尔凯郭尔和托克维尔非常不同，然而他在平等潮流出现的面前所感到的恐惧一点不亚于他们。最后，在二十世纪，一位有素养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年），他虽然与克尔凯郭尔专心致志的信仰论、托克维尔对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迷恋或尼采对基督教的憎恨都没有太多共识，但在他痛斥“大众的反叛”之时，表达了三者的精神。奥尔特加争论道，平等化威胁到我们的人性。这些思想家，虽然各有其特性，但都认为平等会逼迫个人与大众相一致，因此引起与自身真正本性的离异。一个与自身离异的人不得不与他人离异，即使他看起来与别人没什么区别。那么，自相矛盾地说，平等的获得就意味着失去了真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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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并不一定是保守的。大众社会的批评者并没有坚持维护传统体制或贵族等级。但是他们都拒绝接受常见的激进的信念，也就是取消习俗性的不平等将结束或缓和隔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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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向哪个方向迈进？激进派虽然主要注重阶级的冲突，但他们不否认，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隔阂已经成为更深刻的问题。然而他们确实否认，任何真正的平等化都来自于这一发展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们将自己与大众社会的批评者分开了。在事物平等的表面下，他们看到马克思一个世纪之前怒气冲冲地描述的同样的阶级斗争。因此，当代的激进派站在卢梭和马克思一边，认为我们应该向真正的平等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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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站在另一边的人，在他们之间无法得到对隔阂问题的任何统一答案，而他们提出的各种答案也没有激进派的答案那样简单、清楚。这是在公共辩论中对他们不利的一点。许多人建议，虽然大众社会的批评者，正像前面提到过的，并非全都保守，我们在对待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体制上也要加倍小心，要尊重。其他人则希望出现一些新的权威和领袖。总之，他们的情绪中带有强烈的顺从历史的意思。他们看不到一个完全可靠的解决隔阂问题的方法，他们也不假装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方法。他们打算做的则是阐明我们的境况。因此，为了既挽救人类自身的人性，也坦率地面对将来，他们准备继续一种反抗的孤独生活。将来可能比现在更好，但这是我们无法预见到或控制的，这是神或上帝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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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之时，让我提出一些其他思路，供那些愿意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又不愿意按照通常的思路——或是激进主义，或是保守主义——走的人参考。这些思路的其中一个可能主要会吸引那些具有激进性情的人。这个思路始于这样的观念，即我们克服隔阂所需要的不是纯粹、简单的平等，而是一种特别的平等。什么样的平等便是个问题。马克思本人这样的权威就曾经指出这个问题，他警告有一种共产主义，其中“工人的角色没有被消除，却延伸到所有的人”[17]。从这方面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过去其他激进派更缓和的激进主义可能会出现。这种激进主义得以解放它的追随者，使他们不必令人厌倦地进行强行性地宣传：每一个不受欢迎的形势背后，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也可能导致激进派比他们通常准备得更不充分，因此难以假设，任何平等的措施都会使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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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思路开始于这样的观念，即我们需要一种特别的不平等来克服隔阂。以这种观念开路，你也许能掌握住一个方针，既不保守，也不顺从，像激进派那样不妥协地肯定未来。但是，你会用新贵族政体的思想方法思考未来。什么样的贵族政体？像前面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平等？——一样，这个问题要求人们进行思考。科学家有资格组成一个新贵族阶层吗？一些特别有说服力的哲学家？教授和学生？技术的进步也许正产生出一批技术贵族？这些可能性都在暗示我们的任务不是建立平等，而是建立新的主宰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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