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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理念并不荒谬。这种理念通过它的可行性在许多世代的人中以及许多文明社会中展现了出来。它还得到我们这个时代像尼采这种非常有智慧并持怀疑态度的人的接受。然而，如今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种理念。我们对它在种族和特权方面的暗示太敏感，从民主角度看，我们对头衔不感兴趣，对继承来的财富和权力抱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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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是比出身更能体现优越性的标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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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得到了非常普遍地接受，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其意义不同。这就是业绩。可以说，优越性是由行为（action）而不是由存在（being）决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业绩有许多种类：譬如，政治的、军事的和学术的。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最受到尊重的也许是商业业绩。早期加尔文派（Calvinists）认为，这是上帝都珍视的一种卓越性的表现。美国人有时把军事上的成功看做卓越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Eisen-hower）的两届总统任期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必须提到，虽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优越性必须由业绩表现出来，但在什么样的业绩是最有决定性的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多少统一的意见。一种对于现代文明的分裂和不稳定性的评论会认为人类的行为不具有卓越性。这一事实削弱了我们对业绩尊重的实际力量和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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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具有不确定性，一个流行的观念尖锐地注视到了一些信念，如少数人的优越性和授权予他们的重要性。这就是能人统治论（meritocracy）。卓越性的等级制被假定存在，并被认为是构成社会组织的唯一合理基础。能人统治的概念不包括精确的规范，这些规范涉及决定卓越性的业绩类型或判断卓越性的最佳方法。但是，能人统治论一般是技术和行政效率的思想。卓越性被认为是科学、丁业和管理方面的，而不是艺术、宗教或英雄式的。能力比灵感更重要。这一概念在意识形态上趋于中性。一个保守派和一个改革派都可能相信功绩的等级制。但是，能人统治论易于受到保守分子而不是改革派的青睐，因为这个论点的前提是公正的概念，而在这一概念中，平等仅仅意味着机会的均等。因此，能人统治论的标准通常反对公正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案，因为这会危害到严格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力和地位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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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统治的思想为思考提供了一个及时的关注点。通过对它的思考，我们可以抓到前面提到的所有主要问题的实质：优越的人是否可以得到认证？通过什么程序？有什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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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是很难对付的问题，而且读者也许对找到它们的答案开始感到绝望。因此，让我们回到一开始，试一试另一个途径。这个途径一开始就抛弃构成整个讨论基础的前提——一些人在实质上比所有其他人都优越。相反，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一假定要求我们考虑一整套不同的问题。首先，如果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他们是否必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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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人类在本质上平等，那么，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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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的这个词在这里是作为自然的一词的反义词用的。所有来源于社会秩序的法律和习惯的不平等都是习俗的，这些不平等包括社会地位、权力、财富和荣誉的不平等。当然，有可能争辩说，在一个好的社会，习俗的不平等应该也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是以自然不平等为基础的。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人类在本质上平等，或自然地平等，那么，所有的不平等都纯粹是习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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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一思想在西方思想中已有上千年历史，之后才激发了一场对习俗的不平等（conventional inequalities） 的重大攻击。斯多噶派和基督徒都没有试图废除奴隶制，更不要说其他已建立起来的等级。他们的局限性来自于他们的信仰，认为除了个人的灵魂状态其他都不重要。而灵魂不一定受到社会中的等级的影响。它还来源于另一个信仰，认为社会秩序是上帝认可的，因此不能受到人类的攻击，由此产生的社会态度是不敬但顺从的。在已建立起来的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同时既得到谴责，也得到容忍——谴责是因为它们与平等原则相冲突，容忍是因为它们在根本上不重要，以及它们得自于神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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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人们开始感到，社会条件确实影响个人的道德和最终的幸福，并感到这些条件并非得到上帝的认可，那么，平等的思想就开始动摇已建立起来的秩序中的等级制了。这一思想像一座火山，沉睡的时间如此长久，致使人们已经忘记地下的火和岩浆，在旁边盖起了村庄。但是它突然开始爆发，喷发出的熔岩摧毁了周围的所有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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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重新陈述一下这一剧变的逻辑。如果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如果对他们本质的平等进行否认将不会在另一处得到补偿，却造成严重的、不可弥补的伤害，而且如果社会秩序是人类意愿的结果而不是神的造物，那么，不能用公众利益这个词为之辩护的特权和权力就是不可容忍的。近两百年前，人们已经开始看到所有这些情况都存在，平等思想不再沉睡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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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思想爆发之后，两个主要的思想家——近代思想的火山式人物——是卢梭和马克思。二者都表达了一个新的观念，即个人的整个生命和性格都是社会造就的。对于那些没有超验灵魂和超验生命的人来说，社会秩序是包含一切的命运。此外，两个思想家都反映出已经失去对社会由上帝操纵的信念，并越来越相信天堂的秩序无法补偿世间的非正义，或者可以减轻我们纠正它的责任。这些态度与平等思想相结合，使两个思想家都开始向牧师、贵族、国王以及所有其他的“主宰与权力”（借用桑塔亚纳[Santayana]的语言）进行挑战。我们今天生活在卢梭和马克思遗留下的体制废墟之中，我们能听到周围仍然回荡着他们对既成体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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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不与他们有共同的义愤。人类在本质上不平等决非定论。至少看起来并非能够足以清楚地证实，已经并且仍然在每一个社会盛行的财产、权力和特权上的不平等是公正的。我们也不十分清楚，宗教信仰是否迫使我们默许非正义行为。从信仰角度看，对非正义行为的矫正，无疑没有从纯粹的世俗角度看来得更重要。但是，宗教不需要，或许甚至不允许勾销世间之事。已得到承认的非正义行为总是得到神的赞许这一思想，是一个特别的宗教文化的产物，并非是宗教本身的一个必然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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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你基本的态度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都能很自然地看到，民众有史以来所遭受的镇压和剥削，是控制社会秩序的“值得尊重的”阶级所实施的一种持续不断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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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无论是由于本质上的不平等，或是社会条件的不平等，人们似乎在重要的特征上是不平等的，如，智商和情感平衡。此外，社会的运转似乎取决于权力和等级的不平等。只有少数人可以制订计划并诉诸行动。由于这些原因，即便感受到卢梭和马克思对有史以来严酷地强加于人民的不平等的愤怒，我们可能还是要收回实现完全平等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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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马克思的主要追随者们已经表明这种矛盾心理。卢梭和马克思一样，坚持激进的民主化的总原则，政府或是直接由人民掌管，或是由与人民休戚与共的代表掌管。但是，在制定实际的政府计划时，正如他曾经为波兰政府所做的一样，卢梭情愿赞同财富、等级和权力的不平等。一些马克思的追随者感到有必要做出甚至更为深远的让步，包括建立一种新的阶级专政并为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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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等化的踌躇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中是非常明显的。相当多的妇女经历揭示了自然和习俗之间严重的不协调。她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潜能被那些习俗规范所窒息，这些规范告诉她们，家庭才是妇女的范围，照顾孩子才是她们的职业。许多妇女因此奋起反抗。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有一种不是所有习俗都有的根据：特殊的生物能力和社会便利。许多妇女有很强的生育愿望。但是在大多数社会目前的组织状况下，母亲通常难以安排除了她们自己以外的任何其他人来照看她们生下的孩子。另外，一些儿童照管专家怀疑除了母亲之外，其他任何人是否可以提供儿童需要的关注和爱。因此，或是由于现有的社会结构，或是出于良心，许多妇女感到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一系列事务，虽然她们认为这些事务如果不是公然的不公正，至少也是个人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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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在这一章的后面回到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上，在下一章中，我们会从权力的高度再全面地看一下有关平等这个难以对付的问题。同时，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平等的理想，考虑它与其他两个理想的关系。这两个理想是在法国大革命时的战斗口号中与平等连在一起的：“自由，平等，博爱。”让我们从自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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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果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废除了，自由能够生存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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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可以”，因为自由与平等一起已经成为近代的主要政治目标。美国独立战争时莱克星顿（Lexington）和康科德城（Concord）的民兵是第一批努力达到这一目标的英雄象征。1789年，美国革命结束几年之后，法国大革命开始了。尽管出现了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尽管以拿破仑统治为结局（之后又恢复君主制），这场革命还是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传奇。有些人当然也谴责过这一追求，但这些人是少数，只是站在一边——偶尔也会走上这条道路——观望近代思想和希望的重要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大多数人假设自由与平等是完全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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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设我们的政治理想之间没有任何摩擦是切合实际的吗？我们中间很少有人在个人目标上是完全和谐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通常不得不为了得到一些而放弃另外一些。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公共生活就不一样呢？我们是有限的存在物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们不可能获得我们寻求的一切。我们也许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如果我们选择两者，我们可能必须满足于受到极大限制的自由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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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疑问不只是来自于推测，也是由经验激起的。对平等的追求，至少在某些方面，似乎已经对自由产生了危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贵族特权和权力的攻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导致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上升到恐怖的支配地位，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的短短几年中，又形成其他形式的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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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法国的经验并不能结论性地说明自由与平等有矛盾。在对平等的追求导致了对自由的压抑时，这种追求没有成功。他们没有取得平等。当然，旧的不平等遭到了摧毁，但是新的不平等又很快地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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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中的另一种经验也说明自由与平等不能共存。这种经验在一些社会中存在，这些社会比从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社会更接近平等。一些最仔细、最有知识的社会观察家确信，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地方，向平等方向的进步已经严重地危害了自由。这被看做是社会发展多于政治发展。一位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最受尊重的思想家之一，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警觉地看到，平等主义似乎将愈益专横的权力置于多数人手中——一种更多地通过公众意见而不是政府实施的权力——并且缩小了个人自由的限度。一部伟大的美国民主制度研究著作的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通过他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观察，得出了与米尔极其相似的观点。总体来说，托克维尔同情平等思想，而且，他相信渐进的平等制从历史的角度讲是不可避免的。他研究了美国，因为他认为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接近平等，因此能使他认识平等的实际结果。根据观察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不是政府的干预，而是民众那吹毛求疵的、永在的眼睛削弱了自由。托克维尔和米尔是最早注意到一种现象出现的人，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被许多作家看做是我们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现实，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the despotism of the masses）。自由丧失在社会一致性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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