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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民主只能在人数很少、范围很小的政治体制中施行，否则，经常性的人民集会是不可能的。代议制民主为大规模的、甚至全球性的政治一体化打开了大门。将众多人民联系在一起，不仅有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利益，而且在政治稳定方面也一样。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他虽然不是普选权的支持者）在著名的 《联邦主义者第10号文件》（Federalist No.10）中争论道，一个政体应该包含各种各样的利益，以使某个单一的团体，如种族或经济方面的少数派，在实质上不可能攫取统治地位或者进行对抗公众利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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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点为代议制民主做出了清醒的、合理的辩护。支持直接民主制的人能否做出同样清醒的、合理的辩护，的确值得怀疑。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主张更缺少说服力。其实，那只是另一种主张而已。代议制民主的支持者通常以常识为基点，也就是说，除了其他方面，他们期望未来的人民仍然与他们过去的自己一样，作为整体，很少表现出敏锐的智慧或坚实的责任感。另一方面，直接民主的支持者通常更依靠希望而不是经验，依靠人们会变成什么样而不是他们实际是什么样。至少有两种令人容易相信的观点激发了直接民主的理念，其中没有哪个会由于与常识的对抗而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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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管理自己生活的人，不应只是消极地并片面的认为自己应该生活在一个按个人喜好行事的领域中，而是应该积极地、全面的考虑如何筹划并决定生活的整个秩序。个人自己可能难以如此获得主权，但民众可以。直接民主允许个人分享最高主权，而且，很大程度上的意见一致将进行管理的民众联接在一起，个人就会感到人民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个人的决定。反之，代议制民主意味着消极的公民身份。如卢梭所断言的一样，你参与选举是自由的，但是在其他时候，你是个臣民而不是主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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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共同体不可能被代议制民主的概念所接受。代议制可以缓和但不能够战胜存在于掌权和不掌权者之间、政府和被管理者之间巨大的分歧。很少有其他境况能够使人们相互之间隔阂如此之深。直接民主的一个持久性的号召力是，它保证跨越这一鸿沟，人类不再会有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所有的人都一起受到统治，也一起进行统治。直接民主可以彻底地、确实地成为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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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乎一方实际的正是另一方的幻想。你将如何进行选择？ 思考下面的问题，可能有助于你表明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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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有多少时间值得介入政治？卢梭认为，“一个国家的宪法越好，公共事务对公民头脑中的私人事务就有越多的侵占”[19]。但是，公共事务对私人事务的侵占一定好吗？卢梭认为好，那些全心全意支持直接民主的人也必定这样认为。但是，被公共事务挤出去的私人事务可能是阅读文学名著、创造艺术作品、陪伴朋友和亲人的乐趣、个人在体育或一种工艺方面的技术的培养，或者是对学术或科学研究的追求。这些都没有公共事务重要吗？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它们更重要。直接民主要求每一个人大量的时间及精力，很难相信你能够在逻辑上赞同这一制度，除非你相信，我们只能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实现我们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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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社会有可能在没有官僚制的情况下，也就是没有组织严密的专业管理人员队伍的情况下运转吗？如果可以（譬如，马克思就相信可以），直接民主在某天就可能行得通。如果不可以，直接民主的理想也许就是个幻想了，因为，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的贵族政治，官僚多多少少是稳定的、有特权的统治集团。在有官僚制存在的地方，只有有限的、非直接的民主可以存在，而且，只有当官僚制绝对对人民负责时才可能存在。而且明显的是，那些掌握一定专业技能并且经常见面的代表更能够承担这种责任，而非那些只是偶尔见面的众多杂聚在一起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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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问题的解决要依靠人类哪些品质？如果最重要的是专业知识，譬如，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直接民主就是一种可疑的理想。公民不可能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科学和技术的时代，这个时代存在大量复杂和大规模社会现象，因此看上去好像应该是专家掌权。人类是否有某些普通男女都具备的共同品质，而专业知识都应该从属于它们呢？有人会说有：品德和常识。但是普通人真具有这些品质吗？它们实际上与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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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问题反映了我们调和权力与个人尊严的努力。民主的基本思想是，要调和，主权或最高权力就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但是怎样才可能做到？民治政府，从字义上讲，便不是政府。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概念是两种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代议制民主是“实际的”解决办法，默许政府的必不可少性，也就是集中的权力，并且只要求实施这些权力的人定期地得到人民的认可。直接民主是“理想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慢慢地向无政府主义靠近，将政府缩小到一个从属的管理机构，号召人民自己通过法律。代议制民主没有克服政府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异化状况，但它那现实主义的态度也使它并不试图去那样做。直接民主富于想象地攻击这种异化，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复杂的、工业化的世界直接民主是否真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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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对于权力正当归属问题的各种争论不是以超然的态度进行的。相反，争论的态度是尖刻的、激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权力是许多人贪婪地渴望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权力就是生命，没有权力的前景是令人沮丧的。权力真的有益于其所有者吗？它能促进幸福吗？或者它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它是改进了有权人的人性——譬如，使他们更好地为他人服务——还是使他们变得傲慢和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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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权力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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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古老的、截然相反的答案使这个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为人类完满实现人性构建了一个尤为有利的领域。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指，通过政治活动我们可以真正实现我们的主要潜能。我们本质上是联接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本质，经常被表述为勇气、自尊以及诚实等美德，只有通过人际关系的手段来实现。所有关系的总和是国家（更确切地说，是城邦），国家接受并协调所有小一些的团体。要完全地与我们同类的人联系起来，需要有意识地参与国家事务，也就是政治。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其他公民一起掌握权力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丰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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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兼顾美德和幸福。在近代，许多人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政治活动同时是义务，也是自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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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只适用于在好的国家施行的政治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一个暴君或支持一个暴君都是没有美德或不幸福的。真正的政治活动只有在能够自治和进行法律统治的地方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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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里士多德完全相反的观点出自另一位伟大的古代思想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前270年）。在看到城邦制的垮台后，伊壁鸠鲁在有着轻微的快乐和最少的痛苦的生活中寻求安宁。他的观点在训诫“不为人知地活着”（live unknown）中得到总结。伊壁鸠鲁试图处理生命中根本的迷惑（与现在的异化相似），它们来源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邦制的没落。在一个突然变得广阔而陌生的世界中，伊壁鸠鲁希望发现一个人如何能够达到自足与安宁。他的探索导致他否认“人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观念。政治意味着与幸福生活的完全对立，意味着永久性的烦恼和对其他人的依赖。只有在私人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坟墓——中，一个人才可以找到幸福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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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持伊壁鸠鲁观点来观察美国社会的人会说，那些寻求政治生涯，从当地和州政府的位置上升到华盛顿的权力顶峰的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将碰到的只有烦恼和痛苦。他会同样地谴责激进的斗士和活动家，因为他们和政府成员一样，严重地违背了冷漠无涉的原则。一个持伊壁鸠鲁观点的人甚至不会同情选举的主张。最好集中精力维持自己私人生活中的平衡及和平，而不去管当前的政治形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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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有权力是否好”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所有答案上，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站在了两个极端。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不愿意支持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种立场。许多人可能会说，行使权力不会改善一个人的生活，为其带来满足感和幸福，但是这是一种责任，因此至少可以提高一个人的道德观。与此相近的一个观点是在伊壁鸠鲁时期之后的一百多年，由斯多噶派提出的，为管理和保卫罗马帝国所需要的政治解决办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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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噶派有关宇宙是一个神圣秩序的概念，强调了人们应认真履行符合自身地位的职责。每一个人应该起到一份作用，无论这份作用是什么。不应该去寻求政治生涯，但是，任何在正常生活道路上被引上政治轨道的人，都应该接受这一责任。一个奴隶应该接受做奴隶的命运，并且意识到，一个人的人性不可能被遭受奴役所摧毁，却会由于没有理性地、冷静地认真履行参与宇宙神圣秩序的自身职责而遭到摧毁。一旦面对政治任务，一个人就应该履行职责，不要被攻击勤勉的掌权者的种种犹豫与泄气所左右。无论结果如何，一切都是它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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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必须承认，如此严肃地强调责任，在政治动乱时期会很有用处。罗马证实了这一点，也许美国人将会看到这一点的时间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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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观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以及斯多噶派的——都带有一定的希望，而且是建设性的。伊壁鸠鲁和斯多噶派的观点反映出幻想的破灭，但是告诉了我们，在邪恶围绕着我们的时候，如何很好地生活。有一种更玩世不恭的观点，有时像我们的观点一样受到干扰，很可能有不少追随者。根据这一观点，权力不是道德性或对社会有益的，但是值得存在，这或者是为了向无情的人提供机会满足个人的利益，或者只是为了实施权力的乐趣和振奋。我们不期望看到哲学家们对这一观点进行争论，它反映在那些太热衷于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因而没有时间进行思考和写作的人的生活中。要想在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它，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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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马基雅维里无论对统治者寻求的目的，还是他们运用的手段之内在道德规范，都不是漠不关心的。对马基雅维里来说，成功不是一切。但是他对权力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他经常显示出对灵巧的政治花招的满意，却不关心它的最终结果或它的内在道德规范。此外，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当权力采取了暴力和恐怖形式时，权力的魅力似乎得到了加强。虽然他没有明确地为两种观念——权力本身就是目的，以及权力只是满足实施权力的人的私人利益——作辩护，他的著作有时表达了他的感受，认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地通过政治精湛技艺的荣耀和刺激，就被证实是正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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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否对掌权者有益，在今天是一个尤其紧迫的问题。二十世纪的政治充满了混乱和暴力，近代政府面对的问题无论在数量上和复杂性上都是惊人的。权力对于那些在任何时代实施它们的人是不是幸福和满足的源泉，这一点还很不清楚。在当今这个时代，拥有权力似乎是一种特别值得怀疑的特权，特别是对于那些关心个人安宁和道德正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今天的政治经常遭到最聪明和最诚实的人的厌弃，却吸引着那些寻求财富、名声和权力的人。这种状态构成了政治秩序中的危机。如果最好的人唾弃政治权力，而最坏的人热切地夺取权力，我们便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说，麻烦会越来越大。这些议论有多少适用于当今社会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是，对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许多社会这一点，似乎没有异议。因此，我们面前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如果拥有权力是不折不扣的好事这个原则可以成立而且得到接受，政治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类活动的领域。如果这一原则不能成立，那么，悲观主义——不仅涉及不久的未来而且涉及整个人类历史——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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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让我们假设，我们已经确信，权力是一种实际的需求，而且，实施权力从道德上讲有其合法性，那么，那些权力的从属者会怎样呢？他们为什么要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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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为什么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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