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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表面上，拥有权力是高尚的和光荣的。没有权力并且从属于其他人的权力，至少在表面上是没有身份的。为什么一个人要接受这种地位？这是政治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那么，整个政治秩序，包括所有职能、法律以及尊严就都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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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方法提出问题就是，什么能使权力合法化，或者，什么能使权力从赤裸裸的力量转变为权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一直对严酷的权力、对要求没有任何道德权利支撑的顺从感到不满。但是，一直没有要战胜这种受到触犯的感觉的需求。不顺从是危险的。一个脆弱的有关合法性的断言就足以使大多数人变得顺从。然而，并非只是一小部分激进派或特别认真的人，如贵格会教徒，才询问为什么人们必须服从政府。几乎所有人的自尊都依赖于他们服从的政府保证有道德权利使人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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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国王神圣的权利。直到几个世纪以前，大多数政府仍声称，他们的权力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这种断言在基督教社会出现之前还说得通。“自有史以来，”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写道，“国王一直与暴君、地方行政长官或政府官员区别开来，因为他具有一种神授的能力（charisma）或神的托管，使他与其他人不同。”[20]当然，从这个原则中做出的一个推断是，必须绝对服从。政治反抗就是对神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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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王具有神权的概念似乎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抑制了问题。确实，权力令那些从属于它的人承担了巨大的道德负担，而且毫不奇怪，在宗教时代，人们通过想象权力是得到神的认可的来减轻这种负担。神权的观念完全是荒谬的，并非首先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宗教性前提的基础之上，而是因为这一前提——上帝——不能证明结论是合理的。上帝使每一个政府变得神圣这一观念，并不比上帝使每一次革命变得神圣的观念对宗教信仰更有必要性。国王通过神权进行统治的观念之所以持久的一个原因，可能正是统治阶级希望压制一个爆炸性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一观念不是通过开放的探究而获得的，而且根本经不起这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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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一种观念的完全转变。世俗性和宗教怀疑主义使神权的信条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在有关服从的问题上，个人自由的理想将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到了政府的身上。同时，民众中出现的自信和政治觉悟已经使抗拒行为具有创造历史的潜力。因此，“为什么服从？”这个问题提得越来越多，并带有不祥的坚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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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神权理论之外，为服从所做的最简单的辩护，可能就包含在同意的观念（the idea of consent）中。正如洛克所说：“人…在本性上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没有人可以在不得到他自己同意（Consent）的情况下，被逐出这个状态（Estate），从属于其他人的政治权力之下。”[21]一个人不是非要服从，除非他自愿地同意这样做。至少，洛克曾经似乎暗示过，不仅政府的成立需要同意，而且每一项严重影响个人生活或权利的政府活动也需要同意，因为，他写道，“最高权力（Supream Power）不能够在不征得人们自己同意的情况下，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他的财产（Property）。”[22]如果这一训谕按字义得到遵守，交纳税务就是自愿的了。的确，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义务去服从，除非在每一个特别的状况下同意这样做，那么，严格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服从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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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义务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将政府置于自由的从属地位。假设洛克没有想走得如此之远，要求每一项政府的活动都要经过同意，那么，他总的观点是，不能正当地向人们提出任何不符合个人非强迫性的、清醒的意愿之要求。毫不奇怪，一些政治思想家试图设计一种没有太多无政府主义调调的服从理论。其结果之一是“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理论。这个理论最终是由卢梭系统阐明的，但是，在其他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也含蓄地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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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理论，服从的义务不取决于一次在先的同意行为（虽然卢梭恰巧将同意概念加进了他的政治理论中）。如果一个政府的运行遵奉卢梭说的“公共意志”，那么，这个政府值得服从。什么是公共意志？或者用更合适的形式问，什么品质使意志成为公共的？不是简单的每一个人的意志，因为这只能使公共意志成为同意理论的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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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明确地将“所有人的意志”（the will of all）和公共意志区分开来，断言说，它们通常有很大的不同。他写道，所有人的意志“只不过是特别的意志的总和”。[23]按照卢梭所说，公共意志之特性是“只考虑普遍的利益”。[24]要使意志成为公共的，它必须是面向每一个人的利益。现在没有必要问，是否能有这种利益，是否有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分享的一种价值观。这取决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人类是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里是指，公共意志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政府只有在它的命令代表了真理和所有人的最高利益时，才可以合法地要求对它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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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承认人会犯错误，因此所有人的意志并不一定是公共意志，这个理论导致了另一个理论的产生，也就是，一个统治者，甚至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也可能代表着公共意志。因此，一些学者宣称，在希特勒的政权中，看到了卢梭的精神。然而，这是对卢梭的误读。不管《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书有多复杂，卢梭自己的言词似乎很有结论性。“真正的公共意志，”他写道，“必须在其目的和实质上都是全面的……它必须源于全体，施于全体。”[25]因此，尽管人民的意志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一种面向普遍利益的意志并非就是公共意志，除非它也是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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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并不是那么不实际，要求每一个决定都一致。当他说公共意志必须“来源于全体”时，他并不是指字面上的全体。他愿意用大多数——人群的大小取决于当时的状况——这个说法来代替“全体”。政府不必在每一次行动中取得一致同意。这似乎比较合理。但是，公共意志的整个观念导致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令人吃惊，但很重要。这就是，服从公共意志，即便是在胁迫之下，你也是自由的。服从和自由，通常是相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却是相同的。怎么可能呢？答案在于逻辑性。假定当你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时，你是自由的。但是，你真正想做的，是实现你自己的最终利益。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你自己的利益就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而公共利益是公共意志的目标。因此，当你服从公共意志时，你追随了你自己的真正意志——你做你真正愿意做的事。这一结论是必然的：服从公共意志，你就自由。即便你感到了这一意志的威胁或压抑，这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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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推理用这种干巴巴的方式陈述，为的是搞清基本理论，而不是引起读者的拒绝。如果要拒绝这个理论，也应该在仔细思考过后，因为卢梭的观点并不荒谬。这里重申一下那古老的信念：我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因此不是在追随某种任性的个人冲动，而是起到积极的、忠诚的公民的作用。即便我们进了监狱，只要对我们的监禁是正当的，这就是对的。即便需要我们做出伟大的牺牲，如在战斗中失去了生命，只要这一要求和整个人民的意志与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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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的问题提出来的主要问题是服从与自由的协调。“放弃自由，”卢梭断言道，“就是放弃做人。”[26]但是，政府的实质是要求服从，因此很显然，是对自由的放弃。即便最好的政府怎么可能不是对那些生活在它下面的人的人性的摧毁呢？无政府主义者宣称不可能。在另一方面，同意理论和公共意志理论都尽力为政府开脱，指出一个人如何能够服从政府，但仍然自由。两种理论之间的主要不同是，一种理论认为自由只是有意识的意愿，试图通过追溯到同意的行为来使服从合法化。而另一种理论认为自由并非一种完全有意识的意愿，因为在意欲获取我自己的利益时，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政治措施会促成它。公共意志的理论坚持，即使一种法律不建立在明确的同意的基础上，它也能提出有利于我的利益的要求，因而加强了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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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理论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意理论在表面上看似简单、能够理解，但难以看出如何能将它运用于实践。它不可能认为，每一个政府命令的合法性都取决于一次独立的同意的行为。这必然无法与稳定的、有效率的政府和谐共存。因此，它必然是指，每一个政府命令的合法性来源于在先的同意行为。问题是，一个命令的背后很少有这种同意。人们一般不会把自己清楚的、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在他们之上的政府的。读洛克的文章，我们可以感到这个困难给他带来的窘迫。在有关税收的一段中，他断言，当财产从公民手里拿走，必须“得到他的同意，譬如，大多数人的同意”。[27]因此，个人的同意与大多数人的同意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做法没有明显的合理性，只是使服从的问题更加尖锐：为什么要服从多数？在另一个段落中，洛克断言，一个人只要在政府的道路上自由行走或简单地进入它的领土范围，就是给予政府的一种默许。[28]然而，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最受人鄙视的暴政也是建立在受统治的人的同意的基础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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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接受在无知和混乱的情况下给出的同意的约束？ 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在希特勒刚上台时发誓效忠希特勒，在道德上一定要服从纳粹政府每一个命令吗？这是同意理论挑起的问题中的少数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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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共意志理论几乎也是问题重重。它暗指，一个人，像卢梭那句众所周知的话一样，也许是“受到逼迫才得到自由”（forced to be free）。在警察的监督下，你也许有自由做你根本不愿做的事。你甚至在监狱中也是自由的。黑格尔说过，在卢梭的精神中，罪犯真正地情愿受到惩罚，这就是说，一个明智地、公正地执行刑事责任的政府，通过把人锁锢起来而使他们得到自由。比起罪犯是受到一种邪恶意志的奴役的说法，这个观念就不是完全荒谬的了。但是这个观念使人停下来思考。也许在强迫与自由的平衡中，藏有什么危险的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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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志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与刚才在同意理论中指出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即它不可能迅速的在实践中应用。的确，根据公共意志运转的政府与根据同意理论运转的政府相比，并非更远离实际存在的可能。然而，如卢梭设想出来的一样，公共意志理论需要民众积极的、不断的参与司法程序，建立公正的法律以及合理的社会秩序。没有任何西方民主制接近这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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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清楚地显示出，主要的服从理论没有使我们的头脑安静下来，也没有使我们出于良知服从在我们之上的政府。相反，它们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服从政府时，同意理论和公共意志理论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不去服从。他们定下的标准非常高。因而，这些不仅是服从的学说，也是不服从和革命的学说。它们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洛克的哲学思想在美国革命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卢梭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今天，要精确地、严肃地实行这些哲学思想，便会使社会动荡。那么，为什么受到主要的合法思想谴责的西方国家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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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原因是革命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艰难的运动，西方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无论他们是不是应该如此）一般都比较满足。民众的满足最主要是因为物质的丰富，直截了当地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矛盾，工业化的进步削弱了革命意志。在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中，极少数人渴望革命，加上政府指挥着高度精巧的行政机构和警察组织，革命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也不仅是民众的满足或完全的不实际阻挡了革命道路。至少暂时看来，革命已经丧失了信誉。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二十世纪中所见到的最激烈的革命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所有的革命都使独裁政府掌握了权力。作为对革命的回应，还产生了一种流传广泛的感受，认为革命超越了人的能力，表达了一种希腊人称之为自大（hubris）的傲慢，并认为它是祸患的前兆。这种感受可能没有基础，但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它加强了工业繁荣带来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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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的普遍性地不关心和怀疑，无论总的来说站得住脚或站不住脚，都没有解决服从的问题，并将我们置于一种与政府权力不清楚的关系之中。西方国家中大多数人通常是默认的，但这种默认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经过思考的，反映出他们对其政府几乎没有多少尊重。如果他们思考这些事情，他们会多多少少意识到，他们上面的政府没有达到合法性的最高标准。但是，由于所有前面提到过的原因，他们并不期待革命，或者任何一种原则性强的不同于出于个人私利的形式的不服从。但是，这是一种在道德上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服从总是、也必定是意味着放弃自我。选择和责任的中心从自我转移到那些统治者。此外，一个人在道德上会受到政府和社会造成的不公正的影响，因为服从就是支持，只有通过服从，政府和社会才立得住。这些问题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远离普通公民的思想。能够模糊地感到道德方面的利害关系重大，因为它使得大多数人期望能够证明他们服从的政府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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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从与抗拒的问题上，我们是否有任何办法恢复并确认一种责任感？不能说通过复苏1776年革命精神（美国）和1789年革命精神（法国），就有办法了。认为革命通常是一场悲剧的当代思想更能说明问题。提倡随意的、持续的不服从，即便没有革命的意愿，也是不负责任的。文明依赖于服从是常态、抗拒是例外，否则，支撑有教养的生活的基本秩序就会被打破。然而，服从是一种严肃的责任，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甚至压在那些没有考虑过这种责任的人——大多数——的身上。一种革命的精神具有这种责任的意识，将革命精神传下去，即使是出于实际的目的，也不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只有人类能够提出“为什么服从？”这一问题，而牲畜不能。因此，从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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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索不可抗拒地将我们推向公民不服从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否告诉了我们如何能够恢复并确认完全的政治责任感？公民不服从可以与随意的及犯罪的不服从形成对比。与随意的不服从不同，公民不服从是有选择性的、有目的的。人们抗拒一种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法律，或不公正环境的象征，人们的反抗是希望推进一种政治目的，如改变法律。与犯罪的不服从不同的是，公民不服从针对的是公共价值，而不是只针对个人价值，并且，它通过默认针对不服从的处罚来肯定法律的原则。实践公民不服从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政治上的老练——技术和策略的知识。孤单一人一般不具备所需的知识，公民不服从的重要措施不可能只出现在分散的个人决定中。这需要一场运动或某种集体的努力。一场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否应该得到推崇？有思想的人是否应该开始掌握并传播公民不服从需要的知识？这有助于使“为什么服从？”的问题有新的活力吗？从而使对国家的服从——无疑，这通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比现在更富有思想、更有责任心、更有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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