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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西方政治思想比立宪主义更具有权威性。在两千多年中，一直有一种广泛的、稳定的统一意见，就是政府必须在公众监督下和强加的限制下行使权力。也许，这种共识最有影响的现代表达方式可以在约翰·洛克的著作中找到。洛克只是现代坚定的立宪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中的一位。此外，洛克的观点源于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中世纪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是古希腊和罗马立宪传统的衍生物。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可以有这样深厚的背景。自从产生政治思想开始，无法无天的政府一次又一次遭到谴责，被认为是荒谬的、违背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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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对这一传统的观点也很多——如果不是在数量上，至少在质量上如此。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家真正提倡过极权主义，也就是政府对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控制，但是，有一些是反对立宪主义的。在思想史上有四位很突出，每一位都代表了不同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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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拉图反对立宪主义，因为他相信少数人的智慧。在他生命的晚期，当他面对着智慧之人不可能获得权力这一现实时，他支持了立宪主义。但在早期，当他相信哲学家可以成为统治者时，他反对政府屈从于已建立起来的限制。他的逻辑是，完美的智慧有能力为自己的权力应该达到什么高度作出决定。柏拉图将哲学家—统治者比作医生，不为先在的条例所牵制，但在每一个具体的病例中，能够确切地诊断出病人的健康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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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没有柏拉图对哲学家的那种信任了，但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想。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可以由专家们来解决。科学的和技术的智慧，而不是哲学的智慧，得到了我们的信任。因此，我们可以有逻辑地质询，拥有一个被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限制因素所影响的政府的美国，是否可以用二十世纪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解决贫困和城市混乱等问题。美国宪法几乎使所有用于解决任何重要社会问题的科学计划都无法顺利施行。这部分要归因于立宪主义中固有的决议流程，这些流程在美国宪法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些流程保证最终决定了的每一条措施都包括相当多的妥协，这些妥协可以使受到这项措施影响的各种利益都接受它，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伤害了科学的求实性。此外，除了程序上的限制，还有实质上的限制。在一个立宪政府下，人们不能被强迫迁移、改变生活习惯、做某些特定工作或做任何科学可能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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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立宪主义和科学政府水火不容是不过分的。哪一个更重要？这就是柏拉图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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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布斯反对立宪主义是因为他对人性持悲观态度。霍布斯著作中许多段落显示，他不期望甚至设想不出任何类似现代极权主义一样的体制出现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人太过于不安分、自私，而且有着天生固有的混乱本性，因此无法建立被禁绝于生活的某些领域的政府。霍布斯对宗教的容忍态度就是这种立场的典型。虽然他远不是一个希望对每一个人强加一种单一信仰的教条主义者，但是他认为，政府必须有权力控制宗教信条和礼拜的形式。一个过度的容忍规则将会导致重新打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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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安静的美国郊区，霍布斯可能会被看做只是个教条的悲观主义者。但是如果超越了郊区再看一看：充斥着贫困和种族问题的城市不正是霍布斯式的世界吗？整个地球不正是霍布斯式的世界吗？它不是在相互猜疑、全副武装的国家中四分五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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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对立宪政府的影响在今天的社会中是明显的。有些注重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人，要求警察可以用无论何种必需的方法和诡计来对付犯罪嫌疑犯，以侦破和抑制罪行，他们不应该受到仔细的法官在宪法中可以找到的规则所限制。非常霍布斯式的要求！霍布斯式的精神也支持着许多人——譬如，那些反对国会对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加以限制的人——免除宪法对外交事务的限制的意愿。对国内罪行所实施的原则，与对国际冲突所实施的原则是一样的：秩序先于一切其他价值，在一些情况下，秩序取决于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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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柏拉图反对立宪主义是出于对少数人的信任，那么卢梭反对立宪主义是出于对多数人的信任。当然，这种声明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卢梭从来不公开地攻击立宪政府。此外，他热情地支持立宪主义的一个方面——法治政府的原则。他认为不通过法律的形式，任何主权民众（the sovereign populace）的要求都是无效的。（法治政府的思想是立宪的，因为，它意味着对政府有一定的限制——它必须永远符合法律形式。但这只是立宪主义的一个方面，因为，在符合法律形式的同时，一个政府要管理宗教、演讲以及其他每一种个人活动。）卢梭的例子表现了人民政府可以有独裁的味道。正如柏拉图认为任何人类的机构都没有智慧或权力限制哲学家一统治者一样，卢梭认为，除了人民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类机构能够合适地给人民强加一些限制。卢梭似乎设想出一种共同体，在那里，个人的生活并人到共同生活中，并在每一个细节都受到民众意志的管理。卢梭提倡一种“公民宗教”，譬如，“有一种公民的信仰，其内容要由主权者决定，它并非作为宗教的精确教义，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没有它就不会有好的公民或忠诚的臣民。”[29]卢梭要求，任何拒绝接受这种信仰条款的人应当遭到流放，而那些表示信仰，但“行动上却好像不相信它们”的人，应当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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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极权主义与美国宪法的精神和结构都相距很远。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富有战斗性的学生行为常常具有极权主义的色彩。在校园的造反时期，大学的正常程序遭到破坏，反对意见被呐喊声淹没，“不可辩驳的要求”是当时的规则。学生集会通常是以一致性为特点，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性的，但是在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和缺乏限制的情况下，那远远不是合乎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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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评家通常断言，在大学和整个社会已建立起来的限制形式是为了保护现状而设计的，包括那些应该受到摧毁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许是这样的。但是，这一断言提出了一些更严肃的问题。在没有正义相伴随的时候，立宪主义是不是有害的而不是有价值的呢？立宪主义不如正义有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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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这些问题，我们碰到了第四个反对立宪主义的可能的原因：立宪主义阻碍了正义。我们的时代中许多强有力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他们中间最有影响、最有才华的是乌拉迪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年），他（与托洛茨基一起）是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始人。列宁彻底地研究了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因此，他的基本原则是民主的，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给予人民以自由和权力。但是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对西方立宪主义不信任的看法（它只是掩盖了统治阶级无限的权力），并且，他发现了马克思没有看到的问题：劳动人民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自发地成为革命者，反而，他们会形成一种与上层阶级妥协的倾向，只要他们偶尔得到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这类利益，就会接受资本主义的延续。用列宁的话说，他们形成了“工会意识（trade-union consciousness）”，而不是革命决心。列宁得出的结论既简单又大胆，对于现代文明是决定性的结论。不能让工人阶级自发地发展，必须由绝对忠诚、团结的革命者中的精英来启发并训导他们。这些精英，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会领导工人阶级先是推翻资本主义，然后强行镇压资本主义的残余，从而为普遍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建立基础。这就是列宁创建并领导的共产党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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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柏拉图和卢梭的观点。列宁的精英论和柏拉图的一样，是有科学性的。的确，列宁的科学观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与柏拉图的观点非常不同，但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就像哲学家一统治者一样，被假设认为完全懂得人类生存的决定性力量和最终目的。虽然列宁在他全部的成年生活中是一位积极的革命家，他仍然经常以强烈的诚挚致力于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列宁的观点与卢梭的观点相似，最终目标是民主。确实，列宁对民主的看法比卢梭的更彻底：政府本身将最终消失，人民将在没有任何政府中所固有的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但是，这一期望标志了列宁与柏拉图和卢梭的不同——他根本不相信政府，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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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鲜明地代表着一种在二十世纪广为接受的观点，这是他极力创造，或至少是极力传播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流行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这个观点认为，立宪主义（以及民主）取决于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和公平分配，在非工业化、贫穷以及受到拥有土地的寡头政权压迫统治的国家中，要求宪法的保护是无效的。人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转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拥有统治权的寡头政治被推翻、被连根铲除，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才能得到实现，财富才能得到再分配。这些情况出现的同时，免除立宪主义就不但是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无数的学者和学生——他们中间许多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都赞同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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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列宁的这些假定的力量和盛行，也许，列宁为许多读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来考虑立宪主义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假定，贫困、没有文化的农民既不懂得也不关心立宪主义的话，我们是否无意识地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态度？毕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立宪主义就是自由种普遍的利益。此外，如果假定一代革命专政将为立宪主义铺平道路，我们是否就太幼稚了？很难看出苏联做到了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百年前就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哲人”将宣布，没有犯罪和罪孽，只有饥饿，也就是说，反社会的行为起源于经济状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改革者会在他们的横标上写道：“让人们有饭吃，再询问他们的美德！”[30]列宁以及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随他的广大民众，实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把“美德”——尊重道德观念、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放在次要地位，是灾难性的，这不仅会威胁到自由的永久丧失，还会威胁到使我们成为人的那些品质的永久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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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重要性，让我们简单地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家中间有一个广泛一致的观点，即权力只有通过分割才可以处于宪法的限制之下。因此，立宪主义的支持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权力分割的支持者。从另一方面看，那些赞成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完全凭意愿支配权力、不受宪法限制的人，几乎总是偏重于权力的集中。因此，我们可以重新提出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中是否需要多于一个的主要权力中心？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的讨论中不很明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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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应该被分割成两、三个独立的中心这一观念，建立在与立宪政府同样古老的传统之上。当柏拉图面对哲学家可能永远无法获得权力的前景时，他总结道，将权力集中在任何单一群体中都是不明智的。相反，权力应该被分割在那些具有智慧特征的人（如老年人），以及有幸被多数人选中因而可以代表整个民众的人中间。这一观念，在我们讨论“谁应该掌权？”这个问题时，简单地提了一下，它是权力分割的原则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在柏拉图写作的时候，作为常识而不是政治哲学可能已经是非常古老了，但一直到今天的常识和政治哲学中它都持续存在。它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在美国宪法中规定的形式。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在其多种多样的变体中，这种观念一直扎根于一个基本信念：完全的权力集中会危害到文明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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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人们认为会支配神圣主权的基督教的正统派，也对权力分割的原则有一种独特说法。这就是“双剑论（doctrine of the two swords）”，由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Pope Gelasius I）在五世纪末提出，几乎每一个后继的基督教思想家都以某种形式追随着他的观念。这一学说提出，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应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便是在教皇的手中也不对。人类不应该处于一把剑的绝对统制之下。的确，大多数基督教思想家，不仅是在中世纪的而且还有近代的，都认为应该只有一个单一的教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声称这个单一教会应该管理或者应该完全控制那些进行管理的人。保证世俗秩序的任务不同于将人们引向灵魂的拯救的任务，它应该由独立的权力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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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和无神论者很快地指出，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家很少有容忍性，因而，双剑论的学说通常被看做是相当明确地将教会置于国家之上，以至于尽管其文字表达没有遭到否定，这一学说的精神还是遭到了违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双剑论学说的坚定仍然让人印象深刻。它表现出即便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早期那个上帝授权于一个特别的人类组织解释并且捍卫其言词的时期，大多数确实是虔诚的——也分享着西方传统的对权力集中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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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美国体制衍生于那些比美国本身存在时间更长久的观念。权力分由政府的三个部门掌握是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古希腊的一个主题的变体。政教分离的观念得自于中世纪时期的一个原则——即便来源于上帝的权威也不能证实不分割的权力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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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得不感到，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多个权力中心。也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如建立科学性政府、秩序及和平、完全的民主或正义。令人惊奇的是，每一个刚才提到的反对立宪主义的思想家也都反对权力的分割。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家一统治者即便在分享权力的时候，由于有完善的洞察力因而不可能有争执，因此不会相互监督，让不具备完善洞察力的人对他们进行监督是不可容忍的。对于霍布斯来说，任何权力分割都会带来混乱。卢梭认为将权力散布在多个中心的做法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意味着限制人民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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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对权力进行宪法限制的讨论中所指出的一样，这些思想家并不过时。他们代表着在二十世纪仍然很有势力的思想。柏拉图提倡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综合地、有组织性地运用知识；霍布斯提倡在保持秩序时，要有最大的效率；卢梭提倡人民无限的统治地位；而列宁则提倡绝对的公正。所有这些要求在我们的时代得到声张，而且都至少是含蓄地要求权力的集中。有反对它们的正当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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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哪里以及怎样划出权力的范围。我们已经思考过道德和宪法的界线。这些就像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争议的边界线，经常发生争斗。还有第三种界线，也许是遭到过更激烈反对的界线——经济。这里的问题是，经济体系是否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它是否有自己的规律（“供求规律”），而政府的干预只会使它偏斜？它自然地指向一种比政府计划能达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秩序吗？问题在于，政府是否不应该插手经济权力的主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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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政府是否通常应该让私人掌握工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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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比它看上去更有广泛性。工业这个词是所有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矿山、电力、通讯等等，以及工厂——的缩写。问题并非只涉及生产，还有分配；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分配。总之，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地球所负有的责任——对整个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对我们为了维持并改善生活所用的物质所负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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